“高三學生請求遷移鳥巢”：時代的教育壓在一個人身上，是很重的

「這種價值規訓對于個人的沉重之處在于：太多“教育”只提供希望而不提供方法，只提出倡導而不看到具體的土壤。價值的回響被施加在個人身上時，具體和實際的訴求顯得尤為渺小。于是我們比起同學的聲音，更在乎遠處的鳥叫。」

在這個車、馬、郵件都過慢的時代，一封回信火了。

3月27日，一封來自深圳寶安中學高中部校長的回信登上熱搜。事情源自一封來自中學高三學生的匿名信。Ta在信里寫道，由于噪鵑“激情啼鳴，余音繞梁，不知疲倦”，因此希望校方能讓“這些生靈回到青山綠水，而不是偏安一隅”。

（深圳寶安中學學生來信的原文）

而后，校長袁衛星在自己個人微信視頻號“袁衛星的生命教育”上寫了一封回信。“我理解你的急切，但我不能答應你”，并由此展開了一場“生命教育課”。

（袁衛星校長的回信）

當兩封信被放在公眾視野后，輿論也迅速發酵。有人認為這一代年輕人“嬌氣”；有人認為這場別開生面的教育值得稱贊；也有人認為，校長的回信答非所問，暴露了當下教育里隱形的“泛教育”錯位。

這場愈演愈烈的事件值得我們反復咀嚼的，遠不止兩封信本身。因為這場風波，不僅暴露了當下這個社會溝通的某種失效，也讓我們窺見了“時代的重量”壓在一個人身上時的重量。

這封袁校長的回信，其實暴露了一種我們在當下的一種溝通錯位。

在信里，他寫道：“完全理解高三學生的急切和辛苦，明白高考備考的壓力有多大”。然后，他以一節“生命教育課”，告訴同學如何面對生活的干擾、與自然和平共處；最后以一句擲地有聲的話作為結語——“教育的終極目標，不是讓世界適應我們，而是讓我們學會與世界相處”。

（袁衛星校長回信的結尾）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封懇切的回信，甚至切中這個時代有關優績主義的弊害。但假如你反復讀過，又會隱隱感覺到一些不對勁。這種不對勁在于：這封回信只有觀點，沒有理解；只有信息，沒有緣由。

這是一種在當下這個時代非常隱秘的習慣。大數據帶來的洪流，讓我們每天都包裹在一個高信息濃度的生活里。一切都太快，一切都太新，以至于我們沒有時間思考。于是，追根究底成為了一件多余的事，一切都只停留在了現象和信息。我們在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就機械地合理化了事實，讓思考停留在了淺層。

（《娛樂至死》選段）

就像在這封回信里，我們只能看到噪鵑吵鬧的事實，卻沒有人追問：究竟有多吵？這種吵鬧為何影響了他們？是什么讓他們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把鳥叫當作大自然的呼喚？

很少有人注意到，熱搜詞條里使用的“拆除”并不準確，因為那位同學在信里請愿的，其實是把鳥巢遷移別處；也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信里提到的噪鵑其實并不自己筑巢。它們發出的叫聲是飛行途中季節使然的求偶行為。鳥巢的去留，其實在根本上沒有解決的效力。

這場溝通的錯位就在于：當我們過快地認為“事情就是這樣”，就很容易用價值取向覆蓋對于具體個體的體察。就像在這節“生命教育課”里，那些具體的、需要“理解”和“調查”的部分被迅速確認和帶過，然后被一種更高維度的教育理念所覆蓋了。

而當一個倡議脫離了具體的語境，也很容易變成萬般皆可用的無用論。它可以放進任何語境，但在任何語境里都無法具體和實際地解決問題。

（網友用相似的邏輯得出了荒謬的結論）

這種倡議看起來無害且正確，但其實阻斷了交流變得更為寬廣的可能。因為當交流不再變得具體和當下，我們就只能用價值對抗價值，立場對沖立場，那些現實的問題和尚待商榷的聯系，都變得不那么重要起來。

而這，是比“錯位”更值得讓我們思考的。當交流只剩下立場，我們會變成什么樣子？

讓這場看起來并不大的“鳥巢”事件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是校長的回信方式。

校長把回信發到了網上，由此將一場小范圍的討論討論推向大眾。很快，這封信被截圖、轉發、解讀，登上熱搜。鋪天蓋地的贊美涌來，人們不吝嗇地用最美好的詞匯去描繪這封信，也在用自己的經驗延續這節課堂。然后，那位寫信的高三學生，被迅速推到了對立面，成為了不止一個人的“學生”。

（網友對事件的留言）

而這個傳播的路徑里，隱含了教育里的另一層權力關系。我們都知道好的教育應該是什么樣的，但同時，在社會這個更大的場域里，還有另一種“教育”。它的背后，默許了“老師”權威的不容置疑，和“學生”無條件接受的理所應當。這個時候的“教育”，實際上是群體向群體之間的傾軋，變成了一種權力的實現。

透過這層權力關系，我們得以窺見，當一場對話其實并不平等，當價值俯瞰一個群體時，他們所需要承擔的重量。

這種重量在于：當某種倡導落在一個人身上的時候，很容易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作用力。周圍的一切都告訴他要一定有一個好成績，因為只有一個好成績才能有一個好出路。《紐約時報》用一個單詞概括張雪峰：Cynical。這個詞，來源于古希臘的犬儒學派（cynicism），他們相信自己看穿了所有高尚理想背后的自私，不相信理想化的追求。

（網絡上對于“犬儒主義”的解釋）

這個稍顯貶義的詞匯放在當下，或許稍顯過激，但依舊折射出一種時代情緒。張雪峰之所以能在直播間撬動上萬家長的共鳴，正是因為在普遍焦慮的當下，我們更容易以功利的視角去評判和審視一切。一切都是分水嶺，一切都是攢給未來的籌碼。這種情緒被施加在高三的學生身上，是一種現實的力量，拉著他要抹去現實的其他干擾，為未來攢牌。

（張雪峰在直播間的語錄）

但同時，我們又不希望他在乎成績，不希望他眼里只有成績。因為我們很快發現，由單一評價體系培養出來的個體是壓抑和蒼白的。我們時常以為，向世俗妥協就能獲得順利和平穩的人生，最后卻發現，我們往往拼盡全力才能獲得一個平凡的人生。而這種生活，甚至比因為理想的落魄更可怕，因為它甚至不是自己選擇的生活。

于是，這種無法完全落地的倡導變成了一種悖論。我們希望他贏，又不希望他在乎結果；我們希望盡早妥協，又希望他最好永遠心懷夢想。這兩種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之間，幾乎很難創造一個具有普適性的中間地帶。

而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也正在這種拉扯中長大。前一段時間，“奧德賽時期”引起了大規模的共鳴。這種共鳴或許正在于，我們明明在互聯網和書本里看到了比當下大太多的世界，但依然無法獲得一個理想中的人生。

（“奧德賽時期”在網絡上流行）

在意義過剩的當下，我們很容易被卷進意義的漩渦里。我們在還沒真正認識世界的時候，就看到了太多經由他人分享的二手經驗。

我們在還沒有看到山頂的時候就已經看過了照片；在還沒有品嘗的時候，就已經對味道心知肚明。我們一步步走過那些被驗證過的意義，卻不知道沒有經過個人實踐的經驗，只是他人咀嚼后的殘余。我們不斷交流想法，卻無法解決生活中真實的問題。

而這就是時代的價值規訓對于個人的沉重之處。太多“教育”只提供希望而不提供方法，只提出倡導而不看到具體的土壤。價值的回響被施加在個人身上時，具體和實際的訴求顯得尤為渺小。于是我們比起附近的聲音，更在乎遠處的鳥叫。

這場討論的曖昧之處在于，兩方好像都沒錯，但事件依舊滑向了一個不可控的方向。

透過這個看似很小的事件，我們似乎也能得到一個不同于以往的結論。過去，我們時常以結果為論，似乎只要立場和倡導是好的，如何到達的方法并沒那么重要。但在這樣一個溝通普遍失效的時代，相比于倡導和主義，我們或許需要更在乎具體的處境，更在乎方法的可行，更在乎那個被“正確”所指責的人。

（《抓落葉》選段）

而這，正是當下這個時代溝通的病灶。

我們總是急著給出更高明的答案，卻很少先問具體的境遇。這種溝通的“升維打擊”，本質上是一種隱形的權力操作。它用價值的高地，覆蓋了事實的缺席；用理念的星空，遮蔽了腳下的坑洼。被這樣對待的人，往往會陷入一種奇怪的困境：他的痛苦不被承認，但同時又已經被解決。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提出過一個“溝通理性”理論。在他看來，當更高維度的意識侵入日常對話，當一方可以用“更高的道理”來壓制另一方的具體訴求，溝通就不再是為了達成理解，而是為了達成支配。這個時候，我們看似在對話，實則在進行一場不對等的博弈。贏家不是試圖交流的一方，而是占據更高位置的一方。

（哈馬貝斯總結當今社會“工具理性”的泛濫）

就像在這場風波里，當回信被發到網上，一場校內對話就變成了公共事件。這個舉動本身，就已經改變了溝通的性質。當全網的贊美將校長的回信奉為“標準答案”，那個寫信的學生面對的就不再是一位校長，而是一種被輿論認證過的“正確”。

這種系統性的扭曲并不來自任何人的惡意，甚至來自一片好意。但好意不能替代平等，溫情不能消解權力。當一方的訴求被另一方的價值覆蓋，當具體的困境被宏大的理念消解，對話就成了獨角戲，溝通就成了獨白。

而這種扭曲，不僅一種對話中的困境，也是我們在當下的生活里尤其需要警惕的。因為一個時代的鳥巢對于個人來說是很重的。當我們習慣于追求價值上的宏大，就很容易失去對于附近的覺察。

一場真誠的對話，需要我們真正走進另一個人的處境里，去看到真實存在的附近，去聽到那句尚未說出口的話。在這個時候，我們才能理解龐穎在那場辯論賽上說出的那句話。我們只有經由個體的目光，看到了背后的那個結構，才有可能平等地交流和對話。

（辯論賽“愛美之余女性是一種自由/不自由”中龐穎的發言）

只有跨過信息產生思考，才能不讓交流止步于淺灘，才有可能共情他者的立場，產生真正的溝通。聽見附近的聲音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在逐漸撕裂的當下尤為稀缺和重要的能力。

相比于鳥巢的去留，我們真正應該看到的是鳥巢的重量，以及透過鳥巢的枝椏看到的天空。下一個春天依然會來臨，噪鵑依舊鳴叫，我們無法讓世界的聲音統一，但我們可以學會——在給出答案之前，先聽完那個問題。

（圖片素材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