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校最小的官，管著最雜的事。”上海政協委員：班主任沒能力承擔無限責任

今年是齊林當中學班主任的第14年。剛工作時，學生到辦公室找他，隨手帶上門，他并不在意。后來聽了老教師提醒，女生進來時，他會加一句，“請把門開著”，再后來只要學生進來，他都要求開著門。這幾年與學生交流時，齊林有意識地作記錄，甚至偷偷開過手機錄音功能。他承認這樣做不太合適，“但總要以防萬一吧”。所幸，錄音內容從未被“激活”過。

包括齊林在內，“身心疲憊”幾乎是班主任的共同感受。多項調查數據顯示，中小學班主任平均周工作時間普遍超過60小時。齊林坦言，即便收入比其他任課老師多一些，也不愿意當班主任。只是因為學校女多男少，校領導、教導主任、年級組長都盯著那十來位適齡男教師，“今年我帶畢業班，領導已暗示希望我明年繼續當班主任”。

即便心累，但齊林依然同意，當好班主任是教師成長過程中的必經之路。只是，走好這條路不能只靠個人情懷，還需要靠制度的賦能，以及全社會的共識。

班主任到底該管多少？

“全學校最小的官兒，管著最雜的事兒。”齊林常拿“班主任”三個字來自嘲，因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班主任這個崗位到底要管多少事。

如果按照2009年教育部印發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班主任的主要工作包括與學生溝通、行為習慣及規則意識培養、思想道德教育、組織班級活動、做好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工作以及家校溝通等。但現實中，班主任工作顯然遠不止于此。齊林告訴記者，學生用餐安全、各項評比、心理輔導、課外運動、網絡行為甚至幾點睡覺都要班主任操心，當校內校外、線上線下的事情一起涌來，實在有點招架不住。

事情變多的背后，是承擔的責任變大了。市政協委員、華師大國家教育宏觀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柯政在調研中發現，如今一線教學中，班主任往往同時承擔教學、德育、家校溝通、行政事務等任務。崗位職責不斷疊加同時，班主任的職責邊界也難厘清，一旦出現學生心理或安全風險事件，責任多集中到班主任一人身上。這種高壓態勢，讓班主任常常處于“應激”狀態。

“班主任的核心工作就是教書育人，理應要讓他們回歸主責主業。”市政協委員、同濟大學附屬新江灣城實驗學校校長徐翔認為，班主任不應該、也沒能力承擔無限責任。他建議要嚴格按照教育部要求，劃清班主任責任范圍，梳理出工作“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不攤派、不轉嫁那些本來就不屬于班主任的工作。

比如，去年11月，上海市教委《加強新時代中小學班主任隊伍建設實施意見》明確指出，要進一步明晰班主任工作的“職權責”，對各條線、部門布置的工作進行審核和整合，切實減少班主任的重復性工作和非教育類事務性工作。

當然，好政策不能只落于紙面。受訪的班主任、政協委員都提到，客觀上社會對學校事務的容錯率極低，要想改變“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情況，整個社會、政府部門、學校都要“扛起”各方本應承擔的責任，把該說的話說出來、該出的政策推出來，該減的形式化內容減下去，理順體制機制，真正把班主任的時間與精力還給課堂，還給學生。

家校之間隔了一堵墻？

40歲的劉麗是上海一家外企高管，兒子上小學一年級。她常陷入糾結，起因是覺得孩子的班主任教學“不得法”，但理性告訴她，這話不能在孩子面前說。因為不久前，她聽到隔壁班兩個孩子在校門口聊天，一人隨口一句，“我媽媽說，某某老師水平不行”。

“先不談班主任的權威，但如果在學生面前連威信都沒了，很難管好班級。”雖然無奈，但齊林對此已見怪不怪，“我們80后這代人的父母，多數只有初高中文化，說不出啥大道理，但天然信任老師。現在，總覺得家長與教師間隔著一堵墻。”

究其原因，一方面，如今家長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見多識廣，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會質疑學校教學。另一方面，因為班主任性價比不高，老師一旦滿足年限評上職稱后，多不愿意繼續擔任。結果就是，年輕人特別是剛入職教師一直是這支隊伍的主力。

劉麗就直言，希望班主任是“有威望、有經驗的高年資老師”。這就需要讓班主任崗位有足夠的吸引力。市政協科技和教育委員會、市政協教育界《關于進一步完善班主任工作支持體系，編織好學生心理健康保護網的提案》中建議，提升班主任的待遇與職業獲得感，設立專項“班主任育人津貼”，并設立班主任長期從教獎勵基金。在職稱評聘中，進一步加大班主任工作年限的權重，讓“當班主任”成為教師職業發展的快車道。

更深層次的，是處理好當下家長與教師之間的關系。“無論是面對面交流，還是在線上家校群溝通，感覺家長對老師不太信任，老師對家長有所防備。”在同濟大學附屬新江灣城實驗學校副校長黃音看來，家校不同頻的根源是由社會心態、教育焦慮、信息不對稱疊加而來的。在這樣大環境下，班主任更應主動與家長溝通，尊重家長，引導家庭教育，同時，社會也要形成共識，家庭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責任人。

有教育學者認為，健康的家校共育形態，從來不是學校把教學任務轉手給家長，也不是家長過度干預校內教學，關鍵在于學校扛起教學與校內管理的責任，家長做好孩子的養育陪伴與習慣培養。雙方理性回到“為孩子好”這個最大公約數，讓家校間溝通的更真實和順暢。此外，學校不是私教，有其面向大眾的教學規范，學校需要聆聽每位家長的聲音，但不一定能滿足所有個性化的要求。

“家長與老師要努力成為教育合伙人，而非對立面。如果真的出現老師不敢管、不愿說、怕說錯的情況，最受傷的肯定是學生。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徐翔說。

誰來關心學生心理健康？

如今，一個現實不得不面對，在家庭、社會、網絡、學業競爭等多種因素下，青少年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凸顯。采訪中，有班主任直言，自己不是專業心理醫生，發現學生這類“苗頭”后，管輕了沒有用，管重了怕進一步刺激學生；說了家長不重視，不說又怕出事擔責，最終陷入兩難之中。同時，這些個案也會占用班主任大量甚至多數精力，擠占面向大多數學生的教育時間。

因此，市政協科技和教育委員會的提案中提到，必須下大決心破解“教師因為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太麻煩而不愿意當班主任”與“因為高質量班主任隊伍缺乏而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嚴重”形成的惡性循環，通過進一步完善班主任工作支持體系，編織好學生心理健康保護網。

柯政為此建議，探索建立學生心理健康“三級責任分擔機制”。第一層次，針對學生日常心理問題，由班主任負責識別與關懷。通過日常談心、班級活動等形式，及時識別異常苗頭，把問題解決在最前端。第二層次，針對復雜心理問題，由學校建立專業隊伍來處理。當班主任發現有些問題難以解決時，啟動轉介程序移交學校處理。第三層次，針對帶有綜合性、反復性且會產生較大社會影響問題，建議由地方政府組織教委、公安局、民政局、婦聯、衛健委等部門成立聯席工作組介入。

與此同時，還要加強對班主任的專業能力支持，推進班主任心理健康專項培訓，提升其對心理風險的識別敏感性和早期應對能力。“要明確班主任是學生心理問題的第一發現人、第一報告人，但不是第一治療人，第一責任人。”徐翔說。

如今，齊林已經開始帶教年輕班主任。即便對現狀有很多改進期待，但他從不否定班主任工作的價值。“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認識的老師都很努力向這個目標前進。”他期待的是，外界能給班主任足夠的理解與支撐——教師群體是由一個個普通人組成，外界可以用道德去規范甚至約束他們，但不該用道德去綁架他們。

“我們努力讓班主任有精力育人、有底氣管理、有尊嚴工作、有保障發展，最終目的是讓孩子能更好成長。”黃音說。

原標題：《“全校最小的官，管著最雜的事。”上海政協委員：班主任沒能力承擔無限責任》

欄目主編：張駿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洪俊杰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