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萬余日軍在通化暴亂，我軍兩小時激戰，斃俘日軍4000余人

1945年8月22日清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的第七天，通化城外仍能聽見零星槍響。山風卷著火藥味鉆進街巷，14萬居民與1.6萬日本僑民同居一城，秩序似乎恢復，暗流卻已洶涌。

通化位于長白山南麓，鐵路、公路、水路在此交匯，關東軍東邊道司令部、兵工廠、軍械庫和機場皆列于市郊。一旦失守，東北根據地腹背受敵，這一點，無論國民黨還是逃亡日軍心知肚明。

九月，我東北部隊進駐后，迅速接管偽機關，冀熱遼行署遼吉辦事處第四專署掛牌，接著又有中共通化地委成立。劉西元、吳溉之把通化視作“東北的漢中”，準備轉運彈藥糧秣、整訓新編部隊。此時的通化，看似安靜，實則遍布未繳械的關東軍殘部、前偽滿政警、各路土匪，以及穿梭其間的國民黨特務。

逃脫審判的藤田實彥——原關東軍一二五師團參謀長——在11月拿到莫德惠簽發的“通化前進區司令官”委任書。他對知己輕聲說過一句：“大和魂尚在，敗而不亡。”密謀就此起步。國民黨通化縣黨部主任李光忱與孫耕堯負責資金、謊言與交通線；藤田提供兵源、火力與一紙“收復東北”的動員令。

進入1946年元月，城里多了幾處可疑的“武術館”“釀酒社”，實為兵器轉運點。日式木箱里塞滿了三八大蓋、手榴彈、迫擊炮彈。農歷臘月二十三，小年夜，近藤晴雄借著對聯義賣之名，摸清了市區崗哨布置。幾名地下交通員暗中記錄，情報被送到通化支隊。劉西元在燭光下攤開地圖，指著幾處紅圈低語：“敵人要一舉摘掉我們的大樹。”

大年初二零時，紅十字醫院的夜空晶亮無聲。日籍護士河野雄波提著托盤，120包砒霜混入“退燒藥”。年輕通訊員李小力被喚醒，含糊咽下藥粉后翻身哆嗦，片刻即口吐白沫。隔壁床的李同憲聽到異響，黑暗中喝問：“你是誰？”護士支吾難答。日籍副院長柴田朝江趕來，低聲呵斥：“等拂曉再動手。”兩人匆匆遁走。李同憲起身，用冷毛巾敷住口鼻，發現鄰床已氣絕，立刻警覺。他與同房一個排長相視點頭，抄起手槍匍匐在門后。等三名護士闖入時，兩聲槍響震破寂靜，血濺白褂。

凌晨四點，城里電燈忽明忽暗，繼而盡滅。玉皇頂傳來三聲長哨，宛如厲鬼呼號。近萬名舊日本兵分成七路，刀光交錯，沖向支隊司令部、專員公署、公安局與機場。街口的青石板很快被鮮血涂成深色。

彼時我軍主力正分散在郊外清剿山匪，城內可機動兵力不足六百。專員公署臨危架設沙袋，幾十名機關干部扛槍據守樓道。夏駿青掀開窗戶，沖著樓下日語呼喊：“誤入歧途的兵士，放下武器，保你們安全！”回答他的，是一梭子子彈。

醫院里更似修羅。柴田帶人割喉、注射空氣，153名重傷員命喪病榻。中心街對面，朝鮮義勇軍李紅光支隊聞聲火速馳援，機槍掃開血路，救出五十余傷員。

機場方向戰到破曉。鈴木亨趁火把夜色將機棚燒得通紅，卻始終撼不動守軍。當一個班長在燃燒彈光影里撲倒八名暴徒時，增援炮兵射來一排曳光彈，火線瞬息倒轉。

專員公署困守最久。彈藥見底時，蔣亞泉摘下眼鏡，平靜地說：“再上來就用刺刀。”恰在危急關頭，通化支隊和義勇軍自南北夾擊突入市區，僅十分鐘便解了圍。

日軍余部潰逃，各巷戰士逐屋搜剿。沒有春聯的門板被一一撞開，不會說中文的男人被就地押解。炮兵學校一個排以山炮三發撕開公安局樓體，瓦礫四散，殘敵舉白布爬出。

槍聲停在清晨六點過半。兩小時內，暴亂主力被重創，約三千余具日軍尸體橫陳街頭，生俘及傷俘千余，校級軍官八十余人就縛。

隨后半個月，通化展開拉網式搜捕。城南廢礦坑內清出匿藏武器上千件；河灘枯井里拖出藤田實彥，他裹著羊皮褥子瑟縮成一團。據記載，審訊間隙他向同胞連連鞠躬，聲音低到難辨：“申し訳ない……”幾天后，此人因支氣管炎并發癥死于留置所醫護室。

柴田朝江結局更為凄涼。企圖化裝成難民逃出城南渡口，被識破后就地正法。同案中，孫耕堯、李光忱等十余名主犯經軍事法庭判決執行死刑，余眾分別遣返管制或勞改。

通化保衛戰在官方通報中只是“地方治安事件”，卻讓全東北明白：未繳械的刀與偽裝的笑臉同樣致命；后方亦需槍膛上膛。此后，東北民主聯軍的“清繳、收編、遣返”三步走全面展開，通化再次成為兵工、醫院、學校源源運轉的安全腹地。

那些被搶救的五十余名傷兵，后來多數重返前線。李同憲參加遼沈戰役時提起那夜，低聲說了一句：“誰敢信，過年喝碗水也要提著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