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評丨墓碑豈能成為“情感綁架”道具？刻不刻名法律說了算

刻不刻名，必須充分尊重權利人的自愿自主選擇，墓碑不能成為“情感綁架”的道具。情理之中須有法理邊界，傳統之下要見個體尊嚴

清明將至，有兩則關于墓碑刻名字的案件引人關注。

一則據新聞晨報報道，林女士離婚多年后，發現前夫何先生未經允許，將她的姓名以“兒媳”身份刻在前婆婆墓碑上，林女士起訴維權，要求“除名”；另一則來自長沙開福法院消息，羅女士的父親離世后，弟弟沒第一時間通知羅女士，且墓碑上遺漏了她的姓名，羅女士訴至法院，要求“加名”。

↑圖據長沙開福法院

兩人訴求截然相反，但依法維權意識都很堅定：林女士認為婚姻關系結束意味著她不再是何家兒媳，對方行為侵害了自己的姓名權，也給她造成精神困擾。打官司撇清這層早已解除的身份關系，是重申個體權利與尊嚴。

而羅女士一案中，她所主張的祭奠權屬于人格權范疇。自然人去世后，近親屬參加喪葬儀式是傳統習俗，也是生者致哀的主要方式之一。作為直系血親，其要求在亡父墓碑上加名，同樣關涉人格尊嚴和人格平等。

兩起事件對比來看，除了刻名“一減一增”訴求的顯性差異，兩案還存在相通之處。比如，都存在原告知情權被粗暴忽略的情況，被告“先斬后奏”，以“既定事實”玩情感綁架那一套。但凡事先溝通一下，是否就不至于鬧到如今對簿公堂的局面？

無論是認為“前婆婆與前兒媳關系親近、成全老人遺愿”，還是辯稱“不把姓名刻入墓碑是母親的意愿”，都屬于蒼白辯解，還企圖利用情感施壓，實際上都不能減輕對當事人知情權和人格權的侵犯。

好在案件的結果都維護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林女士與前夫雙方達成了“除名+補償”的調解方案，羅女士得以在父親的墓碑上加名，且獲得一定精神損害撫慰金。

此類案件的發生，反映了傳統喪葬習俗與現代人格權利之間的沖突，這一現象應得到正視。刻不刻名，必須充分尊重權利人的自愿自主選擇，墓碑不能成為“情感綁架”的道具。情理之中須有法理邊界，傳統之下要見個體尊嚴。

當然，關于人格權保護與祭奠權維護，有時也需要消除橫亙在家庭中間的心理之坎。親屬間互諒互讓、相互尊重，合法、合情、合理地祭奠先人，才能讓逝者安息、生者安寧。

紅星新聞評論員 李曉亮

編輯 趙瑜 審核 任志江

紅星評論投稿郵箱：hxpl20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