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戰軍：《國寶》有著一把隱秘的創作密鑰

引言

3月15日，在祝勇《國寶》新書發布會相關分享中，著名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長編施戰軍作為嘉賓出席活動，從創作手法、核心內涵、文學價值等多個維度展開剖析，層層挖掘《國寶》以時間為敘事核心的創作巧思，闡釋作品中家國與故宮、人物與文物等多重關系的深層表達。在施戰軍的解讀話語里，我們能看到其作為資深文學評論者，對當代文學創作、民族文化傳承與文學敘事表達的深刻思考。下面，讓我們跟隨施戰軍先生的視角，讀懂《國寶》里在歷史時間軸上的文物之魂、文脈之重。

我曾對《國寶》有過這樣的評價：中國作家真正實現時間意識的覺醒，真正懂得將時間軸融入創作與敘事的歷程其實并不長。“四大名著”中，空間意識的覺醒、空間化的敘事思維是十分明顯的。我們向來對時間懷有諸多感慨，同時在講故事時營造空間的創作能力，也已然趨于成熟。但如何以時間為脈絡講故事，如何用時間串聯起大歷史與小日子，這樣的創作方式，是近四五十年來我們才逐步掌握的。《國寶》有著一把隱秘的創作密鑰，這把用以撬開歷史、解鎖故宮秘藏的鑰匙，便是時間。

這一時間線索，恰好落在文物南遷的時間軸上。當祝勇落筆于文物南遷這一歷史事件，便自然串聯起所有中國人的文化記憶與歷史記憶。我們知道，故宮中的國寶，凝聚著我們的文化記憶與文化自豪，而凝聚在國寶存續的這段時間里，歷史遭遇重大變局，中國人深陷日寇侵略的深重磨難。去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如今我們翻開《國寶》，其創作時間正與這一節點相合。將時間的警鐘敲入每個人的心中，正是這部作品的深意。

祝勇是資深讀書人，讀了太多名著，也是創作了諸多佳作的資深作家，他深知這類重大題材的創作不可張揚。如何將宏大的歷史事件轉化為鮮活的故事，如何把大歷史融入普通人的小日子，把國寶文物與平凡的小人物相連，是他在創作中始終試圖破解的難題。他在創作中經歷的困惑、遇到的難點、反復的修改，本質上都是為了解決這一核心問題。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國作家便開始不斷探索、挖掘時間的敘事價值，我們這一代作家也始終在思考，如何把時間的敘事搞得更漂亮，讓時間承載更豐富的內涵，而祝勇在這方面付出了諸多努力。

每年國內都會涌現出大量優秀的出版物與長篇小說，每部作品都各有特色。但從時間意識的自覺這一角度來看，加大時間的承載量，在這個情況下又不失對于時間最細微的把握，這樣的優秀創作，《國寶》是第一。其他作品往往從人情世故、地域特色等角度展開敘事，這類故事雖有普適性，卻缺少更深入的文學本質內涵。正如我所說，我們的老祖宗幾千年來對時間始終有著敏銳的感知，但如何將時間轉化為成熟的敘事表達，一直是中國人沒有太完成好的。四十年前，有些作家開始做出示范，而到了今天，我們該將這種時間敘事的探索推向何種高度，《國寶》給出了答案。這是《國寶》的第一個重要成就，也是我們必須予以肯定的地方。

這部作品究竟寫了什么？其實核心刻畫了幾組深層關系。第一組，是家國與故宮的關系。祝勇是故宮的研究人員，深耕多年，而在與故宮并無關聯之時，他便已開啟故宮題材的創作。上世紀90年代末，他創作了著名散文《舊宮殿》，書寫的正是故宮。我與祝勇相識整整四十年，彼時我在山東大學擔任講師，從事新散文研究，祝勇便是這一領域的驍將。從1996年至今，我長時間對他作品的跟蹤，非常了解他的創作。那時候冥冥中可能暗示了將來他的行旅和故宮相關。

進入故宮工作后，我們更清晰地認識到，故宮不僅是曾有多位帝王居住、大臣朝覲的皇宮，更是一座集納無數國寶的博物院。從國寶的視角來看，故宮是中華文化的集中地，而這座最高端的文化殿堂，曾歷經怎樣的劫難，值得我們深思。家國與故宮的關系，絕非一座帝王居所與民族歷史的簡單關聯。從文化層面而言，故宮亮出來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家底”。試想，若這份家底遭到破壞、打碎、掠奪，我們每個中國人會是怎樣的心情？這份關聯，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絕非僅屬于帝王與大臣。《國寶》這個書名起得極為精妙，它正是要展現：當有人試圖摧毀、奪走我們的文化家底時，中國人內心的感受與痛楚，而這正是作品所要詮釋的家國與故宮的核心關系。

第二組，是人物與文物的關系。那文松無疑是作品的一號男主角，其人生軌跡從沈陽故宮到北京故宮，再到臺灣故宮，始終與文物相伴，也親眼見證了諸多令中國人為之震撼的故事，比如書中刻畫的老百姓自發守護鐵路線的情節。《國寶》第一卷、第二卷中，這樣的細節比比皆是。讀罷這些細節，讀者總會不自覺地心潮澎湃，甚至熱淚盈眶，也會由衷感慨：中國人真的了不起。世間雖有精于算計的惡人，但更多的是如書中這般心懷大義的普通人。人物與文物的關系，核心是“守文脈”。如果說家國與故宮的關系，提煉出的核心是“家”，那么人物與文物的關系，提煉出的核心便是“文脈”。這份文脈，根植于每個中國人的心中。老百姓為何拼盡全力保護文物？因為那是中華文化的命脈。要覆滅一個民族，必先摧毀其文化、抹去其文明，而中國人絕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國寶》是典型的中國敘事，中國人的講故事方式，映射著內心的精神狀態，也凝聚著經年累月形成的文化觀念。中國人對生活始終抱有期盼，而這份期盼的落地，往往歷經磨難、飽經波折，《國寶》所書寫的，正是這樣的歷程。文物南遷的過程中，一部分文物遠赴臺海，一部分未能完整回歸故宮；書中的人物，也歷經了戰爭、動蕩等諸多變故。想要在生活中實現團圓、找到歸處，何其艱難，何其痛苦，但中國人從未放棄這份期盼，這正是作品所詮釋的情感與情志的關系。

所謂情感與情志的關系，指的是每個人內心都有一份神圣而不可剝奪的執念，比如對“回家”的渴望，這正是中國人“內圣”精神的體現。而“外王”的一面，在《國寶》中也有著鮮明的展現，這部小說有著其他作品中少見的剛性氣質。

作品中的諸多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鮮活，讀罷后兩卷，很多人物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丁家的子弟丁錦云，以及其前輩、大武生丁鐵竹的后代丁彤云；還有藍星宇這般帶著軍閥遺風、有著悍匪性格的人物，他曾劫持梅遇影，而從他對那只小簠的態度中，便能窺見中國人的俠骨柔腸。作品中諸如此類的剛性特質，在刻畫命運與國運的關系時，起到了關鍵作用。即便是看似柔弱的知識分子，為何能始終堅守心中的信念？正是因為他們的內心有著堅不可摧的骨氣。

因此，閱讀這部書寫民族遭受凌辱、侵略、離散的作品時，我們總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聲音：縱使歷經磨難，我們仍要自強、剛強、雄強。文學作品中的雄強之美，有著至關重要的價值。當年宗白華評價近代之美時，便將其核心歸于“雄強”二字，這其中蘊含的，是真正的民族精神，也是如今尤為珍貴的民族精神。

作品中還有一組極具深意的關系，便是命運與國運的關系。前文所說的剛性特質，是“外王”的體現，而文化與修養，則構成了我們“內圣”的內核。《國寶》的創作，正是對“內圣外王”的一次實踐。作者不僅書寫了一群堅守民族精神的人，一批承載民族文脈的文物，更試圖以這三卷作品，詮釋“內圣外王”的精神內核。這樣的創作，在當下尤為稀缺。我們每個人都渴望生活的完整、理想的圓滿，誰愿意接受破碎與離散？生活中我們難免遭遇諸多碎片化的經歷，但內心始終珍惜并向往著完整與圓滿，而《國寶》所捕捉的，正是中國人內心深處這份涌動的執念，如同文物之上飄蕩的“暗物質”，這是刻在中國人靈魂深處的追求。

在創作領域，我們常說要“貼著人物寫”，有人誤以為這是作家對人物的放任，實則并非如此。作品中的每個人物，都有著自主的意識，并非盲目存在。一個作家對人物的理解與體會能力，決定了人物塑造的尺度與邊界，這才是“貼著人物寫”的真諦。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創作，經歷了生活本身的復雜性，也面對了意識層面的多重交織，這份復雜，遠甚于前輩作家，無論國際文壇還是國內創作界皆是如此。我們每天都在與復雜的現實對話，而這也考驗著我們：如何真正與作品中的人物實現心靈的溝通。遺憾的是，這份能力往往會被外界干擾、拆解，創作的專注力也容易被分散。

而《國寶》，是近年來作家與人物之間進行專注對話、深入揣摩的經典之作。當下不少創作，容易被敘事形式、歷史表象、趣味格調、概念符號等因素裹挾，創作者深知部分專業讀者偏愛這類元素，便試圖通過符號提煉作品價值，以求斬獲各類獎項。但真正以質樸、誠摯的方式進入創作，實現作家與人物的心靈對話，再讓作品中的人物與讀者產生情感共鳴的小說，實則寥寥無幾。從這一點來看，《國寶》堪稱當下長篇小說創作中極為珍貴的佳作。

我們都知道，小說以細節取勝，細節的真實至關重要。但如今很多小說，只是堆砌了大量無用的細節，而《國寶》中的細節，卻有著極強的張力與穿透力。這樣的細節，如同所羅門的瓶子，一經打開，便能釋放出豐富的內涵，串聯起前后的情節與人物，其含金量極高。一個這樣的細節，便能將第三部與第二部中所有人物的命運走向、心智變化與內心圖景盡數涵蓋，這樣的創作功力，實屬難得。當然，這只是《國寶》中的一個例子，書中類似的精彩細節還有很多。

《國寶》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式，同時又在時空架構的創作中，不經意地融入了現代主義的創作手法。事實上，現實主義本就是最具包容性的創作方式。當年劉心武老師擔任《人民文學》第九任主編，而《人民文學》的第一任主編是茅盾先生。茅盾先生是堅定的現實主義者，而在他擔任主編、參與中國文學發展建設的過程中，也扶持了諸多富有創新活力的創作與作家。劉心武老師同樣秉持現實主義的文學理念，卻也積極鼓勵多元的文學探索，為許多年輕的探索型作家提供了展示的平臺。我是《人民文學》第十三任主編，任職時間雖不短，卻未能取得如他們一般的卓越功績。

評價一部以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小說，關鍵要看其能否承載豐富且鮮活的信息量，而非堆砌僵化的知識。這種鮮活的信息量，便是審美信息量——讀者閱讀時，能產生諸多聯想與觸動，總想與作品中的人物對話，當看到人物的相遇與抉擇時，會共情其內心的酸甜苦辣，最終將整部作品的歷史敘事，與自身的內心體驗相連，從而窺見一個民族、一個群體的內心世界圖景。馬克思、恩格斯在文藝理論中，也曾對細節的真實與典型環境、典型人物之間的關系，作出過精彩的闡釋，而《國寶》正是對這一理論的生動實踐。

這部作品兼具現實主義的精神氣質，以傳統文化守護為核心主題，同時又滲透著現代文明的思想內核。它探討了當下的核心命題：我們該如何看待文化遺產，該從文化遺產中汲取怎樣的養分，人類該以怎樣的方式生活，才更為妥當。這些問題，正是現代文明發展中面臨的巨大困惑。閱讀《國寶》時，我們會不斷思考人的價值定位，思考人與物之間該如何建立合理的聯結，而這些思考，都能在作品中找到對應的答案與啟發。

如今，我們打開手機，便會被AI、虛假圖像等信息所裹挾，這些信息不斷干擾著我們的判斷，讓我們的認知陷入迷茫。而我們該如何守護具有穿透性的、通透的認知能力，《國寶》對此也有著深刻的思考。因此，這部作品既是現實主義創作的典范，也是一部極具現代文明氣韻的優秀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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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秦雪瑩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