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高層也有高人，1946年制定的這個計劃，差點要了我們的命

內戰之始，常凱申特級上將對我軍并不全是充滿輕視，其統帥部高層也有高人，制定的方略，如果我們不以后來者的角度去觀察，會發現一個與我們認知不一樣的事實。

凱申在其關于《匪軍戰術之研究及對策》中說：“今日之共匪，其裝備訓練與作戰指揮，比較江西時代，均相當進步。”

又說：“剿匪之成敗，關系我國家之興亡，故應正視此嚴重事實，而確認剿匪乃堂堂堂正正之戰爭，非局部之戡亂與綏靖也。”

所以蔣記政權對內對外是用兩套說詞的，各大戰略區的指揮機關對外掛牌雖然叫綏靖公署，但實際均以正式戰區指揮中心的形式運行。

也就是說，凱申并沒有以完全驕傲自大、滿不在乎的態度對待國共戰爭，這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應有的基本行為邏輯。

國軍統帥部研究出了一個大致的戰略目標：

1.占領匪軍的政治根據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國內外喪失號召力。

2.摧毀其軍事根據地，搗毀其軍需工廠和倉庫，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補給發生困難。

3.封鎖其國際交通線，使之不能獲得國際援助。

我們一條一條評價這幾個目標怎么樣。

關于政治中心，這個絕對沒有錯。瑞金的陷落，標志著第一個革命高潮的停止，中央紅軍幾乎遭遇滅頂之災。

關于摧毀軍事根據地，這個也基本正確，內戰初期長期在內線作戰，確實令我根據地發生巨大經濟困難，以至于不得不做出挺進大別山這種近乎悲壯的戰略舉動。

關于封鎖國際交通線，這個敵我雙方都高估了，最后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外援無論對哪方，都是次要的。但紅軍曾向河西走廊不顧一切地進軍以及抗戰期間重慶獲得的大量美援，都讓蔣政府對外援產生了過高的估計。

總目標大部分是正確的。

為了實現該目標，國軍統帥部進一步制定作戰綱要。要旨是：

1.必須把匪軍占領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據點一一收復，使匪軍不能保有任何根據地。

2.要根據這些據點，縱橫延展，進而控制全部交通線，使我軍運輸方便，進退自如，一個兵當十個兵使用。

3.匪軍方面則因占領地區被我分割，兵力便無法集中。

4.因此我們的作戰納要可以說是先占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余地。

綱要對不對路？實事求是地講，基本對路，這是一條快速致勝的辦法。

以晉察冀戰略區的斗爭為例，國軍控制了平綏、同蒲、正太、平漢幾條大的鐵路線，以及平、津、保、唐、石、太等大中城市，占領了熱河省大片地方和交通線，基本保持了隨時發動進攻的主動權。我晉綏軍區、晉察冀軍區和東北軍區的聯系被割斷。

中原軍區之所以無法堅守，首要原因就是周邊大中城市，如鄭州、洛陽、南陽、漢中、駐馬店、武漢等，悉數牢牢掌握在國民黨軍手中，平漢路我既無法走通也無法破壞，無法破壞敵之調兵。南北突圍，亦只能鉆山溝過水網。

論者以為，蘇中戰役同樣處于敵之重圍，兵力亦處于劣勢，為何能騰挪突圍呢？是不是證明國軍的作戰綱要有誤？非也。

蘇中戰役取勝的前提有二：

第一，兩淮、漣水、鹽城等城市均處于拉鋸中，敵我均無法確實堅守，敵之包圍網拉不起來。

第二，陳毅率山野在津浦路北段作戰，同時切斷或嚴重威脅津浦、隴海兩大鐵路線和運河交通線，國軍調兵效率隨之下降，故對華中野戰軍的圍攻，瞬間爆發力不夠，粟裕得以各個擊破。

不過總的說，國軍以點制線、以線制面、切塊分割的戰術，總的來說學習了當年日軍鐵壁合圍的戰法實質，戰爭初期城市包袱不大、進攻兵力相對充裕之時，確曾對我軍造成極大威脅。

杜聿明從山海關一路打到長春，切實控制中長線及周邊大城市，效果相當顯著，以并不占數量優勢之軍隊，敢于以團為單位（后期以師為單位）對東北民主聯軍分頭進攻，一度兵臨松花江。

王耀武打通膠濟線，凱申親自到青島開會慶祝，意義是什么呢？把解放區打穿了，國軍擁有了隨時向任一解放區發動進攻的戰術起點。后來許世友譚震林率山東兵團發動膠濟線戰役，一反我軍野戰為上、攻城為下的傳統，不惜付出重大代價攻取濰縣、濟寧、兗州等地，就是破壞敵之攻勢。

白崇禧坐鎮武漢，與鄭州、洛陽南北呼應，以南陽、信陽、確山等地為重要節點，使劉鄧大軍進軍大別山后，無法取得大的勝利。要華野助力，才能在平漢線上取得金剛寺、祝王寨圍殲整3師這樣的勝利。而勝利的地點亦可證明，一條通暢的平漢線對我的威脅巨大，我軍必須向鐵路線調集兵力、冒著被敵南北夾擊的風險去截斷鐵路線。

晉察冀野戰軍第二次組建后，也不得不圍繞平津保三角區做文章，在交通干道上來回調兵，才取得了清風店戰役這樣改變局勢的重要勝利。

西北野戰軍有過幾次失利，如二打榆林、西府隴東戰役的失利，進攻的核心都是四塞要點之城市。

筆者讀戰史以前曾有誤區，認為我軍的根據地全在農村，大城市完全可以不管，遠遠地躲在農村建設根據地，等兵糧武器足備，出來打天下就行了。

現在來看這是帶著后見之明倒推歷史的邏輯錯誤。

誠然，解放區根據地全在農村地區，但不得不承認，大中城市擁有的資源力量以及區位優勢就是比農村強，經濟上如此，政治上、軍事上同樣如此。

國軍統帥部的水平其實也是在線的，制定的這套戰略目標、作戰綱要和具體進攻計劃，總體上是符合他自身條件水平的。

那最后怎么越打越不成話，到1948年夏秋突然崩盤了呢？

第一，只抓住了城市，而完全放棄了鄉村。

我黨我軍成功的一大秘訣，是對占絕大多數的農民階層的動員和組織。土改是比較核心的一條工作政策，動員和組織的靈魂是貫通到村的黨組織，不要小看了這個組織。我們以一些縣鄉為例來解說一下。

山東魯中魯南很多地方都經歷了反復，比如萊蕪、蒙陰、臨沂、棗莊等地。當我軍退出轉移后，國民黨的政府和縣黨部隨之跟來，進行由點到線的控制，但很難實施全面控制。

僅以萊蕪為例，國民黨的萊蕪縣政府占著城區，而我黨的萊蕪縣黨政機構仍在縣南的蓮花山區里駐扎。筆者曾去山中探幽，領教過我黨建立的縣級機關的威力。深藏于山中，機構極為精簡，國民黨軍既不耐煩派兵來也不敢派兵來搜殺，地主還鄉團雖然兇狠，但也是外強中干，情報所限，他們無法隨時發現新的縣機關所在地。

在農村這種情況更明顯，即使國民黨的縣政府和黨部掌了權，我黨在鄉村建立的小支部仍可以靈活地生存，剿不盡殺不絕，殺了還能很快重建。為什么？第一，黨員數量多。第二，黨支部的組成極其簡單，三個人就能建支部。三個人的支部就能指揮十幾個黨員，十幾個黨員就可以影響和帶動一大片。一旦敵人控制力稍弱，我便可大量隱蔽地恢復各種群眾組織，繼續為我軍提供兵糧。

當然這種組織形式上的簡單，是靠二十多年來殊死斗爭，用鮮血換來的經驗，是經過無數險惡環境鍛造出來的組織模式，具備極強的再生能力和凝聚力、指揮力。

這一點國民黨高層無人提及也沒有拿出任何戰略上的指導，很多時候軍事上即使取得勝利，或者因我軍主動撤退而控制一些城市，但因對基層的控制十分稀松，致使城市周邊很快重新變為拉鋸區，其軍事成果在不知不覺間以不流血的方式喪失掉。

第二，軍事分工不合理。

曾有軍史同好說，國軍那邊如果評一評將領的檔位，也能排出十大元帥十大將什么的。誠然。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講，國共雙方高級將領的智商水平，基本都是正態分布，絕大多數人分布在正常區間，高手都是極少數的。

頂尖高手的水平，大致也不會差太多。像白崇禧、何應欽、陳誠、杜聿明、胡宗南、顧祝同、閻錫山這些人，與我軍水平最高的幾位，能力都差不多。

那為什么越打越不成話了呢？

以陳誠為例。

陳誠打日軍并不差，抓派系建設也是一抓一個靈。但就是和我軍打，怎么打怎么敗。原因有很多，筆者以為較重要的一條是不應該直接下場，不能管得太具體。

他處在戰略級，管的是宏觀領導，負責制定大方略的。但陳誠動不動一竿子插到底，對某一具體戰略區的事情指手劃腳，親自制定某一戰役方向的作戰計劃。

甚至不惜打破常規，以總長的身份，對全軍進行戰術細節的規范。1946年9月陳誠以總長名義下發的一份《對當前作戰之指示》，曾有一條這樣的要求：“前進時應作廣正面之搜索，每日行程不得超過50華里，下午3時以前必須停止行動，并即行構筑工事，構成火網，以備夜戰。”

讀來真令人噴飯。

堂堂國軍總長，要管的是往哪個方向調集兵力，調整哪個方向的人事，而去管這種事。一兩百萬國軍，處在情況各不相同的戰場，而下達這樣明顯違反基本軍事原理的指示，這個總長當得真是夠滑稽。這樣滑稽的事情，在國軍高級將領中卻是普遍現象。

以魯南會戰為例。

陳誠親自到徐州就近督戰，親自審定魯南會戰計劃，指揮40多萬國軍精銳圍攻華野主力。

看起來頗有點氣勢，其實這也是完全的分工錯位。

魯南會戰國軍參戰兵力分屬幾個不同的派系，戰役出發點也分三四個方向。總參謀長不是說不能靠前指揮，但他的主要任務是協調各方勢力（尤其是國軍這種派系病根深蒂固的軍隊），督促會戰計劃的執行，甚至要管一管前線真正指揮官的人選問題。

該管的沒管好，王耀武和顧祝同、湯恩伯之間互有心病，兩個戰役方向的動作互不協調。不該管的，陳誠卻要四處指揮，命令他的土木系部隊隨時準備捕捉華野主力。

為什么出現這種錯位和不合理？

原因也有很多。政治原因是主要的，即派系病。陳誠雖貴為總長，但派系畛域所限，他也只是一個勢力集團的代言人，并不能無差別地指揮所有國軍部隊，必須抓住一切機會深入一線控制不同派系的將領，以伸張土木系的勢力。這種情形自大革命時始，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繼續光大，陳誠從中嘗到甜頭，于是乎習慣成自然，使錯位指揮和不合理分工成了慣常操作。

本文只是大略提了一些概念性的東西，后續視情還會有擴展性的解讀，請有識之士不吝賜教。

15.最后，推薦一個非常棒的深度歷史類公眾號，我也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