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新增一例訴訟，仕凈科技遭資陽國資追討3.73億，跨界光伏的政企糾紛何時能停止？

文 | 預見能源

3月27日，仕凈科技發布公告披露，過去12個月內累計涉訴金額達5.4億元，45起案件中44起公司是被告，未結訴訟金額占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的49.89%。其中最大的一筆訴訟金額3.73億元，原告是資陽勤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三家地方國資背景公司。

如果再把視線拉遠，過去一年，沐邦高科、億晶光電、寶馨科技、京運通、棒杰股份接連被地方國資推上被告席。這批2022年前后蜂擁跨界光伏的企業，如今集體進入了政企糾紛的高發期。當年地方政府求著光伏企業落地，現在反過來拿著合同追著要賬。

這已經不是一個企業的危機，而是一輪招商模式的清算。

資陽的百億項目， 成了仕凈科技的訴訟導火索

仕凈科技與資陽國資的這筆賬，要從2024年春天說起。

那一年3月，仕凈科技聯合晶科能源與資陽市臨空經濟區管委會簽下投資協議，建設年產20GW硅片+20GW太陽能電池片的研發制造基地，總投資100億元。項目分兩期建設，一期先建10GW硅片+10GW電池片。這是資陽建市以來的首個百億級項目，占地約897畝，被當地視為推動光伏產業“從無到有”的關鍵抓手。

仕凈科技憑什么拿下這個百億項目？答案可能藏在兩個細節里。

一是晶科能源的背書。仕凈科技本身就是晶科能源多年的環保設備供應商，2024年雙方簽署了25億片電池片的采購合同，晶科還在合資公司中持股10%。二是仕凈科技正在光伏制造領域全面鋪開，除了資陽項目，還在安徽寧國投了112億元建設24GW TOPCon電池片項目。在資本市場看來，這是一個跨界成功上岸的明星樣本。

資陽方面給出的條件也足夠誘人。按照“地企合作”的慣常模式，地方政府負責前期代建廠房，同時提供財政補貼。2025年2月，項目現場一派火熱，春節期間每天200人施工，管理人員曾向媒體透露“訂單早就接到手軟”。當時的目標很明確：3月28日實現首片下線，6月30日建成投產。

但事情在2025年下半年開始走樣。

2025年7月，市場開始傳出項目“擱淺”的消息，建設進度未達原計劃，官方也未披露投產信息。隨后，仕凈科技的投資者互動平臺上關于資陽項目的回復，從具體投產計劃變成了“將根據市場情況有序推進”。項目雖然實現了首片下線，但距離全面達產還有相當差距。

到了2026年3月26日，資陽國資正式提起訴訟，要求仕凈科技支付3.73億元。涉訴主體覆蓋了四川仕凈、仕凈科技和安徽仕凈光能——資陽項目、總部和寧國項目全部被卷入訴訟。

仕凈科技自身已經千瘡百孔。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公司貨幣資金僅剩3.03億元，而短期借款及一年內到期負債高達18.24億元。業績連續兩年虧損——2025年預計歸母凈利潤虧損7.7億至9.7億元，虧損還在擴大。控股股東質押比例高達98.56%。

更令人不安的信號出現在2026年2月：新聘請的審計機構蘇亞金誠會計師事務所，入場不到一個月就遞交了辭任函，理由是“未按約定時間提供審計資料、未支付審計費用”。

當一家公司請不到審計機構來審賬，問題恐怕遠不止3.73億元訴訟那么簡單。

地方國資集體“翻臉”， 光伏政企聯姻的批量破裂

仕凈科技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

如果梳理一下近期光伏領域的地方國資追償案件，會發現一個清晰的脈絡。這些跨界企業在2022到2023年蜂擁入局，地方國資熱情支持，如今行業下行，雙方開始相互算賬。

沐邦高科的案件最為典型。這家以益智玩具起家的公司，跨界進入光伏后與梧州市政府簽署了10GW TOPCon光伏電池生產基地項目協議。梧州方面撥付了2.7億元財政補助和2.4億元項目建設扶持款，合計5.1億元。但項目長期未按約定推進，始終未能投產。2025年7月，梧州市政府下發行政決定告知書，要求沐邦高科退還全部資金并承擔違約責任。與此同時，公司一年內新增140起訴訟仲裁，涉案金額高達9.23億元。

億晶光電的遭遇同樣值得關注。2022年，這家“光伏組件第一股”與全椒縣簽約，計劃投資超100億元建設10GW光伏電池、10GW光伏切片及10GW光伏組件項目。全椒縣平臺公司嘉辰基金出資7億元入股項目公司，實繳1.4億元。但項目只完成了7.5GW電池產能就止步了，2024年10月起基地陸續停產。2025年12月，全椒經開區管委會擬解除投資協議、追回1.4億元出資款，還要追究代建費用、租金及資金占用成本等違約責任。

更早的案例來自京運通。2017年，烏海市政府為京運通代建價值約3.5億元的廠房，但代建款遲遲未能結清。2025年7月，烏海國資子公司提起訴訟，一審判決京運通需支付約2.32億元。

此外，寶馨科技遭懷遠國資起訴追討約3.25億元股權回購款，棒杰股份被蘇州國資要求履行約3億元的回購義務。據不完全統計，僅2025年，已有至少6家光伏企業披露與地方國資平臺的合作糾紛，涉案金額累計超20億元。

這些案件的共同點是什么？

一是涉案企業普遍缺乏光伏制造的核心競爭力。沐邦高科、寶馨科技、棒杰股份都是2022年之后才跨界進入光伏的新玩家，技術積累幾乎為零，抗風險能力極弱。仕凈科技雖然在環保設備領域與光伏企業有業務往來，但制造電池片完全是另一回事。

二是地方國資的投資模式高度雷同——代建廠房、財政補貼、國資入股，用真金白銀換來企業落地。這種模式在行業上行期看起來多贏，企業獲得低成本擴張機會，地方獲得投資和就業。但一旦行業下行，企業的資金鏈斷裂、項目停工，地方政府的投入就成了沉沒成本。

三是這些企業的財務狀況都不足以支撐賠付。沐邦高科資產負債率超過80%，仕凈科技子公司負債率超過96%，寶馨科技和棒杰股份也均在90%以上。即便地方政府贏了官司，能從這些企業手中追回多少實際資金，仍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地方國資當初的投資決策，是否盡到了審慎義務？

回顧這批跨界企業進入光伏的時間點，正好是2021年到2023年光伏行業最狂熱的階段。彼時，全行業產能擴張，跨界玩家層出不窮，各地政府把光伏當作招商引資的重點方向。在這種大環境下，一些地方國資的投資決策顯然出現了風險控制層面的疏漏。

2024年，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曾公開指出，中國光伏行業存在著重復布局和內卷式競爭，根源在于企業各自為戰、地方政府過度招商、金融機構無序投放。這句話在仕凈科技案中同樣適用。

當“分手的代價”壓垮企業， 地方國資也在被反噬

仕凈科技的訴訟還在審理中，但行業內的“政企分手”已經開始顯露出一個深層問題：地方國資即使贏了官司，也未必能拿回錢。

以棒杰股份為例。2023年，棒杰股份與揚州經開區管委會簽訂光伏合作建設項目，后因市場環境變化于2025年陸續終止，公司不僅被要求賠款，還陷入了資不抵債的困境。2025年歸母凈利潤預計虧損9億至12億元，期末凈資產預計為負9億至負6億元，已面臨退市風險警示。公司目前正推進預重整程序——這意味著即便地方政府贏了官司，也只能在債務重組中與其他債權人一起排隊分配。

億晶光電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近三年來，公司營收凈利雙降，2025年前三季度營收僅15.56億元。全椒縣要追回1.4億元投資款，但億晶光電自身的資金狀況已十分緊張，這1.4億元能追回多少，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沐邦高科更是被140起訴訟壓頂，涉案金額9.23億元，占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的123.98%——這意味著即便把所有凈資產都拿來抵債，也不夠還。

地方國資的尷尬處境在于：當初給出去的錢是真金白銀，現在要回來的可能只是一紙判決。

更棘手的是，仕凈科技這類企業的訴訟還牽扯到一個深層次矛盾——當初地方國資投資的本質，是一種風險投資行為，但實際操作中卻按照固定回報的模式來設計回購條款。當項目失敗時，企業已經無力履行回購義務，地方國資的投資就變成了壞賬。寶馨科技案件中，懷遠國資要求的回購款和違約金合計約3.3億元，而這家企業已在2024年將連云港子公司以1元價格轉讓出售。這種極端案例并非孤例。

從仕凈科技到沐邦高科，再到寶馨科技、棒杰股份，這些案件勾勒出的圖景是：地方政府和跨界企業當年一拍即合的合作，如今正在演變為一場零和博弈。雙方都沒有贏家——企業的資金鏈斷裂，地方國資的投資也打了水漂。

在這場糾紛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更根本的制度缺陷：政企合作缺乏有效的風險分擔和退出機制。

行業上行期，財政補貼和代建廠房是吸引投資的“標配”。行業下行期，這些工具反而成為束縛雙方的繩索。地方政府不可能無限期等待企業回暖，企業的資產也難以快速變現。當雙方都卡在中間地帶，訴訟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仕凈科技的3.73億元訴訟，只是這個大背景下的一個注腳。未來還會有多少類似的訴訟浮出水面？那些曾經被地方國資捧在手心的光伏項目，又將如何收場？答案恐怕并不樂觀。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輪“政企分手潮”還遠未結束，而地方國資的投資邏輯，或許也該重新想一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