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打工人好奇：在唐朝上班究竟是什么樣的工作體驗呢？

公元822年的一天清晨，長安城東的一處小坊里，一位中年官員披衣而起，摸黑點燈。院外天還沒亮，大街上卻已經隱約傳來馬蹄聲，他皺皺眉，自言自語：“這鬼天氣，又得踩著水去點名了。”這一幕若放在今天，多少人都會有點熟悉的感覺：天不亮出門，天黑了回家，只不過換了個時代。

把視線拉遠些，會發現唐朝這個在史書里被寫得極為輝煌的王朝，背后也站著一大群“打工人”。他們穿的是朝服，不是工裝；拿的是官俸，不是工資條，但在“上班”這件事上，悲歡似乎差不多。

有意思的是，唐代的官場世界，一頭連著寒窗十年的學子，一頭連著大明宮里清晨的朝會，中間夾著考勤、值夜、租房、發飯票，一點都不浪漫。若真把今天的社畜丟進唐朝，多半會發現：日子未必更好過，只是換種活法而已。

一、從考場到官場：走上“編制”的死亡難度

要想在唐朝“上班”，大部分讀書人只有一條路：科舉。唐高祖武德年間開始設科舉，到唐太宗貞觀后逐漸成熟，到了開元、天寶時，已經成為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主渠道。話說得好聽，現實卻很骨感。

唐代科舉中，最受看重的是進士科和明經科。明經偏重經義，進士重在策論文章。每年進京應試的學子上千人，甚至上萬人，能考中明經的大約一百人左右，進士則只有二三十人。有時候整場考試下來，“同年”就幾十個，落榜的多如牛毛。按照比例算，競爭之激烈，不比今天的“國考”輕松。

而且即便僥幸中了進士，故事也遠沒結束。唐代官階從正一品到從九品，共三十余級，科舉出身，多半要從八九品的小官做起。哪怕狀元出身，也不可能一腳跨進宰相班子。韓愈五十幾歲才做到吏部侍郎，柳宗元也不過是個刺史、司馬，天賦與機會之間，始終隔著一層冰冷的制度。

可以想象，長安城里那些住在寺廟、客棧、破院子里的舉子，也會在夜里長嘆：“讀了十年書，上個班咋就這么難。”這一點，放在任何年代，味道都差不多。

不過，科舉一旦上岸，身份立刻不同。吏部參與選任，門下省復審，授官文書下來的那一刻，便意味著他有了“鐵飯碗”，從此穿公服、領俸祿，進出官署、參與朝會，哪怕只是個從九品的“芝麻官”，走在街上，腰桿也直了許多。

二、上班路上的風雨：馬蹄聲里也有“通勤地獄”

唐代的長安，是標準的規劃城市，宮城、皇城、外郭城分區清晰，縱橫大街寬闊筆直。表面看上去，上下班路上很體面，實情卻沒那么輕松。

交通工具倒是不缺。自貞觀年間開始，朝廷在隴右地區設馬監，大力養馬，唐玄宗時登記在冊的官馬就有幾十萬匹，民間也能買到價格相對便宜的馬匹。在西市，一匹一般的馬用幾匹絹就能換到。官員多半騎馬，命婦乘車，普通百姓則步行或騎驢騾。對很多中低級官員來說，有一匹屬于自己的馬，相當于現在有輛代步車，擠公交排長隊那種煩惱，要少不少。

但天有不測風云。長安雖然有明渠暗渠結合的排水系統，每條大街旁邊都有溝渠，可在戰亂、荒廢之后，維護不力，城市內澇時有發生。征服考試不易，通勤也不安生。

貞元二年夏天的一場暴雨，就給官場上班族們敲了悶棍。暴雨傾盆，街道積水數尺。吏部尚書崔樞照常出門上班，在崇義里西門一帶被洪水沖走，漂了好幾里。街邊的店伙計看見，紛紛跳水營救，這才撿回一條命。那天溺死在水里的百姓、行人不在少數，上班途中出意外，在那時并不只是個說法。

元和七年的另一次“大風雨”，則直接把“災難片”拍到了長安城里。《舊唐書·五行志》里寫得很清楚：大風暴雨，屋瓦被掀，人多被壓死，城南積水深達一丈多，到了城門口還能看見車輪在水面浮動。試想一下，騎馬趕早朝的官員，遇上這種天氣，估計心里也要打鼓。

天災之外，還有信息不通的問題。朝廷遇有暴雨大雪，可以“放朝”，官員免去當天早朝。但消息要靠內廷鼓聲或差人傳達到各里坊，長安城這么大，又有宵禁、坊門制度卡著，漏聽漏傳很常見。

韓愈就吃過這個虧。某次秋雨天，內廷已下令停朝，他卻沒聽見鼓聲，照例披衣上馬。走到半路，才遇到同僚告訴：“今天不用上朝了。”韓愈只得踩著爛泥回頭。這種“白跑一趟”的窩火心情，大概比加班還鬧心，只不過那個時代沒人發朋友圈吐槽而已。

三、嚴苛的“打卡制”：八小時只是賬面好看

說到正式上班，唐代官員的作息安排，制度上看挺“人性化”。唐律疏議中就有對作息的規定，大致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官衙工作時間約相當于今天的八小時。

一般情況，五品以上的京官要參加早朝。按今天的時辰換算，大約在清晨卯時之后，也就是六點多到八點多之間。朝會結束，各自回所屬部門辦公，從處理公文、審案，到接待各地來京的使者、百姓，有條不紊。下午申時前后，也就是三點左右，可以“退朝”，有公事加班，無事則回家。

看起來還不錯，甚至比現在一些行業寬松。但真正把唐代官員逼到崩潰邊緣的，是兩樣東西：考勤和值夜。

唐朝中央官署設有專門負責點名登記的吏員，一天之內多次點到。某個時辰沒在位置上，就記在冊子里。考勤制度嚴厲到什么程度呢？無故缺勤一天，輕則記過，重則挨板子，是實打實地“體罰”。

輕微遲到、早退一次，二十小板打在身上；缺勤一天，也是二十小板。要是連著缺勤二十五天，那就不是小板，而是一百大板；累計缺勤三十五天以上，會被按有期徒刑一年處置。這樣的制度，放到今天任何一個公司，人事部門恐怕都不敢設計得這么狠。

值夜班更是讓許多官員叫苦不迭。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重要衙門，夜里必須有人當值，以應對突發軍情、公文往來，或者皇帝臨時有詔。值夜雖然可以輪班，但遇上戰事緊張、朝局不穩，常常白班、夜班連軸轉。

有的中層官員，白天按時上班，晚上輪值夜，剛熬到雞叫，又要隨朝車隊趕往大明宮，眼睛還沒睜開就得站在殿上聽宣。過勞猝死在任上的例子，史書中不乏記載。

唐玄宗時，梁升卿某天輪到值夜。偏偏第二天是父親忌日，他不忍缺席祭祀，只好一再請求同僚元彥沖替他值班。兩人商量妥當后，梁升卿把當天公務事項抄在紙上，放在官署案頭，本以為安排妥帖。不巧的是，元彥沖當晚喝酒誤事，竟忘了赴值。恰在這時，玄宗命宦官夜查官署，看有沒有偷懶瀆職。結果只看見一張紙條和空空如也的辦公室。皇帝震怒，兩人雙雙被貶出京。一個是盡孝心，一個是貪杯誤事，在嚴苛的考勤制度面前，都沒什么用。

從這樣的制度來看，唐朝的“打工文明”，一點不比今天寬松。只是懲戒手段更直接，給的是板子和貶謫，而不是扣績效、減獎金。

四、官場“食堂”和“福利”：有飯吃，不一定吃得香

說回福利，唐代官員有一點確實讓不少后人羨慕——可以“管飯”。

唐太宗在位時期，朝會時間比隋代有所延長。為了體恤文武百官，凡參加朝會的官員，中午可以在宮中用餐。這頓餐食在當時被視作“朝食”，規格高，頗具儀式感。有酒、有肉、有瓜果蔬菜，還有多種調味品。要知道，鹽、醬、醋這類調料在唐朝并不便宜，遠比今天稀罕，有些還算奢侈品。能在宮廷里吃上這樣一頓飯，對許多官員來說，不只是補充體力，更是一種身份象征。

不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天天享受到這種“國宴”。只有達到一定品級、需要常參朝的京官才有資格。品級低一些的官吏，則在本衙門食堂就餐。食堂運行費用由朝廷財政撥款，不同等級官員對應不同標準。俸祿高的可以加菜，低級吏員就清淡些。換句話說，也有一點“職級飯票”的意味。

但是，誰和誰一起吃，有時候比吃什么更重要。在嚴厲的主官面前，飯局往往變成一場無形的考察。

韓愈在《唐故河南令張署墓志銘》中就寫過一段有意思的場景。張署任京兆尹府司錄時，對下屬要求極嚴，連食堂吃飯都有一套“無聲紀律”。官吏們端起飯碗，默默吃完，彼此作揖告退，誰都不敢隨意說話笑鬧。韓愈用“揖起趨去，無敢闌語”八個字，勾勒出那種空氣凝固的壓抑感。

站在旁觀位置想一下，在這樣的氛圍里，哪怕每天供應的是山珍海味，多半也吃不出滋味。就像很多人形容的那樣：不是飯難吃，是人讓人緊張。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的俸祿結構比較復雜。除了常規的“月給”，還有糧食、布帛等實物。不同品級有不同配額。以白居易為例，他在元和年間任京官時，每月俸錢約一萬六千文。在當時的長安，這算是中上水平，足以維持“衣食不愁，小有余裕”的生活。白居易自己就說，“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然而，衣食之外，還有一個壓在所有人頭上的問題——房子。

五、在長安租房：官員也是“北漂”一族

長安是唐帝國的心臟。來自各地的官員、舉子、商人、僧道、胡客匯集于此，人口密集，物價不低，居住問題尤為突出。今天人說“北漂”、“深漂”，在唐朝，換成“京漂”一點也不過分。

要在長安買一處宅院，動輒數十萬、上百萬錢。對于手里只有固定俸祿、又無家族產業支撐的官員來說，這不是簡單的數字問題。白居易二十多歲入長安為官，在京任職累計十七年，做過禮部主客郎中、知制誥等職，算是中高級干部。但一直到離開長安，他都沒有在城里買下自己的房子。

他寫過一首《寄題梓州牛頭寺》詩，感慨自己“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又說“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羨慕蝸牛有殼、老鼠有洞，自己連一個“容立錐頭地”的地方都難求。一個在朝中有職有位的官員尚且如此，普通舉子和小吏的境況可想而知。

白居易剛到長安時，還有人拿他的名字打趣：“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意思是，在長安想住得好，談何容易。這句玩笑話，倒把大多數京漂的難處說透了。

杜甫也走過一段類似的路。公元746年前后，他三十五歲入長安應試，不幸落第。為了謀一個仕途機會，又不至于離權力中心太遠，他曾把家小接到長安城南下杜城，租屋而居。不久就因房租壓力太大，被迫遷往長安東北方向約兩百多公里外的奉先（今陜西蒲城縣），寄居在當地縣署的公舍里。以唐代的道路條件，這段路程，來回一趟不算輕松。為了節省銀錢，他與“京城”的距離，被迫拉開。

不單文人如此，高級官員也有租房的。唐穆宗時，工部尚書鄭權，主管的是全國土木工程與營建事務，堂堂正三品重臣，家中人口上百，卻沒有自己的幾畝宅地，只能“僦屋以居”。一個管全國建筑的“部長”，自己連住房都要租，這種反差未免有些刺目。

官員不購房，除了經濟壓力，也有現實考量。唐代政治風向變化快，被貶出京、外放為官是常事。今天說“職場不穩定”，在那個講究“人主好惡”的時代，尤為明顯。手里若沒有一座自住房，調令一下，拾包就走，反而少了牽掛。很多外地出身的官員，也抱著“終究要告老還鄉”的心態，把長安視作暫居之地，無心扎根置業。

從這個角度看，唐代官員的生活，也有一點“臨時工”的味道。只不過，他們臨時的是地理位置，而非名義上的編制。

六、俸祿、前程與風險：唐朝上班的真實質感

如果只看數字，唐代中層官員收入并不算太差。以白居易為例，年俸約合二十萬文以上，加上部分實物折算，生活完全可以維持在相對體面的水平。城市里沒那么多消費場景，沒有商場、沒有網購、沒有旅游產業，日常支出主要是衣食住行和人情往來。錢用得節制一些，甚至可以存出一點余錢。

然而，官員的“隱形支出”遠不止日常消費。人情往來、送禮酬謝、供養親族，哪一樣都能把俸祿掏空。科舉出身的多是寒門子弟，但一旦當官，親戚朋友難免會抬望眼，指望他“帶一帶”。再加上升遷的壓力、庶務的纏身，日子未必如賬面那么寬裕。

更大的壓力在于前途與安全。唐代從武則天起，政局多次劇烈震蕩，宰相換得頻繁。中層官員身處風口浪尖，上面一旦出事，下面整串人跟著受牽連，貶、謫、遷、降，都是家常便飯。今天不少人抱怨上班焦慮，擔心裁員、擔心項目黃了，在那個時代，官員擔心的，是一紙貶謫詔書，甚至一場抄家之禍。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回頭看唐代官員的上班生活，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對比：表面上，他們出入大明宮，身著朝服，腰懸寶劍玉佩，馬蹄踏過朱雀大街，身后塵土飛揚，怎么看都風光。可真正落到每日的瑣碎上，也不過是按點上班、按規打卡、壓力在身、凡事小心。只是時代不同，換了一套服裝和稱呼。

七世紀到九世紀之間，在這個被后人稱道的大唐盛世里，數不清的“打工人”起早貪黑，為帝國機器運轉貢獻精力，從科舉考場，到長安街道，從官署案前，到內廷殿下，串聯起那個時代的日常風景。對于今天習慣了鍵盤、屏幕和打卡機的人來說，唐朝的上班體驗看似遙遠，卻又隱約相似：道路不一定平坦，時間同樣捉襟見肘，前程也都要靠自己一點點熬出來。

歷史留下來的，不只是帝王將相的光環，也有這些默默在官署里翻卷宗、在雨夜里守值班的普通官員。他們的生活，少了幾分傳奇，多了幾分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