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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對一個人意味著什么?
對于出生于1992年的索耳來說,是二十多萬字的伏案,更是他在現實與歷史之間完成的一場巨大跨越。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馬來檳島華人的救國夢影,到五十年代珠江口蜑家人的上岸困局;從七十年代西貢姐妹在戰爭硝煙中的南下北上,再到九十年代深圳特區小人物的身份錯位——他用一字一句,打撈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伶仃與漂泊。
這些故事看似獨立,實則脈絡交織,人物命運在季風與洋流中互為化身。當小說的尾聲“果皮”重新合攏,一個光怪陸離的“番石榴宇宙”便赫然立于紙上。
在南中國的世界里,普通人如“水流柴”般在伶仃洋與南洋之間流動。書中那個失落的時空,卻從四張老照片開始。
以下是索耳的自述。
《伶仃世》是一本我準備了六年的書。
究其緣起,2019年夏天我去馬來西亞旅行,自馬六甲到檳島,走過那些廟宇、房屋、騎樓,內心有大震動。那是我第一次對離散華人的感知和接觸。
在這片所謂的異國他鄉,他們如此鮮活而具體地扎根下來,甚至比我還要更像“華人”。我便生長了好奇,為什么?
問題出現,往往不是單個,而是一連串的。帶著問題,我開始收集和行走,框架和結構漸漸在腦中定型。兩年后,我敲下小說的第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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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小說的題目《伶仃世》,也斟酌了好久。
最初想過叫“天光墟”,在粵語里是鬼市的意思,入夜而聚,天光即散,至今在廣州光塔路、海珠橋、芳村等地仍有少許痕跡。墟上擺的,無外乎一些舊貨古玩,攤主也都是上了年紀的阿叔,光膀子搖蒲扇,到了凌晨,攤子也不看,把自己也變成貨物,躺在地上閉目而眠。
在酷熱的嶺南,天光墟倒更像是“夜涼而聚,天熱而散”,它象征著現實生活的另一面,匯聚著夜行的、閑暇的、陳舊不合時宜的生靈。以鬼市為題,跟小說的質地也算貼合,但后來還是覺得這個名詞有些冷僻,遂放棄。
至于“伶仃世”的靈感,則從一個縹緲的概念“人類世”那里得來。地質概念的“世”(-cene),代表著更廣袤深邃的時間,而小說里的“世”,更像是“世紀”(century)、“世界”(world)或者“世間”(society)。借用這樣一個含混的概念,我更想表達的是在一個大時空下,人孤獨伶仃邊緣的生存狀態。
當時在檳島游蕩,沿海墘路慢行至舊關仔角,看鴿子和夕陽齊飛,心里隱隱感應與島的千百種聯結。后來在小說里,我確實寫及這座島的故事,并重現了那段景象。作為外人登島,或多或少帶有一種對島的凝視。島本身是自洽的,它如何理解大陸,理解海?我生長于大陸最南端的偏僻半島,但半島跟真正的島還是不太一樣。近年來,我有幸游歷了一些島嶼,以雙腳感知過它們各自海岸線的形狀。我暗自向它們祈求,借我一雙“島之眼”吧。但我想擁有的何止“島之眼”,我還想擁有“林之眼”“泉之眼”“石之眼”“菌之眼”,等等。如小說中人物所說:
“在檳島糊涂玩了十年,若說有什么長進,大概就是在人情之外,體味了這諸事萬物的有情。”
說回頭,這部小說仍然是跟人有關,寫到的人物林林總總,都是舊世紀一些無關緊要之人,雖活著時如苔蘚一般,好歹痕跡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我尋覓并收集,拼湊出他們影影綽綽的模樣。
舊世紀才過去二十余年,跟現世相比,也已是一個在天一個在地了。跟我對話的,是歷史中徘徊不去的幽靈而已。我選擇寫過去的人而不是現在的人,說漂亮話是尋幽訪古、挖掘暗角、讓失語者發聲,抑或,實質是缺乏與現實產生連接的勇氣?活在當下這種環境、生態、共同體之中,持續的生理性沮喪(最大的沮喪是對自我的沮喪)?
書中有四張照片,分別被我嵌入了小說文本里。它們或啟發了我的想象,或比我的文字更好地代我言說。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它們的背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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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艇
第一張是謝纘泰的“中國艇”,它是“番石榴飛艇”最直接的靈感。2020年底,讀葉凱蒂(Catherine Yeh)《晚清政治小說:一種世界性文學類型的遷移》的時候,這艘飛艇畫像第一次從書頁跳入眼中,我完全被它勾去了魂。第二年,我跟隨廣東時代美術館在開平和臺山進行田野行走,在倉東村的一個家庭博物館再次見到它。真是緣分。那時我就決定要把它寫進小說。開平正是謝纘泰的老家。作為最早設計飛艇的中國人之一,謝纘泰可能更出名的是他畫下的《時局圖》,出現在我們的中學歷史課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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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塔
第二張照片是曾經存在于我的家鄉湛江的一座塔。這座塔建于1875年,被稱為“飛霞塔”或“云梯塔”,二十多年后,湛江(當時叫“廣州灣”)變成了法國殖民地,法國人又給這座塔冠以一個新名稱:“幸福塔”(Tour du Bonheur)。這張照片的攝影者不詳,被一位叫Bertrand Matot的法殖歷史研究者收集得來。塔的造型奇特,就像一枚火箭,佇立在一片農田和沖積平原上。畫面近景還出現了一個戴著草笠的人,可猜想是中國的農民。一人一塔,各位于照片的兩端,遙相對望,莫名有一種科幻感。遺憾的是,這座塔已消失在歷史煙云中,1958年大躍進浪潮來臨,它被拆成磚塊,砌成煉鋼的土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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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芳妹
第三張照片是阿芳妹(Afong Moy)。我是在讀張純如《美國華人史》時,看到了這張照片。據說她是第一位移民美國的中國女性。1834年她被美國商人卡尼兄弟從廣州帶到紐約。為滿足當地人對神秘東方的獵奇心理,她被精心打扮一番,穿上華服,變成展廳中的展品,向支付25美分入場的觀眾演示用筷子吃飯、用裹足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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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合照
第四張照片,是掛在我祖屋大廳墻壁的家庭合影圖集其中的一張。拍攝時間大概是1990年代初。當時叔叔在廣州讀書,爺爺和大伯自鄉下去探他,三人同在省城Citywalk,拿著借來的傻瓜相機,在諸多地標留下了合影。等他們去廣州動物園時,天色已晚,在獅籠前他們拍下當日最后一張照片。閃光燈閃過,鏡頭里的爺爺和大伯連帶著籠里的獅子的三雙瞳孔,同時出現了紅眼現象。所謂紅眼,是因瞳孔在黑暗中放大,令更多強光穿過并射在視網膜的微血管組織上,再反射形成。我覺得這照片有趣,畫面中三者同時出現的紅眼,恰好證明了某種共有的生物性。拿相機去照石頭、草叢,是不會出現這種現象的。時至今日,正如當年的傻瓜相機被消除了紅眼的相機替代,照片中的對象也不能常駐。
從開始準備這本書算起,六年時間何其短、何其長,奶奶、外公、大舅、爺爺、大伯、外婆相繼去往了另一個世界。我永遠懷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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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張照片于小說首尾的故事,可說是某種串聯。我假托阿嬤(奶奶)之口,由家族史彌散到舊世紀的時間之海,打撈出幾個華彩軀殼。之所以寫這幾個人物,說是經過一番考量也好,說是沿著我的路線和腳步,偶然撞上來的也好;他們遠非局限于他們自己,而是萬千人的化身。無形無聲中,我同時敲破自己的人格,漸漸連接到他們身上,一同見聞,一齊感應。
我想寫的,也從來不是某個地域,而是打破它,探向更廣闊未知的版圖。在過去那個時空,疆域和邊界并不像今日那樣確鑿和重要。
普通人便是水流柴,這邊海瘦那邊海肥,從故地到新土,無盡流動循環往復,無非是為“揾食”(謀生)而已。
漫長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包括“鯉·伏筆計劃”在內的許多慷慨支持和幫助,我心存感激,都記于書后。從草稿到成書,如艱難破繭,我要再次感謝編輯黃平麗和宣彤,是她們賦予了這部作品完全的形態。
2026.3.9于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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