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女子被冤羈押兩年多，申請國賠竟遭警方重新立案

作者 | 燕公子

是人都會犯錯。

一旦哪個機構或者組織以0錯誤率為追求目標，那么更大更多的錯誤勢必會隨之而來。

2026年3月29日，海南昌江黎族自治縣的一則通報引發廣泛關注：當地成立聯合調查組，對“史某輝申請國家賠償被依法中止辦理”一事展開調查核實。

通報寫得比較籠統，這里先給大家一個一句話省流版全過程，看了就知道有多么炸裂——女子被羈押821天后無罪釋放，申請國賠13天被叫停，并再次立案。

該女子名叫史玉輝，41歲，河南洛陽人，一個單親媽媽，曾在海南擔任擔任儋州市清宇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經理。

2021年8月23日下午，她正在海南儋州的辦公室里上班，幾名刑警突然闖入，沒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續，直接將她銬走。

據報道，當時在幾十公里外的昌江縣公安局的審訊室里，警察告訴她：“說得我們滿意了，就放你回家；說得不滿意了，讓你牢底坐穿。”

訊問的內容都與她的老板有關——“他們問我，‘你老板(陳吉鎮)有沒有給人送錢’，我說‘沒有’，之后他們就把我關在那里，坐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又開始訊問，我就說‘跟老板出去吃過幾次飯，買過幾次單’。”

很快，她被拘留并送到了看守所，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直到看到羈押單，才知道罪名是“涉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開庭的時候，公訴人給出的證據有二：一是老板有塊地用來蓋學校了，讓她去自然資源規劃管理局遞交材料。二是她跟老板微信聊天“很愉悅”，幫老板買過幾次單。

2023年，在看守所已經被羈押了兩年多的史玉輝向法院寫了申訴信，后被下發取保候審決定。2023年10月23日，史玉輝被三亞市第二看守所釋放，此時距她被逮捕整整821天。

2025年5月23日，海南省人民檢察院終于認定證據不足，下達《不起訴決定書》。同年8月，檢察機關作出《刑事賠償決定書》，同意賠償她的損失。

然而，賠償程序啟動僅13天，一紙通知書讓一切戛然而止：昌江縣公安局以“騙取銀行貸款”為由，對她重新立案偵查，賠償中止。

問題是，這個“騙取銀行貸款”的案子，在剛剛審結的涉黑案判決中，法院已經明確認定：各被告人的行為違反了相關法律法規，但“沒有構成犯罪”。

這里就要說到一個經典的法律原則：“一事不再理”。這是現代刑事訴訟的基石，指的是對同一行為，法院作出有效判決后，不得再進行審理和處罰。

生效判決具有既判力，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推翻。如果允許對同一行為反復立案偵查，司法程序將陷入無限循環，公民權利保障將形同虛設。

那么問題來了：這次重新立案，到底是因為發現了“新的事實、新的證據”，還是僅僅因為——不想賠那筆國家賠償？

如果是前者，那應當有扎實的新材料支撐；如果是后者，那就是典型的“換條罪名繼續追”，本質上還是針對同一個事實做出再次立案。

史玉輝說，從9月12日立案至今，沒有任何人找她詢問、調查過。她主動聯系民警，才知道案由是“騙取海南銀行2000萬貸款”。

警方一位葉隊長在電話里告訴她：“重新立案的證據就是檢察院給我們提供的這些證據材料。”也就是說，用的還是原來的那套材料。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怪象，其實也很好理解。

一個機構如果以“零錯誤”為目標，那么它早晚會以犯更大的錯來掩蓋前面的錯。因為承認一個錯誤，意味著要承受巨大的代價——責任追究、公眾質疑，甚至影響整個系統的“數據”。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朱桐輝曾在一篇文章中犀利指出：無罪判決率的抑制性考核，導致無罪判決被人為抑制，損害了被告人權利，還可能造成冤假錯案。

考核一旦與“數據”掛鉤，辦案人員就可能實施策略化行為，甚至讓程序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今天，我們的認罪認罰率超過90%，無罪判決率低于千分之一。這固然是一個很拿得出手的數據，但說實話，更能讓人感到心安的，是我們的司法敢承認自己犯了錯。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

有過則改，皆大歡喜，有過硬要說無過，那么最后哭的只能是無辜的冤屈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