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醫者的宿命與精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醫記憶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教授深情回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上海醫學院的求學時光。在技術高歌猛進的今天，重溫這份帶著體溫的求學記憶，或許能幫助我們更清晰地回答：什么才是醫學中恒久不變的價值。

——編者

張文宏教授

1

追憶與缺憾

從溫州碼頭到莊嚴紅樓

1987年8月底，我拿著薄薄的一紙錄取通知書，背著行李，從溫州的麻行僧街碼頭坐上輪船，搖搖晃晃22個小時，抵達公平路碼頭，再轉兩次公交車，大汗淋漓地趕到上海醫科大學報到。上醫的校園不大，但有一種嚴謹端方之美。當第一次看見莊嚴的紅樓——東一號樓時，初來乍到的我，被那份氣派莊嚴震撼了。

在上醫這個校園，眨眼就過了近40年。時代變遷，紅樓對面的草坪沒怎么變，和我入校時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添了一座上醫創始人顏福慶先生的雕像，這是對中國首個國人自辦頂尖醫學學府創始人所應當的紀念。很遺憾，我們曾經淡忘過他，我20世紀80年代入校時，就不太聽師生們講起他。現在他的名字隨著歲月流淌卻越來越熠熠生輝，被一茬又一茬上醫人以及更多的人反復追憶、由衷致敬。今年，是中華醫學會創會110周年，這個學會正是他在1915年與另外一位傳染病史上的巨擘伍連德先生聯合創建的。顏福慶先生有一種低調的偉大，不管他自己是否被認可，他留下的豐厚精神遺產，影響了無數后來的醫者，特別是在這所醫學院畢業的我們。

我入校時的校園，除了紅樓仍是校園最亮眼的風景，更有新中國時期建設的公房，筆直方正，彼此倒也顯得融洽和諧，并不礙眼。備戰年代的防空洞，也還在用，改為地下招待所，那里冬暖夏涼的通鋪上，睡過千里迢迢來看我的父親。

20世紀80年代的校園，流行交誼舞。周末，體育館舞曲喧騰，醫科院校女生多，隔壁的上海交大和其他院校的理工科學生就常常過來。因為腳步笨拙，我只能心生羨慕而很少去湊熱鬧。當年的舞場，今天已經成為實驗動物大樓。不光是我，那時的同學多是小鎮或鄉村子弟，大家的家境都不寬裕，也就沒有什么娛樂，都以苦讀去殺時間，來平衡對未來的惶恐。記得當年從四川涪陵農村來的秦智勇與我一樣“土氣”，剛來校時，也一樣有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我們經常一起聊天。如今，他是我國國家神經疾病醫學中心的著名神經外科專家，老練善談，但仍能讓你感覺到和當年相比沒有變過的赤子之心。

大學時代的張文宏（攝于上醫東園區小花園）

最難忘是八號樓——被我們稱作“通宵教室”的它徹夜燈火通明，可以說是同學們追趕未來的“演兵場”。多年以后，如今執掌國家衛健委與國家疾控局的兩位領導，他們的研究生歲月曾在此樓中激情燃燒。上醫的食堂，飯菜雖品種不多，但五分錢的青菜、一毛五分錢的炸豬排、二分錢的饅頭，迄今記憶猶新。飯后的陋室高談、四國大戰、偷偷關起門搓搓的小麻將，都是繁忙學業里的珍貴喘息。

校園周末冷清，上海的同學大多回家了。我有時會去東院區的小花園逛逛。那時候校園唯一小資的地方，就是東院區的小花園和草坪后面的小樹林。20世紀80年代，中國流行氣功熱，我也裝模作樣跟著大師去“練氣”，終是徒勞，只得悻悻作罷。后來，這片園子連同草坪都消失了，立起了生物醫學研究院的明道樓，與對面的治道樓遙相呼應。兩樓間的那條小路，在我畢業后掛上了“陳同生路”的銘牌——于是我才第一次知道另一位老校長的名字，他是抗日戰爭期間原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也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上醫的“守護者”。陳同生和顏福慶先生可以說心心相印，千方百計留下了上醫，沒有全部內遷。我現在常常想起陳同生校長，想起顏福慶先生，沒有他們，也就沒有現在的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自然也就沒有我們這批上醫的學生了。然而，經過一段特殊歲月，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忘卻了他們，至少在我就讀的20世紀80年代，極少有人提起他們的名字，這是我就學期間的一個缺憾。

2

診斷藝術的黃金時代

用指尖傾聽器官的啜泣

我最難忘的，是上醫風骨崢嶸的先生們。

身為20世紀80年代華山班學生，有幸目睹過感染科泰斗戴自英教授查房的凜冽風采。大家常憶及他瘦削的身體裹在白袍里，思維特別敏捷，旁征博引，注重細節。我來到華山醫院的時候，他已經很少查房了，我們年輕醫生有時會到他家去請教問題，也陪他下棋、說話、解悶。這樣的他，已經是一個慈祥的老頭，當時學成歸國的颯颯英姿，只能在他家中的老照片上讓大家嘖嘖驚嘆了。他是英國牛津大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弗洛里（青霉素發明人之一）的學生，歸國創建了華山醫院感染科。記得一位學長說起他查房的一件軼事。某日，眾醫困于高熱疑癥，他指節輕叩病歷：“查查瘧原蟲。”血涂片現環狀體的一剎那，滿室寂然，望向戴先生的目光滿是驚佩。學生追問玄機，先生只拋下淡淡一句：“發熱待查，先想常見病，再想罕見病。患者患病前曾去中國瘧疾仍高發的南方邊陲出差，別忘了，瘧疾仍然是我國常見病。”他又補充道：“對不明原因高熱，需警惕貌似罕見、實屬常見的疾病，瘧疾即屬此類。”

戴自英教授

這“神探”般的鷹眼，更在我的導師翁心華教授手中接力傳遞。我在華山醫院感染科實習之際，翁師還是中年人，已經譽滿感染病領域，尤精發熱疑難雜病診斷。一日，他叩診西北返滬知青睪丸腫熱一癥，僅憑“牧場”二字便鎖定布魯氏菌病，經血培養印證，舉座皆驚，他仍淡然如常：“病史即密碼，細節是鑰匙。”須知，這是上海確診的第一例布魯氏菌病。

大師級醫生的“絕招”，就是能夠診斷出自己從未見過的疾病。

翁心華教授

我進入華山醫院做實習生的時候，很可惜我國內分泌宗師鐘學禮已經不來醫院查房了。但行業內都是他的傳說。他在1980年主持中國首次大規模糖尿病普查（覆蓋30萬人），首次確認中國糖尿病患病率為0.67%，遠遠低于西方。但鐘師推翻了“中國人不易患糖尿病”的固有認知，前瞻性地提出中國人在營養改善后糖尿病必定驟增。當時，我想考內分泌的研究生，選擇了在這個病區再實習。資深研究生李益明（現在的內分泌科主任）則是高年住院醫生。他常會提起鐘先生的往事，說他查房見病人足部潰瘍，必屈膝蹲身細察，任白大褂拖了地沾了塵。鐘先生常說“血糖儀會說謊，病人的腳才說真話”，要求年輕醫生用手去摸病人足背動脈：“你手指感覺到的搏動，比多普勒報告更真實。”

當時我去兒科醫院實習的時候，老院長寧壽葆先生還常來查房。他會習慣性地用手心捂熱聽診器的胸件，俯身靠近患兒，眼神專注而柔和。寧教授聽診心臟時，仿佛不是在用儀器，而是在用他積累了數十年經驗的“金耳朵”直接與心臟對話。他能分辨出常人難以察覺的細微雜音、心音分裂、強度變化、傳導方向。他能通過聽診初步勾勒出心臟畸形的輪廓，這份功力讓在場的學生們嘆為觀止。

寧壽葆先生

追念起來，那的確是診斷藝術的黃金時代，幾乎已成絕響。

3

以書生肩巨鼎

從西征到西遷的義無反顧

最近去新疆出差多次，不自覺就被一部新紀錄片《左宗棠收復新疆》所吸引。追劇時隱約看到一道歷史暗線穿透上醫的長廊——當年執教過我們的解剖學家左煥琛院長，竟是左公宗棠的第五代孫。她的父親左景鑒隨上醫副校長、華山醫院院長錢悳教授“提箱西遷”、創建重醫的拓荒壯舉，仿佛是左宗棠西征新疆植柳三千里的當代回響。左煥琛老師執掌基礎醫學院時，以解剖刀精心雕琢醫者匠心。后來，她主政上海醫療衛生事業，任上海市副市長，更將醫學拓荒精神植入城市命脈。

由此，不得不提令我們上醫老專家一直念茲在茲的錢悳教授，他也是我們華山醫院老院長、中國著名感染病專家。抗美援朝時，他就隨志愿軍出征；1956年，年屆半百的他，更率四百余上醫師生，攜簡陋設備西赴重慶，在荒山上白手起家創建重慶醫學院。為了國家與大眾健康，上醫的許多大師級醫者，總是“提著箱子就出發”。左景鑒先生亦在其列，他是中國著名外科學家、醫學教育家，上海醫學院1937年畢業生（當時在南京大學讀醫學預科3年，再轉至上海醫學院就讀5年，獲醫學博士學位）；他也是原華山醫院副院長，為中國腹腔鏡外科先驅，20世紀50年代首創門靜脈高壓癥分流術式，曾任重醫附屬第一醫院首任院長。

錢悳教授

依據《重慶醫科大學校史（1956—2006）》及相關材料記錄，當時隨錢悳教授西遷的其他著名教授還有陳世騠（生物教研室主任、重醫基礎醫學院創院院長）、王鳴岐（創建重慶醫學院呼吸內科）、內科學專家李宗明（創建西南首個消化內鏡中心）、外科學專家吳祖堯（骨科創始人、我國提取生物骨基質蛋白（BMP）用于骨折愈合第一人）、兒科學專家鄭惠連（創建重慶醫學院附屬兒科醫院）、傳染病學專家劉約翰（建立我國西部地區首個傳染病與寄生蟲病研究所）。這則當今罕為國人知曉的西遷故事，義無反顧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犧牲，多少人生的跌宕，但換來的是遙遠的西部醫療事業的蓬勃與更多人生命的希望。

梁啟超曾云：“五千年中國將吏，西征偉績無過左公。其精神不在戰功，而在以書生肩巨鼎，向絕域播文明。”當時上醫先賢，為國家獻了青春獻子孫的“西遷精神”又何嘗不是呢？

4

院之旗兮飄揚

千萬人托命與醫者精神

入學時恰逢上醫60周年校慶，上醫的校長是肝癌大家湯釗猷，是當今我國著名肝癌專家樊嘉院士的導師。那時少年懵懂，未知其貢獻之卓著，只記得有一張他與總設計師鄧小平共餐的照片，與1956年顏福慶先生同毛澤東主席合影的位置何其相似——都安靜地坐在領袖的左側。很慚愧，當年我們并不了解這些于共和國居功至偉的專家，只是單純地對上醫在醫學界的頂尖地位充滿樸素的自信。然而，這份源于上醫精魂的自信，在日后行醫的坎坷顛簸中，竟成了最堅實的內心支撐。

湯釗猷先生

這自信的根，深扎在我們上醫的校歌中，那是黃炎培在被顏福慶先生和董秉奇醫生救治并出院三天后為上醫所作：“院之旗兮飄揚，院之宇兮輝煌/勖哉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亞東幾千萬人托命之場。”是的，千萬人托命，醫者必須無畏，哪怕只為上醫的院旗增一縷輝煌。

這自信的根，深扎于顏福慶先生拓荒的土壤。他早年留學，學成歸國后卻以更包容的視野，開創“醫學為人群服務”的自主辦醫之路。1927年建校之初，他便規定學生必至衛生教育基地實習一月，并創建吳淞衛生模范區，令預防醫學思想深植人心。他推行兩級制醫校，上醫作為大學醫學院，專育師資，學制六年，兼顧醫者“量的增加”與“質的改善”。這種“醫防融合”的早見，比世衛組織提出“初級衛生保健”，早了近半個世紀。今天，我們貫徹“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基層”，其精髓不正是顏福慶先生“為人群服務”理念的遙遠回響？

顏福慶先生

這自信的根，也深扎于上醫一路傳承的醫者精神。顏先生立校建制，新中國成立后守護上醫的，則是陳同生校長。即便在最艱難的歲月，他亦護住了學府的根基。1955至1968年他掌校期間，公認是上醫高速發展的黃金期，醫療、教學、科研實力冠絕全國。1956年國家首次評定一級教授，上醫（時名上海第一醫學院）獨占16席，他們是：顏福慶（公共衛生）、錢悳（傳染科）、張昌紹（藥理）、徐豐彥（生理）、谷鏡汧（病理）、林兆耆（內科）、楊國亮（皮膚科）、王淑貞（婦產科）、郭秉寬（眼科）、吳紹青（肺科）、胡懋廉（耳鼻喉科）、榮獨山（放射科）、蘇德隆（公共衛生）、陳翠貞（兒科學）、黃家駟（外科學）、沈克非（外科）。數量居全國高校第二，僅次于北京大學。

正如清華梅貽琦校長所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結 語

醫者的宿命與力量

回望來路，30余載煙云過眼。舊照泛黃，同窗或成名醫，或已星散；先賢們更是多半鶴駕西歸。偶爾凝視照片里青澀的自己，竟覺恍惚——解剖室里那個戰戰兢兢的小鎮青年，當真是我嗎？上醫融入復旦，舊址幾番更迭，但在我心中，我的上醫永遠是紅磚襯著白墻的清雋端方模樣，永遠回蕩著先生們穿越時光的耳提面命。顏福慶“為人群服務”，至今回應著“健康中國2030”基層醫療戰略；戴自英“診斷如破案”在AI時代仍提醒我們勿忘臨床思維；蘇德隆“無掌聲的戰場”仍在詮釋新一代公衛人的沉默奉獻。

本文刊于新民晚報2026年3月29日A16版

編輯：錢　衛

約稿編輯：吳南瑤

責任編輯：華心怡

圖片：作者供圖、網絡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