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重聚洪瀆原寶藏

《咸陽洪瀆原新出土碑志》，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漢景帝陽陵博物院編，李明主編，趙占銳、柴怡、趙兆副主編，三秦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兩冊，1580.00元

《咸陽洪瀆原新出土碑志》即將付梓，主編李明先生囑我作序。此書編纂過程中，我多有關注，曾與其探討過相關問題，深盼早日出版，嘉惠學林。今有幸先睹為快，僅據所知，略述其學術價值。

一

咸陽洪瀆原，十六國北朝時稱為“石安原”，隋唐墓志中也經常刻寫作“洪度原”。本書所收北周梁椿墓志記其葬于“雍州石安縣洪度鄉”，尉遲運墓志則云其“反葬于咸陽郡涇陽縣洪瀆鄉永貴里”，知其一度作為正式基層政區的名稱。入隋后，則分屬咸陽縣奉賢鄉、龍棲鄉等，洪瀆（度）有時以里名出現在墓志中。現今洪瀆原是位于陜西省西安市西北、咸陽市區東北的渭河北岸高地，大致范圍包括咸陽市渭城區底張街道、北杜街道和周陵街道轄區約一百五十平方千米。由于西安咸陽國際機場選址此處，隨著1950年代咸陽底張機場整修、1980年代西安西關機場遷建咸陽以及此后咸陽國際機場二期、三期擴建、西咸新區空港新城等基礎建設，七十余年來陸續發掘了大量北朝隋唐高等級墓葬，從考古上確認洪瀆原是漢唐長安城周邊等級最高的墓地。

由于時代局限，洪瀆原出土墓葬資料的系統整理與公布相對滯后，其中1950年代、1980年代兩次發掘中發現的墓志，早已陸續刊布；考古報告方面，1950年代發掘的十二座墓葬資料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陜西考古發掘資料整理研究》，1980年代發掘部分北周墓葬見《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北周孝陵、宇文儉墓等單獨刊發過考古簡報。配合機場二期建設考古工作中發現的碑志，主體收錄于《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相關考古簡報散見于專業刊物。配合西咸新區空港新城建設、機場三期擴建考古工作中出土的碑志，尚未結集，一些重要墓葬的考古簡報，近年已陸續發表。

李明研究員曾先后主持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長安高陽原墓地、唐昭容上官氏墓、唐駙馬都尉薛紹墓、咸陽洪瀆原古代墓葬群等廣受關注隋唐重要墓葬的考古發掘，并經過多年努力，整理出版《長安高陽原新出隋唐墓志》《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肆》，系統刊布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藏墓志，深受學界好評。本書以近十年來西咸新區空港新城建設、機場三期擴建中的考古發現為基礎，匯聚了1950年代以來四個不同時期在洪瀆原地區發現的碑志，共計二百五十一種，其中一百四十三種系首次公布，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除了高清圖版與準確錄文外，本書還有兩個特點，值得專門表彰。一是以墓葬空間為中心，系統刊布材料。與慣常以碑志收藏單位為中心的整理工作不同，本書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2017至2023年在西咸新區空港新城建設中考古收獲為主體，同時囊括七十余年來洪瀆原地區陸續出土，散藏于順陵文物管理所、西安碑林博物館、咸陽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學術機構的石刻，并整理《疑似咸陽洪瀆原出土之碑志》《咸陽洪瀆原未見之碑志》兩個附錄，前者匯集從志主或葬地推測，疑似近年自洪瀆原流散的墓志錄文，后者輯錄傳世文獻及歷代金石著作中著錄葬于該地區的碑志及相關信息。本書體例周密，綜合文獻記載、考古發現及流散墓志的調查，運用豐富的碑志資料，在相當程度上重建了洪瀆原地區的高等級墓葬空間。

其次，在刊布碑志的同時，注意提示相關墓葬的考古信息。與《長安高陽原新出隋唐墓志》體例相仿，本書對于新發現的碑志，刊布了墓志出土時在墓葬中位置的照片，并在解題中簡要記錄發掘時的狀況。近年洪瀆原考古工作中，隨著技術水平的進步與發掘經驗的積累，特別注意勘察圍溝等標識家族墓園兆域范圍的考古現象。由于洪瀆原地區高等級家族墓葬數量眾多，同一家族墓葬，往往自1950年代以來分多次發掘，前后期工作的技術條件迥異，這類信息尤為重要。編者利用這些信息，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如本書收錄羅府君墓志蓋（八二號），出土于咸陽國際機場三期擴建工程三區工地八二八九號墓，從隨葬陶俑判斷屬于隋代，該墓與編號八二九〇唐羅倫夫婦墓、編號八二九一的一座唐代夫婦合葬墓、編號八二八八北周叱羅協墓位于同一圍溝兆域內。叱羅協墓居兆域正中偏南，是此兆域的主墓；隋羅府君墓與唐羅倫夫婦墓分別位于叱羅協墓西北和東北方，是叱羅協的子輩。志蓋記羅府君在隋襲封南陽郡公，叱羅協墓志記世子名金剛，或即羅府君。又1986年在底張鎮岳家新村出土了壽昌公主墓志蓋，壽昌公主其人，學界之前有唐睿宗女、唐代宗女兩說。2021年在岳家村南發現壽昌公主生母王惠覺墓及墓志（二二六號），兩墓相去不遠，可比定此壽昌公主系唐代宗第十五女。本書收錄的多方志蓋，整理者皆借助家族墓地的空間關系，對志主身份做出了合理的推測。

二

由于這一批洪瀆原地區墓葬經科學考古發現，刊布材料系統豐富，著錄信息完整，即使在碑文之外，也提示不少值得探究的線索。關于唐代前期關中地區墓葬的形制與等級、墓地的地面設施等問題，學界已有不少討論。從洪瀆原的考古發現來看，如本書收錄拓跋君碑（一八號）、豆盧恩碑（二一號），結合對于王韶、豆盧恩等家族墓地的調查，學者廣泛引述的按照官品高低允立大小不同的墓園，包含神道碑碣、石像生等要素的唐制，“凡百官葬，墓田：一品方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方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三品方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四品方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五品方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以下方二十步，墳不得過八尺。其域及四隅，四品以上筑闕，五品以上立土堠，余皆封塋而已。凡立碑，五品以上螭首龜跗，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石獸等，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實際上在周隋即已出現，之后或有逐漸規范化的過程。

洪瀆原地區發現大量高等級墓葬，有些家族墓地如外戚楊氏、竇氏持續百年以上，其中以西魏北周至唐初、睿宗玄宗兩個時期尤為突出，甚至安史之亂的沖擊也未將其完全打斷。如出身外戚楊氏的楊卞玉墓志（二〇七號），記其至德二載九月卒于叛軍控制的汴州，乾元元年唐收復東都后，“天地復位，皇上感忠烈之義，增渭陽之戚，詔有司監護喪事，歸之于咸陽”。同時，這一墓葬區也不是封閉的，在西魏北周形成之初，即包含了大量追隨孝武帝西遷的文武官僚。如本書所收若口引德墓志（二五號），志主本姓寇，賜姓若口引氏，其祖寇偘墓志亦發現。上谷寇氏北魏時族葬洛陽，后隨孝文帝西遷，寇嶠妻薛氏墓志云“及四海分崩，二京圮隔，邵州叔父開府西安元公舉家西赴，夫人亦隨入關，攜小抱大，終守元吉”。按西安元公即寇儁，為寇偘之叔，《周書》卷三七有傳，“魏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據志文不難想見寇氏家族扶老攜幼入關的艱辛。北周滅齊后，寇氏家族遷回洛陽，“周宣政二年歲次己亥正月四日，夫人神柩歸于洛陽，合祔于邵州使君之瑩”，并未將洪瀆原視為家族的長期墓地所在。這也從側面證明定居（卒葬）關中，對于包括崔盧李鄭王之內的山東士族，吸引力并不大。

隋唐之際受諸種政治、制度因素的影響，洪瀆原地區高等級貴族墓葬也有變化，未必是持續的。如楊氏家族是葬于這一地區持續時間最久的家族之一，北周建德元年楊紹始葬之后，其子楊達雖被認為亦葬于洪瀆原，但《寶刻叢編》卷八著錄的楊達碑是武則天被立為皇后后，于顯慶元年追立，其初葬的情況并不明確。楊紹諸子中，最為貴盛的是觀王楊雄，楊雄妻王媛華墓志記其葬于華陰縣還淳鄉弘仁里，其子楊續亦葬于華陰，選擇葬入華陰，當有偽冒弘農楊氏郡望的目的。楊紹另一子、唐初位至宰相的楊恭仁則陪葬昭陵，楊氏家族在顯慶以后才穩定葬于洪瀆原。同樣唐儉、唐嘉會父子皆陪葬昭陵，中宗景龍三年，唐從心及妻長孫氏（一四一號）合葬于咸陽北畢陌原，葬禮屬詔葬，由于其子唐晙為太平公主女婿，卷入政爭，未在洪瀆原發現其后人墓葬。蘇同之父蘇孝慈卒于仁壽元年六月，墓志清光緒間出土于蒲城，而蘇同卒于仁壽二年五月，至顯慶五年方因其子蘇機之喪，同時改葬于洪瀆原，蘇孝慈墓志所記的“同州連芍縣崇德鄉樂邑里之山”，可能才是其家族的祖塋所在。

縱觀整個唐代，洪瀆原地區前期有歸化藩將（薛承基墓志，薛延陀部，一三〇號）、高昌王族（麹嗣良墓志，一三二號）、粟特人（康善達墓志，一一八號）葬入。安史之亂后，不乏高句麗貴族（高沖云墓志，二一二號）、禁軍將領（張元憲墓志，二三二號）、宦官（王仲昌墓志，二三九號）等。同時也包含部分身份不高的官僚，如一一一號靳孩墓志記其為西河汾州人，獲授朝散大夫，雖志文漫漶，識讀不易，當是參與李淵起兵的太原元從，李淵攻克西河后，“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泛授通議、朝請、朝散大夫等官，這批元從有不少人后葬于長安。如果考慮到大量沒有墓志發現的墓葬，這一葬地社會階層的豐富性與流動值得進一步分析。

在南北朝時期，墓志文體有一個逐步成熟的過程，近年學者的討論非常豐富，囿于材料很少有人注意志蓋的出現及其功能。早期墓志文字簡單，多屬志墓的性質，本書收錄最早的一方十六國時期魯生磚銘，志文僅“京兆石安魯生”六字，但磚志上已覆有同樣大小的志蓋，只是志蓋素面無字無紋飾，這與學者熟悉的四邊刻有精美紋飾、中間篆書志主身份的志蓋迥異。系統調查洪瀆原發現的墓志，不難注意到這類素面無字無紋飾的志蓋在北周隋唐高等級的墓葬中經常出現，與財力、等級等因素無關，甚至連周武帝孝陵石志的志蓋亦是素面，而且流行時間很長，洪瀆原碑志所收最晚一方素面志蓋，是元和六年竇君妻李媛墓志。又王攸妻盧蘋墓志（一九七號）出土時，因某種原因，未能使用整塊的志蓋，仍覆有條磚若干，或可推測“掩閉”之類功用是志蓋最初的緣起。整理者也在多方墓志解題中指出，志蓋與志石之間夾有紙張或絲織品，在此前考古發現或流散出土墓志中也發現類似情況，這些皆提示我們進一步思考墓志在整個葬禮儀式中的功能。而以上信息，若非經科學考古發掘，恐怕并不能為研究者充分注意。

三

洪瀆原碑志的文獻價值，更是琳瑯滿目，如入寶山，本書所收墓志正史有傳者多達二十八人，其煌煌大者，自有待研究者發覆，以下僅披覽所及，略陳一二。洪瀆原出土碑志中包括了大量關隴貴戚，時間跨度與陳寅恪所論關隴集團的存續相始終，涉及多個家族在西魏北周改姓與復姓的經歷，存錄不少傳世文獻不載或僅記其名關隴次等家族或人物的事跡，對于我們重新思考關隴集團的凝聚與演變，復原關隴貴戚間的婚姻關系與人際網絡，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另值得注意的是保定元年大野貞墓志（一三號），志文記其魏元年中賜姓大野氏，“叔父虎，魏尚書仆射、柱國大將軍”，結合之前發表的開皇十年李寶艷墓志，足以證明日本學者前島佳孝、山下將司等因《周書》無《李虎傳》，進而懷疑李虎本人事跡甚至“八柱國家”為唐初增飾虛構的推斷不能成立。在大野貞夫婦墓道南口又發現了貞觀年間所立神道碑（一〇一號），碑文對于李唐先世的敘事雖稍有殘損，碑中“詔舉為金門鎮將。……詔公部領豪族，鎮壓武川”等文字與《舊唐書·高祖紀》所記“重耳生熙，為金門鎮將，領豪杰鎮武川，因家焉”完全一致，可知是時李唐皇室祖先敘事已定型。

與突厥的關系是北周隋唐幾個王朝面臨的巨大挑戰，佗缽可汗曾大言“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但史籍中對雙方的往來交聘，所記并不充分，本書有多方墓志敘及。如宇文陟墓志（二〇號）云其“將千余騎與突厥主會涼州，破吐谷渾樹敦城”，宇文韙墓志（五二號）云“天和二年，從柱國許國公向突厥迎皇后”。趙文表墓志（五八號）亦記“周高祖椒庭未備，將納翟后，公充使天山”，皆可與史傳相發明。宇文英墓志（一二號）、叱呂遵墓志（三八號）亦記志主曾出使突厥。

唐初政治中，太子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的爭奪，一直是學界聚訟不已的公案。《大唐創業起居注》中記李淵起兵前“仍命皇太子于河東潛結英俊，秦王于晉陽密招豪友”，李世民在晉陽招募的人馬，在兩《唐書》傳記中不勝枚舉，而太子建成在河東潛結英俊的事跡幾不見于正史，當系有意刪落，惟借墓志勾稽一二，如王佑墓志（九九號）云“君躬率子弟，迎大駕于河東，蒙授上柱國”。又尹文憲（九二號）名載郎官石柱、《元和姓纂》等，志文記其“義旗之始，早赴轅門，蒙授銀青光祿大夫，仍掌隴西公府行軍記室”，攻克長安后，除相國府唐王世子文學，任太子舍人，是建成府中核心文臣幕僚，補充了史書闕載的其人之早年經歷。同樣太子、齊王與秦王之間的對立，亦不乏倒放電影的色彩，在平定天下的過程中，恐非涇渭分明。如竇志（八四號）出身外戚竇氏，先隨齊王元吉鎮守太原，劉武周陷太原，李元吉敗走長安，“君出殿后塵，獨摧丑虜”，后又轉入秦王帳下，隨其平定王世充。

從作者而論，洪瀆原出土碑志中不乏由一流文士撰寫，如庾信撰豆盧恩碑、步六孤須蜜多墓志，王勃撰趙士達墓志，另流散出土的庾信撰宇文顯和墓志當亦出自洪瀆原。除了這些名家之外，竇君妻李媛墓志（二二五號）云“外甥女廣平宋道沖，感舅氏之情切，傷弟兄之追慕，吮筆濡墨，泣而志焉”。唐代女性撰寫的墓志，已發現者有四方，分別為曹因墓志、李全禮墓志、何簡墓志、崔申伯墓志，其中曹因墓志或是偽志，這四方墓志皆妻為夫所撰，宋道沖為舅母李媛撰志，在中古士族流行中表婚的大背景下，提供了甥舅關系密切的一個別致案例。

本書所收中晚唐諸志中，最受學者關注無疑是元稹家族墓志，其中包括元行簡妻韋氏墓志（二三三號）、元稹兄元積墓志（二三四號）、元稹妻裴淑墓志（二四〇號）。這三方墓志，結合傳世文獻中保存的元寬妻鄭氏墓志、元秬及妻崔氏墓志、元稹墓志、元稹妻韋叢墓志、韋佩母段氏墓志及近年流散出土的韋絢墓志，對于我們考訂元稹生平、特別是其兩次婚姻的情況，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其中以元稹妻裴淑墓志內容最為豐富，其中一段文字饒有趣味：

初，長安中有無目龍待詔者，善聽人語音，雖謦咳之聲，亦知休咎。庾公嘗于家聚庠序群小，雜以家僮，各令語言，命龍生聽之。閱數輩默，至夫人曰：此兒若是女子，必為宰相妻。諸親見夫人母子孤幼，依倚外家，聞其言皆哂之。及是際遇元日大朝會，身為命婦之長，又宰相獨元公有夫人，禮合懸珠翠、拖繡襦，朝賀皇太后于南宮。宿備車輿，夜施庭燎。親族皆來集，未明，絳騶秉燭前引，緹騎持仗，呵街而出。始時聞龍生之言而哂之者多在戶闥間，皆縮頸不敢仰視。

志文記裴淑以命婦之長的身份朝太后于南宮，恰與元稹《初除浙東妻有阻色因以四韻曉之》詩中自注“予在中書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興慶宮，猥為班首”相合。

龍待詔一名不知是諢號還是確實曾以相術供奉宮廷，如永貞革新的領袖王叔文便出身棋待詔，故遭士流輕鄙，龍氏事跡亦見于《劇談錄》。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笏，以手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邧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傾屬，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笏。復本聽蕭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長官笏。”邧不樂。月余，同列于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衛公方秉政。未見閑，佇立談謔。頃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者為憂之。數日，出為河清縣令，歲余死。其后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頃之，為宰相。

據墓志推考元稹繼娶裴淑在元和十一年，龍待詔相裴淑事當在其前，而《劇談錄》記事在開成中，若兩事皆不虛，則龍待詔活躍于長安城中至少近三十年。《劇談錄》一書，前人多以小說家言目之。近年學者已抉出多例小說與墓志互相印證者，如田仁汪妻竇琰墓志與《冥報記》、蕭遇墓志與《通幽記》，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唐代小說的文體性質。

四

近世學者治碑志者多重視其史料價值，視為出土文獻的門類之一，囿于諸種主客觀原因，對于墓志背后的墓葬空間、出土文物等考古信息關心不多。洪瀆原墓葬不但等級高、延續時間長，埋葬有大量達官顯宦、名門望族，更重要的是經過七十余年四個階段的科學考古工作，墓葬各種信息保存相對完整，價值遠高于一般流散出土的墓志，足以成為我們觀察中古墓葬空間的一個模板。目前除了碑志之外，咸陽洪瀆原墓葬的考古報告仍有待進一步整理發表。發掘出土的文物雖分散在不同的收藏單位，想來不應成為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障礙。

經過多年的科學普及工作，社會大眾已逐漸認識到考古并不是挖寶，而是為了盡可能完整地揭示保存遺址的各種信息。西安咸陽機場五號航站樓附設西部機場博物館目前已展示了部分機場三期考古發現的精品文物，讓公眾得以初步了解洪瀆原墓葬的價值。我們更期待未來通過高水平的資料整理、展覽、研究等方式，重聚洪瀆原的寶藏，而本書的出版為此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本文為《咸陽洪瀆原新出土碑志》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