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泰 | 好書分享第25期：《從農業1.0到農業4.0：生態轉型與農業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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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泰睿思）

正文

一、引言：第六次產業革命即將到來

自17世紀初以來，科學成為顯學，由歐洲起源，逐漸遍布全球，隨即傳統農業退卻，對農業的關注度日益減少。關于農業的研究成為一種碎片化的存在。這一時期，如果有人試圖集零為整，展現世界農業真相，就會面臨著重重困難。這是迄今為止世人仍在迷霧中尋找農業道路，百家爭鳴、莫衷一是的原因。

鄉村是城市的根基，農業是工業的基礎。近300年來工業革命一枝獨秀，人口規模持續增長，不斷地、越來越大口地吞噬農業與鄉村，使工業化規模與城市化群愈加龐大。直至今日，貪婪的工業革命之后人們突然發現，世界鄉村已經徹底衰落，農業破敗不堪，其成長的自然生態資源與人類社會資源基礎即將告罄，未來可能不復存在。工業革命已經登頂，前行就是斷崖！對于人類歷史發展而言，工業革命的確積累了一定的財富條件與知識基礎。然而面對著今日困境，恰似一個青年，使足全身力氣向前奔去，突然發現自己見到只是茫茫大海，再次身處極度貧乏之中。這就是今日世界農業歷史發展面臨的基本局面。

人類文明史是一部探索進步的歷史。工業文明陷入絕境，意味著新文明時代的到來。世界已經處于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之中。今日世界農業與鄉村問題凸顯，農業漸成顯學。關于農業的理論研究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從農業1.0到農業4.0》的作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啟自己艱難的航程的。

這是一部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實踐廣度的研究著作。書中案例與研究論據引證，呈現出當代信息大交流、大融合的本色，展現出了世界農業的多姿多彩。在上述意義上，該書具有開拓性與時代性。鄉村研究工作承載著開辟農業新時代的任務，是一次積極的嘗試。

錢學森講，21世紀是地理系統建設的世紀。錢學森以此為著眼點，創立了產業革命的理論體系，他指出：信息革命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開啟的第五次產業革命，以農業型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為核心建設任務的第六次產業革命即將到來。錢學森還指出，第21世紀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世紀，因而是鄉村振興、城鄉和諧的世紀。這也是一個因建設任務巨大而無比偉大的世紀。

二、文明轉型的宏大敘事：從生態危機到農業4.0的歷史必然

人類文明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工業文明在創造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引發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并使作為工業根基的農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頓。這正是當前人類面臨的根本性困境。從竺可楨關于氣候變遷與文明興衰的假說，到最新的“浙江人”考古發現，歷史的線索不斷提醒我們：農業從來不是孤立的生產部門，而是深深嵌入特定地理氣候條件下的復雜生態系統。農業文明的差異性與演化路徑，首先是由淺表地理資源和氣候條件決定的。

在此基礎上，一個清晰的演進框架逐漸浮現：從農業1.0到農業4.0。農業1.0是以人力和畜力為主要生產手段的傳統農業階段；農業2.0是以農業機械為生產工具的機械化農業階段；農業3.0是以廣泛應用雜交種、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為特征的生物—化學農業階段；而農業4.0則是以信息為生產要素，以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智能裝備為特征的智慧農業階段。這一演進脈絡清晰地表明，工業文明主導的農業2.0和3.0模式雖然大幅提高了農業產出，卻也導致了資源耗竭、生態退化等嚴重后果，已逼近生態極限。

作者由此提出一個深刻的歷史判斷：工業文明已登頂，前行即是斷崖。人類文明必須完成一次歷史性轉向，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在這一轉型中，農業不再是工業化的附庸，而應成為解決生態危機的突破口。農業4.0也不僅是技術的升級，更是發展理念的根本轉變。它要求農業重新嵌入生態系統，鄉村重新嵌入鄉土社會，最終實現人類重新嵌入自然的生態文明新時代。這一宏大敘事，為理解當代農業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價值方向。

三、思想根源與全球格局：認識論批判與三種農業模式

在明確危機與轉型方向之后，作者將分析深入到思想根源與全球格局層面。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學傳統是生態危機的深層認識論根源。這種將人與自然對立、將自然視為征服對象的思維，主導了農業現代化路徑，導致了對生態系統的系統性破壞。與之相對，東方“天人合一”的智慧提供了人與自然協同共生的哲學基礎，為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源。

在這一認識論基礎上，全球農業呈現出“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第一種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主要存在于殖民地國家，以大規模農場、資本密集投入、高度機械化和面向全球出口為核心特征，是工業邏輯在農業領域最極致的體現。第二種是萊茵模式，多見于歐洲宗主國，以中小農場為主體，注重農業的多功能性和環境友好，在效率與生態之間尋求平衡。第三種是東亞模式，這一模式存在于未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原住民農業中，以精耕細作、小農經營、高土地利用率和深厚的生態智慧為特征。

對于東亞模式的形成，有學者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東亞模式主要以中國為代表，其形成根植于獨特的人地關系矛盾。中國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養活了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自古以來就面臨人多地少的國情壓力，這迫使農業生產走向精耕細作和資源永續利用的道路。與西方大規模農場化農業不同，東亞農業以自耕農為主體，依托村社共同體，形成了“小而精”的可持續模式。這種模式并非人為選擇，而是自然稟賦與社會歷史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東亞地區山地多、平原少，季風性氣候顯著，水土光熱配比良好的耕地極為有限。在這樣的條件下，若照搬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大農場經營，根本不可能養活龐大的人口。美國農業學家富蘭克林·H·金在其名著《四千年農夫》中，就曾高度評價中國、朝鮮、日本的傳統農業，認為其為西方化學農業提供了重要借鑒。

通過對三種模式的比較可以發現，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雖在短期內創造了驚人的產量，但其對生態和社會結構的破壞也是最大的。萊茵模式注重農業的多功能性，體現了生態與社會平衡的理念。而東亞模式因其內在地融入了生態服務價值、維系了小農經營的多樣性和鄉土社區的穩定，最契合可持續農業的要求。這一分析為探討中國農業的路徑選擇，提供了清晰的理論參照和國際坐標。

四、中國農業的傳承與新生：傳統生態智慧的當代轉化與價值實現

將目光轉向中國，一部關于歷史斷裂與在地創新的敘事徐徐展開。中國擁有延續千年的可持續農業傳統，精耕細作、用養結合、循環利用的智慧曾是世界農業的典范。然而，在國家工業化、全球化以及生物、化學、機械化的技術改造下，這一傳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農業被納入工業化優先發展的戰略框架，其生態功能被忽視，“石油農業”的廣泛推行導致了土壤退化、面源污染等嚴重問題。中國農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陷入了不可持續的困境。

面對這一困境，積極尋找出路成為當務之急。近年來，浙江麗水、寧夏隆德、重慶城口、貴州羅甸等地的農村實踐提供了有益啟示，其核心是“農村生態資源價值化”。這些案例表明，在政府引導、企業參與和農戶主體的共同努力下，完全可以構建起生產發展、生態良好、生活富裕的統籌發展新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各地在這一領域的探索已呈現出更為豐富的形態。海南白沙黎族自治縣打造的“兩山平臺”便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創新。該平臺自2022年啟用以來，已完成兩輪升級。一期形成了涵蓋自然資源、村域資源、國有資產等七大類二十三小項的生態資源“一張圖”管理。二期建成了生態產品數據庫，利用區塊鏈技術為“雨林水稻”建立數字身份證，從播種到采收的土壤墑情、農事活動全程記錄且不可篡改，讓綠水青山變成了可計量、可評估、可經營的“數字資產包”。這一模式不僅實現了生態產品的數據賦能和交易變現，更讓農戶從保護與發展的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真正實現了生態資源共護、生態產業共育、生態產品共享。

另一個典型案例來自陜西商洛。地處秦嶺腹地的商洛市，依托特色核桃資源，構建了數字賦能的三產融合新生態。從數字育種、智慧種植，到科技深加工實現“仁到油、殼到炭、木到藝”的全組分高值化轉化，再到VR數字文旅和全域智能營銷，打造了“核桃先生”品牌IP，帶動六千多戶農戶增收，實現總產值一億兩千三百萬元。這些鮮活的在地實踐，不僅為全國農業可持續轉型提供了可復制的經驗，更證明了生態文明是可以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的生動現實。

五、國際比較與未來圖景：三維協同的可持續農業之路

將視野提升至全球，通過國際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廓清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前進方向。根據最新的學術研究，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在農業綠色發展方面各有側重。美國主要面臨應對氣候變化風險和減碳固碳壓力，其政策改革兼顧環境保護與農業生產，演化出了以生物技術為導向的綠色科技創新模式。歐盟主要面臨生物多樣性銳減問題，新一輪政策改革以單一生態修復為導向，形成了基于自然解決方案的綠色科技創新模式。日本則因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其政策強調穩定極端天氣下高質量農產品的供給，演化出了以信息技術與脫碳為導向的綠色科技創新模式。

這些國際經驗表明，農業綠色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制度、技術、文化三個維度的協同推進。在制度層面，需要細化綠色發展考核、完善綠色補貼機制、促進產業鏈主體協同。在技術層面，要大力倡導和發展低投入、高效能的生態技術體系。在文化層面，則必須重建人與鄉土、與自然之間的情感聯結。

關于農業4.0的技術圖景，學界已有較為清晰的描繪。有學者將智慧農業概括為“感、移、云、大”四個字，即農業感知、網絡傳輸、云平臺和大數據。未來的農業4.0，將通過天空地一體化的信息采集技術，包括航天遙感、航空遙感、地面物聯網，實現對農田地塊的精準感知、動態診斷和智能決策，最終實現從定性到定量、從概念到模型、從經驗到優化的飛躍。

展望未來，農業的可持續轉型本質上是人類文明整體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錢學森先生曾指出，二十一世紀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世紀，也是地理系統建設的世紀，其核心任務之一便是實現鄉村振興與城鄉和諧。從農業1.0到農業4.0，這不僅是技術或產業模式的演進史，更是一部人類重新認識自我、調整與自然關系、尋求共同未來的文明進步史。這是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但也是人類走出工業文明迷霧、邁向更加和諧的共同未來的唯一通途。

總結：一部關于農業未來轉型的啟示錄

全書從竺可楨關于氣候變遷與文明興衰的假說破題，以“浙江人”考古發現為依據，揭示了農業文明差異性的深層根源。淺表地理資源和氣候條件決定了不同文明的演化路徑，農業從來不是孤立的生產部門，而是深深嵌入特定地理氣候條件下的復雜生態系統。在此基礎上，作者構建了從農業1.0到農業4.0的演進框架：農業1.0是以殖民大農場為代表的規模化農業，農業2.0是設施化、工廠化的“石油農業”，農業3.0是第三產業結合的農業，農業4.0則是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的社會化生態農業，其核心目標是實現“人類回嵌自然”的生態文明。

在認識論層面，作者尖銳批判了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學傳統，指出這是全球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這種將人與自然對立、將自然視為征服對象的思維，主導了農業現代化路徑，導致了對生態系統的系統性破壞。與之相對，東方“天人合一”的智慧提供了人與自然協同共生的理論資源。在全球格局層面，作者歸納了世界農業“三分天下”的框架：殖民地國家的大農場模式、歐洲宗主國的中小農場模式，以及未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東亞原住民農業模式。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雖在短期內創造了驚人的產量，但其對生態和社會結構的破壞也是最大的，而東亞模式因其內在地融入了生態服務價值、維系了小農經營的多樣性，最契合可持續農業的要求。

在中國情境部分，作者梳理了延續千年的傳統農業智慧如何在國家工業化、全球化以及生物化學機械化的改造下面臨危機，進而提出“回歸可持續”的主張。書中以浙江麗水、寧夏隆德、重慶城口、貴州羅甸等地的實踐為案例，展示了農村生態資源價值化的可行路徑，證明生產、生態、生活統籌發展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最后，通過國際比較視野，作者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制度、技術、文化三個維度的協同推進，只有在全球層面實現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整體轉型，農業才能真正成為解決生態危機的突破口。

啟示

啟示I：智慧農業是農業4.0的現實路徑

書中描繪的農業4.0圖景，在今天的政策語境下正以“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形態加速落地。從中央一號文件到政府工作報告，促進人工智能與農業發展相結合、拓展無人機和物聯網等應用場景，已經成為明確的政策導向。這意味著，農業4.0已經從理論構想轉變為國家戰略，為農業現代化開辟了全新的可能。

這一轉型的核心在于生產邏輯的根本重塑。傳統農業依賴經驗判斷和粗放投入，而智慧農業則通過數據驅動實現精準決策。從衛星遙感、地面物聯網到智能裝備，“天空地”一體化的信息采集網絡正在形成，耕地質量、墑情監測、長勢評估等專業模型不斷優化，讓手機成為新農具、數據成為新農資。這種變革的意義不僅在于效率提升，更在于它為解決長期困擾農業的諸多難題提供了技術基礎。例如，精準施肥用藥可以大幅減少化學投入品的過度使用，緩解面源污染問題；智能監測預警可以提前發現病蟲害風險，減少災害損失；自動化作業可以有效緩解農業勞動力短缺的壓力。

更重要的是，智慧農業的發展正在催生全新的生產關系。傳統小農經營由于規模小、信息不對稱，難以對接現代市場。而數字技術的介入，使得分散的農戶可以通過社會化服務平臺實現規模化對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議價能力。這種“小農戶+大平臺”的模式，既保留了小農經營的靈活性，又克服了其分散性帶來的劣勢，為東亞模式在現代條件下的延續提供了技術支撐。對于農業從業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抓住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機遇，加快智慧農業技術的推廣落地，讓科技創新這一變量真正轉化為糧食安全的增量，已經成為時代賦予的緊迫課題。

啟示II：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實現機制

書中反復強調的“農村生態資源價值化”，在今天的政策實踐中正以更加豐富多元的形式落地生根。這不僅是理念的更新，更是一套可操作、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其核心要義在于：生態不再是經濟發展的外部約束，而是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內生資源；保護生態不再是發展的代價，而是發展的前提。

實現生態價值轉化，需要一套系統性的制度安排。首先是確權與定價，只有將分散的生態資源清晰界定、合理估價，才能進入市場交易。其次是平臺與載體，需要搭建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多方參與的轉化平臺，讓生態產品有渠道、有品牌、有銷路。再次是收益分配，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讓保護生態的主體獲得應有的回報，使農戶從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這些制度設計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從更深的層次看，生態價值轉化的本質是發展理念的根本轉變。傳統發展觀將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視為二元對立，而生態文明則強調二者可以協同共生。當一片山林既是水源涵養地又是碳匯資源，既是特色農產品產地又是生態旅游目的地，其價值就遠遠超出了單純的經濟產出。這種多維價值的實現，需要打破部門分割、統籌規劃，需要政府、企業、農戶各司其職、協同發力。當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與文化認同形成合力，綠水青山才能真正轉化為金山銀山。這一啟示不僅適用于農業領域，對于整個生態文明建設都具有普遍意義。

啟示III：可持續農業的中國道路選擇

書中提出的世界農業“三分天下”格局，對于理解中國農業的道路選擇具有重要啟示。作者明確指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大農場經營雖在短期內創造了驚人的產量，但其對生態和社會結構的破壞也是最大的。而東亞模式因其內在地融入了生態服務價值、維系了小農經營的多樣性，最契合可持續農業的要求。這意味著，中國農業不能簡單照搬美國式的大規模農場化道路，而必須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路徑。

中國農業的國情約束是多重的。在自然條件上，山地多、平原少，人均耕地資源極度匱乏，決定了不可能走大規模農場化的道路。在社會結構上，數以億計的小農戶仍是農業生產的基本單元，村社共同體在組織生產、協調資源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文化傳統上，精耕細作、用養結合、循環利用的生態智慧延續千年，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這些約束條件共同決定了，中國農業的可持續轉型必須尊重小農經營的主體地位，必須重視村社共同體的組織功能，必須將科技創新與傳統智慧相結合。

從這一認識出發，可持續農業的中國道路呈現出幾個關鍵特征。其一，不是追求規模最大化，而是追求效益最優化，通過社會化服務降低小農的生產成本。其二，不是否定小農的存在，而是通過組織創新讓小農形成規模化對接市場的能力。其三，不是照搬西方技術體系，而是將現代科技與傳統生態智慧相結合，走出一條既非簡單復古、也非全盤西化的中間道路。其四，不是追求單一的經濟目標，而是統籌生產、生態、生活，實現多功能價值。這條道路的選擇，關乎中國農業的未來，也關乎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敗。在全球生態危機日益嚴峻的今天，中國農業的探索不僅關乎自身，更可能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寶貴的經驗借鑒。

對農業研究的啟示

啟示一：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下，成長性賽道正在涌現

中國農業最根本的國情，是人多地少、小農經營為主。與美國的大規模農場、歐洲的中小農場模式不同，中國以占世界百分之九的土地，養活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人均耕地資源極度匱乏，無法簡單照搬西方的大規模農場化道路。正因如此，農業成為工業化的最后一個落腳點，在汽車、家電、消費電子等行業已完成高度集中化的今天，農業仍然處于碎片化、分散化的發展階段。然而，碎片化恰恰孕育著機會。正因為規模化程度低、集中度低，農業的眾多細分領域才存在巨大的成長空間。近年的資本市場已經驗證了這一邏輯，一批在細分賽道實現工業化、規模化突破的企業正在嶄露頭角。

在農業轉型的探索中，不同領域的企業依托自身核心優勢，走出了各具特色的突破路徑。傳統農資企業憑借自身產業積淀，積極向產業鏈下游延伸，將原有技術與資源優勢轉化為新的競爭壁壘，如諾普信作為傳統農藥制劑龍頭，便通過農業工廠模式構建從研發、種植到銷售的完整產業鏈，聚焦藍莓等特色生鮮品類實現規模化擴張，打破了傳統農資企業的業務邊界，實現了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的價值延伸。而在食用菌等品類中，眾興菌業先在金針菇、雙孢菇等常規品類實現規模化、工廠化生產，憑借成熟的生產模式構筑起堅實的成本壁壘，如今更將這種工廠化生產經驗向冬蟲夏草等高端珍稀品類復制，既鞏固了現有優勢，又成功開拓了第二增長曲線，充分證明了農業工廠化模式的可復制性與增值潛力。

在高端食材領域，先發優勢與時間壁壘成為企業構筑核心競爭力的關鍵。鱘龍科技便提前布局魚子醬這一高門檻品類，面對鱘魚養殖周期長、投資回收期久、優質產能稀缺的行業特性，通過長期投入構建大規模養殖基地、掌握核心技術，最終占據全球三成以上的市場份額，憑借極高的行業進入壁壘，實現了七成以上的高毛利率，彰顯了高端稀缺農業品類的成長價值。與此同時，面對農業勞動力短缺這一全球性難題，極飛科技等科技企業主動發力，聚焦農業生產管理環節，通過農業無人機等智能化、機械化設備替代人力，從水、肥、藥、巡等多個維度完善產品矩陣，破解“無人種地”的時代困境，其2024年實現扭虧為盈的業績表現，也印證了農業科技賽道的爆發式增長潛力。

此外，地方特色品種的規模化與品牌化，也成為農業轉型的重要方向。天農集團圍繞清遠雞這一地方特色品種，構建從育種到品牌營銷的全產業鏈，通過獨創的家庭農場模式將分散的小農戶納入規模化體系，不僅推動清遠雞產業躋身百億產業行列，更讓自身在市場中占據領先地位，這一實踐打破了地方特色品種“小而美”的局限，證明了特色品類通過全產業鏈整合，完全可以實現規模化、品牌化發展，開辟出差異化的成長路徑。

總結而言，這些案例揭示了農業成長性賽道的共同邏輯。或在原有品類中通過工廠化、規模化構筑成本壁壘，或在高端稀缺品類中通過先發優勢占據全球市場，或通過產業鏈延伸將傳統能力轉化為新的競爭優勢，或通過技術創新解決農業勞動力短缺的根本矛盾。農業正處于工業化、規模化、品牌化轉型的關鍵期，大量成長性賽道正在涌現。

啟示二：以農業演進階段為坐標，定位產業機會與風險

農業1.0到4.0的演進框架為行業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產業坐標。農業1.0（殖民地大農場）代表規模化、資本密集模式，機會在于規模效應與產業鏈整合，風險在于資源透支與國際市場依賴。農業2.0（石油農業）體現了工業化邏輯，優勢在于高產高效，但面臨資源耗竭、成本攀升等困境。農業3.0（三產化農業）強調產業融合，機會在于價值疊加與品牌溢價。農業4.0（社會化生態農業）代表未來方向，核心是生態價值化與數字化結合。這一框架的價值在于：能夠快速判斷一個細分領域或企業所處的產業階段，評估其成長空間與潛在風險。那些從農業1.0/2.0向3.0/4.0跨越、實現多維價值創造的企業，值得重點關注。

啟示三：以生態價值化為視角，發現具有長期價值的企業

農村生態資源價值化為發現長期價值企業提供了新視角。傳統研究聚焦于產量、成本、價格等經濟指標，而忽視了生態服務價值、社會文化價值等多維考量。在生態文明轉型背景下，那些能夠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的企業，恰恰擁有最深厚的護城河。

評價一家農業企業，不僅要看其當前的財務表現，更要看其是否具備生態資源識別、定價、開發、運營的綜合能力。這種能力體現在三個層面：通過資源整合，將分散的生態要素納入統一管理體系；通過技術賦能，讓生態產品實現品質可追溯、價值可量化；通過機制設計，讓保護生態的主體獲得合理回報。

陜西商洛的核桃產業，展示了全產業鏈深度開發的典型路徑。 地處秦嶺腹地的商洛市，依托特色核桃資源，構建了數字賦能的三產融合新生態。從數字育種、智慧種植，到科技深加工實現“仁到油、殼到炭、木到藝”的全組分高值化轉化，再到VR數字文旅和全域智能營銷，打造了“核桃先生”品牌IP，帶動六千多戶農戶增收，實現總產值上億元。這一案例表明，生態價值化的核心在于通過全產業鏈布局，將單一資源的多重價值充分釋放。

海南白沙的“兩山平臺”，將生態資源轉化為可量化的數字資產。 該平臺將自然資源、村域資源、國有資產等七大類二十三小項納入生態資源“一張圖”管理，利用區塊鏈技術為農產品建立不可篡改的數字身份證，從播種到采收的土壤墑情、農事活動全程記錄，讓綠水青山變成了可計量、可評估、可經營的數字資產包。這一模式不僅實現了生態產品的數據賦能和交易變現，更讓農戶從保護與發展的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真正實現了生態資源共護、生態產業共育、生態產品共享。

當前國家大力推進的農業綠色發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鄉村振興等政策，正在為生態價值化提供越來越有利的制度環境。那些能夠將生態資源識別、技術賦能、組織創新融為一體的企業，既能在政策紅利期搶占先機，又能在生態約束趨緊的背景下構筑長期競爭力，值得長期關注。

團隊成員

農林牧漁行業研究團隊

樊俊豪 分析師 S0570524050001 | BDO986

季珂 分析師 S0570525080003

王煜坤 聯系人 S05701251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