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云翔×康嵐】Z世代的“橫空出世”對當代青年研究有何啟示？

發表信息

閻云翔、康嵐，2026，《Z世代的生活選擇與家庭祛魅（下）》，《當代青年研究》第1期。

本文導讀

?家庭被祛魅不意味著家庭的重要性下降，只意味著家庭不再是人生意義和目的之所在，也不再是一個強制性的道德命令，所以個體可以選擇。但是，Z世代越來越意識到，家庭是達到個人幸福目標的非常重要的途徑。

? Z世代是第一代有意識地主動建構自己的青春內涵的青年，而且他們并不在乎自己所建構的青年或者青春是否為成年人所認可和理解，這是最根本的一點。在突破傳統束縛、重構社會意識層面，Z世代稱得上是“橫空出世”的一代。

? Z世代的頓悟并非孤立現象，之前的世代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先行探索了類似的認知。但只有Z世代將零散的個人經驗放大為世代共識、并上升為道德立場，真正形成了代際頓悟的歷史性意義。

?以前所有觀察與解釋青年的框架完全失效。因為以前所有的框架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青年是一個暫時性的過渡階段，他們或遲或早會跟前幾代人一樣。但是，今天的Z世代跟前幾代人的人生腳本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

? 通過網絡和社交媒體獲取的經驗資料與現實之間有何距離？如何評估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文本作為Z世代研究資料的可靠性？在社交媒體上發聲的主要是城市中產青年，他們能代表中國所有的年輕人嗎？網絡環境的特殊性，比如網絡上的情緒抱團以及大數據推送導致的信息繭房，是否會導致基于網絡文本的研究視角的偏頗和狹窄？

? 誰能夠代表社會趨勢，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方法論問題，更觸及社會自我想象的核心。雖然城市中產青年在數量上并非統計學意義上的多數，但在一個既日益分化又理想趨同的社會中，他們正處于觀察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與發展的關鍵位置。研究他們意味著，不僅要理解他們自身的軌跡，更能洞察中國社會整體前行的方向。

摘 要

文章在“家庭祛魅”的分析框架下進一步強調，祛魅并不意味著家庭不再重要，反而促使其功能與意義重構，成為實現個人幸福的關鍵資源。文章認為，Z世代是第一代憑借數字技術賦權真正主動建構自己的青春、拒絕傳統人生軌跡的青年，他們以其獨特的道德立場與行為實踐，推動了中國家庭文化的世代演進，展現出不同于前幾代人的反思能力與自主意識。Z世代的“橫空出世”及其世代特質，對傳統青年研究范式構成挑戰。文章在方法論層面主張，在中國社會“生活理想扁平化”與加速變遷的背景下，聚焦以城市中產青年為代表的前沿群體具有“一葉知秋”的指示意義。研究者亟須放下舊有知識框架，從變遷與青年主體性的視角重新理解青年，并在此基礎上推進當代青年研究。

關鍵詞

家庭祛魅；世代演進；變遷與延續；青年研究范式

目錄

一、家庭被祛魅但依然重要

二、世代演進與Z世代的“橫空出世”

三、方法論的反思與考量：對未來趨向的研究

一、家庭被祛魅但依然重要

康嵐： 家庭祛魅的終點并非家庭的消亡，而是以全職兒女現象為標志，形成了一種新型家庭關系（類似契約式關系）的閉環。您的這個洞察和辯證分析真是出其不意！所以，您講的“祛魅”不是否定家庭，而是重構家庭的功能？是這個意思嗎？我想起我們討論斷親現象的文章中（閻云翔、康嵐，2025），講到家庭的原子化對社會結構或個體生活的影響時，您說，如果我們的家庭沒有承擔那么多的社會功能（您特別強調，這個“如果”很重要），而是僅僅作為私人生活避風港和情感紐帶的平臺而存在的話，可能就可以少一些對原子化的擔憂。這里我要追問一下，家庭祛魅的“魅”到底指什么？它跟家庭的功能、跟家庭之于我們每個個體的意義之間的關系，您能否再細說一下？

閻云翔： 家庭祛魅的意思就是韋伯社會學理論原來的意思：某些東西在傳統中被魔法化，被賦予了神圣的意義，它們是不可置疑的。每一代人在這樣的制度下按這樣的觀念生活，不會有任何一剎那去想：我應不應該這樣？我這樣做的意義是什么？因為它是被自然化的，天生就是這樣，歷史上從來都是這樣，而且只能這樣！落實到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人要不要結婚？要不要生孩子？在家庭祛魅之前，這都不是問題。當然要結婚，我們叫普婚；當然要生孩子，我們叫普育。雖然會有個別人不婚不育，但那不是他們的主動選擇，而是迫于這樣那樣的原因而做不到。更重要的是，他們被認為是失敗者，收獲的只有嘲笑和憐憫。原來的家庭是神圣的，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和近似于宗教意義的神圣性，是不能夠按照世俗標準來衡量、來反思的。

在多數情況下，我們講家庭時，注重的是它的功能，它有什么用。我們對于家庭的想象從來都是跟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基本上就是一個過日子的想象，30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諸如此類。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家庭，談何神圣，遑論神秘。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層面。另一個層面，家庭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不在于它跟日常生活中的連帶和相互糾纏涉入的程度多還是少，而在于它作為一種制度，容不容得另類的想象或者質疑。現在，一些學者所強調的家之重要性和意義，其最終著眼點仍然在家庭的神圣性上。

在中國文化中，家的神圣性具體有兩個層面：第一，家是人生意義的歸宿，是人生的終極目的。第二，家是一個至高無上的道德命令，你必須執行；如果不執行的話，你就不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在這兩個層面，中國的家庭是被供在一個神壇上面，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但是Z世代通過六個途徑，到2023年左右，成功地把家庭請下了神壇。家庭變成了非常世俗意義上的實現個體人生目標的一種方式、途徑和手段，而在這之前，家庭就是所有個體人生意義的終極目的和意義本身。深刻的轉變在這里：家庭從目的變成了手段。這就是我所說的家庭的祛魅。這個祛魅的過程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途徑實現的。具體而言，就是戀愛、婚姻、生育這些人生歷程中的標志性的指標、階段、角色，所有這些都在祛魅。因此，它不是一個空的結構突然就祛魅了，而是支撐它的那些柱子都被祛魅了，所以家庭自然也被祛魅了。

但是，家庭變成手段之后，不見得不重要，有可能更重要。如果它是實現我們人生意義和目的最重要的手段，那它同樣重要。換言之，家庭祛魅不意味著家庭的重要性下降，只意味著家庭不再是人生意義和目的之所在，也不再是一個強制性的道德命令，所以個體可以選擇。但是，Z世代越來越意識到，家庭是達到自己個人幸福目標的非常重要的途徑。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家庭祛魅到最后，形成了一個以全職兒女現象為終點的閉環。仔細看全職兒女的個案，多數全職兒女不是混不下去了，他們比很多無法做全職兒女的個體 的處境好多了。 他們只是覺得在那個地方當“牛馬”不值得，所以不干了，因為他們有條件說“不”。所以我關注的不是就業與否，而是全職兒女現象如何實現了我所說的家庭祛魅的終點依然是家庭。也就是說，雖然家庭被祛魅了，但親子關系、親子一體的身份認同得到了加強，代際相互依附關系沒有被取代，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環。

康嵐： 討論到這里，我覺得值得重申或者厘清一下您的這個辯證觀點：家庭雖然被祛魅了，但家庭依然重要！但是，此“重要”已經不是彼“重要”。家庭祛魅的意思絕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家庭了。

二、世代演進與Z世代的“橫空出世”

閻云翔：是的，家庭依然重要，但這絲毫不影響由Z世代的選擇所引發的這場家庭變革的深刻意義。在我看來，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質疑家庭之存在意義、將家庭拉下神壇的青年；是第一代能夠審視代際關系的復雜性、并嘗試駕馭這種復雜性的青年，在保持情感聯結的同時，能摒棄非黑即白的評判，容納代際觀念的差異；是第一代真正受到理念與理想的驅動，朝著新方向邁出探索步伐，而非不假思索地沿著由社會結構規定的既定人生軌道前行的青年。我認為，在突破傳統束縛、重構社會意識層面，Z世代稱得上是“橫空出世”的一代。

康嵐：但我覺得，Z世代之前的“70后”“80后”中已有不少人展現出類似的意識與努力，有些人尤其在步入婚育階段后，開始反思代際關系與傳統角色。而Z世代所展現的“預防性反思”——對婚育的審慎態度、對既定人生劇本的拒絕與重構——也并非憑空出現，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前兩代人自身所承載的“混合性”（傳統規范與個體意識在他們身上的內在張力），以及他們通過自我敘述與坦誠反思所傳遞的情感經驗。在過去，這樣的個體經驗不僅鮮少被表達，也缺乏傳播媒介；而如今，自媒體的興起使私人敘事得以匯聚成公共反思資源，構成Z世代頓悟的重要源泉。所以我覺得，Z世代的頓悟也并非石破天驚，而更像是一種代際傳遞中的突破，其根基還是深植于前代人的敘述、反思與情感經驗。變遷在代際間悄然沉淀，直到Z世代登上歷史舞臺，終于凝聚為一種爆發式的轉變。

閻云翔：當然，Z世代的頓悟并非孤立現象，不同年齡群體中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分享甚至先行探索了類似的認知。以“80后”為例，他們是最早在公共空間中提出原生家庭話語的一代人，之后也加入了對恐婚恐育的討論。而“70后”在與他們的Z世代子女互動中也受到后者話語和行動的顯著影響，并在實際生活選擇中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讓步，甚至逐漸認可不婚不育的生活路徑，這在傳統家庭觀念中無疑是一種突破。這種跨代互動體現出世代演進的邏輯。需要強調的是，這些代際間的共鳴更多體現為個體或局部層面的突破，并非凝聚為整個世代普遍共享的倫理覺醒。換言之，只有當Z世代將這些零散的經驗放大為世代共識、并上升為道德立場時，才真正形成了代際頓悟的歷史性意義。

我稱他們為“第一代”，可能為了突出觀點有點夸大其詞，但也是有依據的。我認為，Z世代是第一代有意識地主動建構自己的青春內涵的青年，而且他們并不在乎自己所建構的青年或者青春是否為成年人所認可和理解。這是最根本的一點。每一代年輕人中，都有個體擁有強烈的個人主張和做出與眾不同的選擇，但這少數人未能在社會層面留下印記，因為前幾代青年無法將個人反思與選擇提升到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行動的高度。比如“80后”在婚育問題上應是獨立個體占比最高的一代，然而不僅社會用“剩女”標簽污名化30歲以上的未婚女性，這些女性自身也絕不視此為榮耀。但到Z世代時，社會已徹底摒棄了“剩女”標簽。因為Z世代讓整個社會意識到婚姻與生育屬于個人選擇，他們的努力也推動了年長者群體逐步接納這一理念。而在過去，每一代青年都以得到成年人的認可為最終標準。如果得不到，會有代際沖突和你來我往的較量，最終結果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青年一代變成中年人，接受了主流世界的標準人生腳本。同時由于世代演進的影響，原來的標準人生腳本得到了微小的改變，往前推了一小步。相比之下，Z世代主動放棄得到主流世界認可的希望，只在同齡人、同道人的線上共同體中抱團取暖，反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

這里有兩個重要因素在起作用：第一，這說明為什么家庭祛魅與否那么重要。Z世代之前的每一代青年，從來沒有對家庭制度以及這個制度下的各種人生角色產生過任何懷疑，更遑論選擇了。一旦你按照所有這些人生角色一路走下去，你一定會回到上一代規定的軌道上。“80后”是最鮮明的例子，“70后”也一樣。“70后”曾經發明了火星文來拒絕成年人的干預，但是很快“繳械投降”，因為他們都進入了標準人生軌跡。所以，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突破傳統束縛的群體。第二，以前的每一代青年，從來沒有把自己內心的平靜和諧，或者說自己感覺很自在自洽，視為人生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沒有把個人的幸福作為最終目標。但這是Z世代的特點之一，因為他們拒絕委屈自己。

康嵐：我覺得，在這整個過程中，特別值得強調的是話語資源和數字技術的疊加效應。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原生代，數字技術和網絡平臺使他們在代際序列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自主權和社會影響力，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可以說，新技術環境對其世代特質的形塑作用是根本性的。

閻云翔：同意。今年（注：2025年）夏天與Z世代的交流，讓我對此深有體會。Z世代和前面所有世代太不一樣了，如果按以前的狀態會產生代溝，但現在的Z世代有一個可以逃避的地方就是數字平臺。他們的父輩有多少人、多大程度了解（他們的線上世界），本身是個問題；即使了解了也很難理解。所以Z世代和主流世界之間，是憑空地出現了一個平行世界。到目前為止，這個平行世界又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線上和線下的世界之間的區別。從未來趨勢看，我們所有人在線上世界的時間和頻率，和我們給予它的在我們生命中的分量，都在增加。所以Z世代會覺得，線下我就湊合一下吧，但他真正的自我在線上。這種趨向會越來越強。

所以，以前所有觀察與解釋青年的框架完全失效，這是我說的Z世代“橫空出世”的另外一個原因。因為以前所有的框架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就是青年是一個暫時性的過渡階段，他們或遲或早會跟我們一樣，也就是期盼成年。而以前的青年自身也這么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期盼著自己早日成家，因為一旦結婚你就是成年人了。現在Z世代為什么不著急結婚？因為成不成年對他們來說沒那么重要，或者對他們來說也有點玄，變成了一個比較“畏懼”的事情。他們寧可待在青年階段越長越好。

康嵐：這讓我想到青年研究中常被引用的“成年初顯期”理論。這個理論雖然能解釋Z世代當前所呈現的探索、不穩定、自我聚焦的狀態，但它內隱的預設——個體終將抵達以穩定職業、婚姻家庭為標志的傳統“成年”——恰恰構成了其解釋力的邊界。Z世代的實踐，實際上是在挑戰這一終點本身。他們的獨特之處，不在于延長了過渡期，而在于主動質疑并重寫了“成年”的定義。對他們而言，經濟與精神的獨立、完整的自我認同、高質量的人際關系與持續成長的能力，也許比婚育與家庭更能體現成熟的尺度。一個35歲、不婚不育、經濟獨立、精神自足、社交充實的 Z世代，不再是“尚未完成過渡”的個體，而是一個自洽且完整的成年人。他們的人生路徑也正從線性敘事轉向模塊化組合，40歲重返校園、50歲開啟新職業都被視為自我成長的自然延續，婚育只是其中一個可選模塊。由此，“成年初顯期”或許仍能解釋Z世代“如何走”，卻很難解釋他們“為何這樣走”以及“想走向何方”。當“過渡”本身成為目的，我們亟須超越這個本身帶有過度暗示的概念，發展出能真正理解并容納這種根本性變遷的新語言。

閻云翔：同時青年期的另一端提前了，兒童早熟非常普遍。今天兒童所擁有的知識、對世界的了解，與前幾代人處在少年期甚至進入青年期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和大學生接觸，他們的知識面遠遠超過了我。如果我們作為大學教師，仍然以自己知道的多而自豪，Z世代在內心是不認可的。今天作為大學教師，能夠讓Z世代認可的是其他東西；如果你還拿知識占有來判斷Z世代的話，Z世代根本就不屑于跟你表現和分享，因為他們知道的比你多得多。比如我在做的新家庭主義研究，我是有比較大的自信的。我理解“80后”，比較熟悉“70后”，非常熟悉“60后”和“50后”；但是從Z世代開始，我不但沒有自信，還有一種完全相反的假設，我很難理解他們。原因在于，“80后”以及之前幾代人的人生腳本跟我個人的人生腳本沒有本質區別，但Z世代跟我們前面幾代人的人生腳本有了本質的區別。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質疑我們的既有知識積累和理論框架，然后承認我們很難理解他們；只有在放下來自傳統的知識包袱之后，我們才能嘗試從新的視角了解和理解Z世代，并在此基礎之上推進當代青年研究。

三、方法論的反思與考量：

對未來趨向的研究

康嵐：下一個問題是關于方法論的。據我觀察，海外中國學者經常會遭遇這個問題：如果人長期在海外，卻以國內為研究對象，是怎么了解國內情況的呢？難道主要通過網絡和社交媒體？那么，這種方式獲取的經驗資料與現實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距離？與此相關的一個持續討論就是，如何評估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文本作為社科研究經驗資料的可靠性？比如近年來網上熱議的“不婚不育”“35歲焦慮”等話題，主要來自社交媒體。一般認為，在社交媒體上發聲的主要是大城市的中產，甚至是 985高校的大學生，是他們建構并傳播了這些話語，但是他們能代表中國所有的年輕人嗎？這樣一個特定的群體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國社會的復雜性？

當然我理解，Z世代帶來的這樣一種話語與實踐（比如家庭祛魅），對于今天的中國社會，本身是屬于前衛和先鋒的力量。像這樣一類研究議題，對分析文本的選擇，是不是可以把代表性的問題先放一放？因為對未來趨勢做預測和判斷，也許需要的恰恰是這些前瞻性的文本？或者用您的話說：大城市的中產是全國的風向標。從這個角度來講，社交媒體的資料恰恰是這一類研究比較合適的研究樣本，可以這么說嗎？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于網絡環境的特殊性，也就是在互聯網上常見的情緒抱團現象和大數據推送導致的信息繭房，是否會導致基于此類網絡文本的研究視角的偏頗和狹窄？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閻云翔：其實你已經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在家庭祛魅這個議題上，如果我們帶入階層、年齡、性別、地區與城鄉差異，更不用說還有復雜的個體差異，那么我今天講的只是一種趨向，而這種趨向到目前為止，局限在發達地區、中產階層、受過良好教育、基本以女性為主，這個圈越縮越小。

我一直強調，我研究的重點在變遷而不在延續，同時我完全知道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延續與變遷是不可能分開的。在研究中，我們只能夠側重某一面。但是，另外一個觀察使我相信，隨著當今世界進入后現代時期，加速主義、社會風險、信息流通、數字世界，所有我們講的這些東西，使得變遷的速度越來越快，變遷的意義越來越重要，以至于如果你不變，你就無法延續。變遷成了延續的界定詞，我們只能在變遷中延續。以前我們可以說，祖宗之法不能改，我們延續了2000多年，如果今天你說祖宗之法不能改，你連明天都過不去，就有這樣的區別。所以我把重點放在變遷上。

同時，我必須強調中國語境下的另外一個特點，即生活理想的扁平化和同質化。換言之，幾乎所有人，無論身處哪個階層或地域，對于何為美好生活、何為成功人士、何為人生意義等議題的理解毫無二致，所追求的具體指標甚至具體物件都相差無幾。大家分享同一個理想和同一條實現理想的路徑。這與許多其他市場經濟社會的情況不一樣，他們不同的階層往往擁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理想和實現理想的路徑。

誰能夠代表社會趨勢，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方法論問題，更觸及社會自我想象的核心。雖然城市中產青年在數量上并非統計學意義上的多數，但他們卻處于觀察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與發展的關鍵位置。這不僅因為他們在人口結構中具有可見性，更因為一系列結構性、意識形態與歷史條件使得全社會的生活理想趨于同質化，從而使城市中產青年成為全國范圍內的Z世代衡量自我與未來的典型群體與參照系。小鎮青年的壓力正來源于此。小鎮青年能感受到的、他心里所想的和希望實現的正是小紅書上的城市中產青年所描繪的那個理想生活模板。

而這是我們過去70多年的歷史建構出來的，也就是平均主義理念對我們的影響。在新中國建立之前不是這樣的，在社會主義改造發生之前更不是這樣的。那時候的社會分層非常鮮明、非常固化，每一個階層的人有自己的理想，他們只想重復自己父輩的理想，從來沒有想過階層躍升。只有少數讀書人會想階層躍升，而少數讀書人之所以能夠實現這一點，恰恰在于別的人都不想。如果人人都想，結果就是內卷嘛，卷的結果就是大家都沒飯吃。

生活理想的扁平化加上變遷成為延續的本質，這二者疊加，讓我覺得即使來自城市中產Z世代的資料來源單一，卻有著“一葉知秋”的意義。如果宏觀層面的社會條件不變，越來越多的Z世代會努力將自己提升為城市中產，而階層躍升的主要手段不外乎北上廣Z世代所展示的事業發展路徑和生活方式選擇。

至于網絡與田野之間的關系，確實，網絡世界收集的材料，我覺得能有50%的真實性就不錯了。但也恰恰是因為它的非真實性和平臺推送的巨大力量，使我們都局限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之中，所以它對于我們的人生觀、世界觀等的塑造作用，反而是加強了。如果把這個東西，跟我前面講的兩點連在一起的話，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不真實的50% 的負面作用，至少沒那么嚴重。當然了，這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才能得到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

康嵐：您關于“生活理想的扁平化”的表述，讓我想起項飆老師有過一個異曲同工的說法。他說，大學生的思考方式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民工之間，就一定會有巨大的差別嗎？雖然他們的生活境遇可能有很大差別，但是他們的歸因方式、自我激勵方式、對當下時代的感知等，會不會其實還是有不少共通的地方？

我的理解是，生活理想的扁平化并不是說大家過著同樣水平的生活，而是說大家所向往的生活模板，在本質上高度雷同，但又在不同層級上演著版本的“升級”。比如在教育投資上，都市媽媽出國陪讀，農村媽媽搬到縣城陪讀；在消費上，星巴克等品牌成為跨越城鄉的共同選擇；在課外運動上，無論是精英式的馬術或滑雪，還是普通中產的游泳或球類，都展示了某種被定義為更高層次的生活范式。所以，從小縣城到國際大都市，不同階層和地域的人在生活理想上呈現一種驚人的“同構性”與“升級版”的邏輯。而在這整個過程中，城市中產青年的選擇與實踐無形中成為了全社會的標準參照物，塑造著大多數人的欲望與想象。這里的核心矛盾顯而易見，結構的分化和觀念的同構同時存在。您說這是我們過去70年的歷史建構出來的，能否具體說下？

閻云翔：你觀察到的這個核心矛盾，其根源正是在于過去幾十年多種力量的共同塑造。具體來說，生活理想的扁平化源于多重結構性機制的長期作用。教育體制以統一的標準化考試與“唯成績論”的升學體系，為全國青年設定了唯一的競爭階梯。大眾傳媒，最初是電視，如今是數字平臺，將中產生活方式以觸手可及的方式廣泛傳播，使貴州或甘肅的農民也能隨時觀看上海白領的生活，并將之內化為參照標準。國家政策也在強化這種同質性，將中產成就塑造為普遍應然的人生目標。

更深層的動力來自于社會主義實踐。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計劃經濟體制，打破了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社會分層和相對隔絕的不同生活方式。土地改革、集體化與單位制，創造了一個人們生活條件大體相近、共享樸素集體目標的社會。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政策重新引入了競爭機制，拉開了收入差距——也就是你提到的“結構的分化”，逐步形成了社會學家孫立平（2003）所稱的“斷裂社會”——但平均主義的意識形態卻始終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人們被告知每個人都應該成功，也能夠成功，而成功的標志是同一套富裕與體面的標準。即便在社會分化加劇的條件下，國家依然通過教育與宣傳維系著這種共享的生活理想。這種“分化與同質并存”的矛盾格局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在社會結構層面加劇社會分化的同時，社會主義遺產則延續著平均主義在生活理想上的執念。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想過什么生活，必須要走怎樣的路？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幾乎是同樣的。每個人都認定，生而為人，你有的我也應該有。

城市中產青年最為直接地體現了這些理想，其重要性不在于他們的人數，而在于他們的規范性示范作用。教育、傳媒與政策將他們建構為全社會的文化范本。他們的抱負、競爭、倦怠與拒絕濃縮了宏觀層面的社會動態——教育壓力、父母推力、媒體宣傳、政策導向，以及社會主義遺產的延續與轉化。在一個既日益分化又理想趨同的社會中，城市中產青年正處于變遷的矛盾核心；研究他們意味著，不僅要理解他們自身的軌跡，更能洞察中國社會整體前行的方向。

康嵐：最后我想把問題再拉回到“變遷”，這是我們對話的核心所在。您剛才提到，變遷和延續不可分，變遷成了延續的限定詞，我們只能在變遷中延續。換句話說，是不是延續本身也是變遷的產物？二者在實踐中相互構成、彼此推動，共同在時間的長河中演繹著傳統的生生不息。這太有啟發了！不僅為我打開了看待延續和傳統的全新視角，也讓我對變遷的建構性與生成性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閻云翔：是這樣的，但你的總結要比我上面說的更精煉、更漂亮！我的研究聚焦于變遷，除了個人偏好，也有方法論的深層考量。變遷與延續在經驗層面永遠都同時存在，但在方法論層面并不具有同等的分析地位。雖然延續性不可忽視，但在當下社會急劇變動的背景下，我認為研究更應突出“變”的分析視角。

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變遷的速度前所未有。城市化、人口轉型、數字平臺的普及，以及女性主義、療愈文化等新興觀念，使得家庭與親屬關系在一代人之內就被徹底重塑。延續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于儀式、話語或情感之中，但日常經驗越來越多地由斷裂、即興與重組所主導。如果過度強調不變，就可能描繪出一個已經消逝的社會世界。其次，所謂“傳統”往往并非亙古不變的遺產，而是先前劇烈變動之后的沉淀與定型。例如，獨生子女家庭結構最初曾是巨大的斷裂，如今卻被自然化為一種“傳統”；新家庭主義話語貌似儒家傳統的復興，實則是現代政治與文化的再造。因此，“延續”不應被當作解釋的前提，而應視為需要分析的對象——它本身是歷史性變革的沉積物。最后，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環境中，變遷已經成為一種生存策略。家庭不斷調整養育子女的方式，青年重構婚戀期待，國家在政策層面持續調整以應對危機。延續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它能夠隨之調整與適應。因此，研究的重點不是對立地看待“變”與“不變”，而是分析在新的條件下，“變”如何生成，“不變”如何維持。

在我看來，到目前為止，傳統中國家庭的內核中只有代際互依原則的韌性最強，在時代劇變之前依然保持著較強穩定性，為幾代人提供理念支持。然而，Z世代的崛起正在對它進行重新定義，打破家庭創傷代際傳遞的努力就是有力的佐證。說到底，真正的家庭恒常是由無數變遷組成的延續鏈條，當下的新家庭主義不過是其中一環，它能否在新一代人及后面幾代人中持續，尚待觀察。因此，當代中國家庭的延續性更多應被理解為變遷的產物。這要求我們研究者將注意力集中于新興趨勢、適應策略與話語再造，而不是靜態的繼承觀。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將近期的沉淀誤認作永恒的傳統，才能揭示中國家庭如何在持續的重塑過程中不斷更新、保持生機。

責任編輯：康 嵐、王海瓊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1期

歡迎讀者對本文的反饋：kanglan@sass.org.cn

Z世代系列對談

第3期預告：第一代在豐裕社會成長起來的Z世代，發生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 過去二十幾年流行的家庭育兒模式和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之間有何關系？

? 什么是“乖孩子內傷”或“好孩子癥候”？

? 如何理解Z世代的一些表達：

☆ “如果你看扁我，我就扁扁地走開”

☆ “愛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種，到點下班是最直接的一種”

☆ “外界的聲音都是參考，我不自在就不要參考”

☆ “我溫和地走進每一個良夜，并發自內心覺得，小手機、小被子、小沙發、小貓咪，我們五個過好日子比什么都強”

? 在與成功敘事、與傳統人生腳本疏離之后，Z世代的自我將在哪里安放？

? 如果未來不再提供意義錨點，而過去也已失效，那Z世代是不是只能活在當下情緒的流動與平臺的即時共鳴里？

? 當自我的錨點從外在標準轉向內在感受，是不是必然導致多元化？

? 如何理解Z世代一方面講自己的脆弱性和家庭創傷，另一方面又在想將來怎么多掙點錢為父母養老？

? 主流世界經常說Z世代的年輕人矯情，錯了嗎？如何看待Z世代的“沒福硬享”和他們父母一代的“沒苦硬吃”，這對于克服世代偏見有何啟示？

作者簡介

閻云翔，中國人民大學兼職講席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杰出教授。他長期致力于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發展、家庭與親屬關系、道德觀念與文化實踐、個體化進程等領域的研究。近年來，他在中國家庭研究中開創性地提出新家庭主義的研究視角，在家庭現代化理論難以與中國家庭變遷的實際經驗相契合之時，為中國家庭社會學的理論發展帶來了令人驚喜的啟發與貢獻。他的最新著作《新家庭主義的興衰——當代中國私人生活變革2.0（2000—2025）》即將出版。

康嵐，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青年研究》副主編、責任編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26—2027）。

↗更多推薦，請點擊下方鏈接

張芷溪｜編輯

康 嵐｜審核

投稿方式：登錄《當代青年研究》官方投稿平臺(qing.cbpt.cnki.net)進行投稿。請勿一稿多投。投稿后，可在平臺查看稿件狀態，若三個月后沒有收到反饋，可另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