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知識的結構：從“澆筑大廈”到“拋撒漁網”

如果將王朝的壽命比作一天，你會看到清晨的朝陽升起，正午的如日中天，午后2026開年以來，以五代十國為時代背景的歷史劇《太平年》因其恰如其分的史實還原和對模糊歷史情境的再闡釋而備受好評，同時也因著墨詳略、性別議題和政治隱喻而引起廣泛爭議。好之者謂之一掃古裝歷史劇亂象的標桿佳作，惡之者謂之夾帶私貨、毫無章法的歷史歪曲。不論好惡，此劇確實向大眾講述了五代十國的紛紛亂世，尤其是后周郭榮、北宋趙匡胤和吳越錢弘俶的家族歷史與國家命運的交織。就歷史知識的普及和五代十國時期的歷史想象的建構而言，不僅影視作品中無出其右，就算是歷史教科書也難說更為深入。

關于此劇的討論至少包含以下幾個熱點議題：一是歷史事實（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在劇中被還原；二是吳越錢氏三代五王建立的氏族傳承至今千余年，還有哪些文化影響和后人承繼；三是如果某事 （未） 發生，那段歷史甚至中國歷史會被如何重寫，例如郭榮未在北伐中病死而是再續執政十年；四是歷史影視作品應該如何在史料記載和后世品評之外重現 （或是虛構） 當時的歷史情境和人物動機。而這些議題及其背后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問題，也恰是學院派歷史學家所時時警醒自己，不斷重訪的歷史知識問題。近期出版的《歷史是什么2.0》這一匯編文集，亦是回應這類問題意識的有趣嘗試。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27日專題《歷史學的觀看之道》B04-05版。

B01「主題」歷史學的觀看之道

B02-03「主題」《思考歷史》誰在書寫歷史，誰就塑造當下

B04-05「主題」歷史知識的結構：從“澆筑大廈”到“拋撒漁網”

B06-07「歷史」在碎片化之后：讓歷史學成為走進他者的底色

B08「中文學術書摘」藝術與家庭研究 文摘兩則

“為了忘卻的紀念”

《歷史是什么2.0》一書的核心議程是展示歷史研究進路的多樣性，并有意討論之前并不被重視，甚至并不被認為是歷史學研究領域內的議題，比如影視化的歷史、女性生活史與家族史等等。盡管本書宏大的標題似乎暗示著書中將對歷史給出一個學院派的晦澀定義，但是作者靈活的敘事策略和新穎的分析視角很快會讓讀者明白，本書意在展示歷史學中蓬勃而起的各類知識運動。這些知識運動既是對傳統歷史學研究的批判性繼承，也是對實際的歷史生活中被忽視者的重訪。因此亦可以將本書的議程理解為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

《歷史是什么2.0》的編者海倫·卡爾

本書標題中的“2.0”或是英文原標題中的“Now”，亦是為了呈現這種知識運動的雙重性。首先是對傳統歷史學研究的批判性繼承。本書原版出版于2021年，原題為“What is histo?ry, now”。編者之一海倫·卡爾，其曾祖父愛德華·卡爾曾于20世紀60年代出版過一本名為“What is history”（中譯名《歷史是什么》）的演講集，影響甚廣。該書旨在指出歷史學（History）和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y）中的一個普遍難題：宣稱正在追尋客觀的、真實的歷史的研究者，根本無法做到夢想中的客觀性，歷史事實就像“魚販子案板上的魚”一樣，是歷史學家基于自己的經歷和思想而進行詮釋的產物。這種詮釋是易變的——同一個歷史學家可能因為經歷了戰爭而完全反對自己之前對于歷史事實的詮釋；也是難以普遍化的——歷史學家經歷的多樣性使得客觀的共識無從談起。海倫·卡爾和蘇珊娜·利普斯科姆所編的《歷史是什么2.0》，既繼承了愛德華·卡爾的觀點，即歷史事實具有內秉的詮釋靈活性，也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比如當面對直接歷史記錄缺失時，研究者應該如何進行詮釋，才能既發掘出有意義的歷史事實，又不至于天馬行空而將研究變為沒有根據的意識形態宣言？又比如這種詮釋的靈活性既提供了一種機會，也給出了一種限制——歷史會由每個時代的當代人不斷重寫，這種重寫是對于歷史的忘記還是對于歷史本身的記錄？在眾多章節之中，我認為回答這兩個問題的第7章“我們的情感有歷史嗎？”和第15章“為何歷史應當被不斷重寫”尤為出彩。

電視劇《太平年》劇照。

蘊含在“2.0”和“Now”當中的知識運動的另一重觀念是對實際的歷史生活中被忽視者的重訪。這種重訪將歷史學帶出學院，帶向大眾生活，也帶向歷史中的具體的人。回到《太平年》的例子，熱播的影視劇將一個常常被唐宗宋祖光芒掩蓋的歷史時期——五代十國置于聚光燈下，將中學教科書中不曾提及的歷史人物塑造得活靈活現，比如宮禁之內披甲帶兵只為自保的胡進思和歷侍五朝十一帝的馮道，都因此劇而被五代史研究者和資深歷史愛好者之外的大眾所熟知。另一方面，更似演義而非史實的孫太真、司馬浦相關情節，既被接受為合理的劇情推進，又隱含著對其虛構性的擔憂，招致了頗多批評。更進一步，全劇著墨吳越錢氏頗多，既激發了社交媒體上錢氏后人驕傲的家族身份認同，同時也有許多人基于歷史資料對其“過度”正面的形象提出了質疑。本書中第2章“為什么歷史應該被影視化”，第10章“我們該如何尋回失落的女性生活史？”以及第12章“為什么家族史很重要”都非常直接的回應著這些爭議。這些歷史研究的嘗試作為一種知識運動，不僅強調了歷史知識的詮釋屬性，而且認為應該將這種詮釋的機會，分享給影視創作者、觀眾，以及在以往的歷史中不被聽到與看到的社會群體。換句話說，這種詮釋歷史的權力，不應該被專業的歷史學家，或是歷史上的“關鍵人物”所壟斷。

對于《歷史是什么2.0》內容的總結到此為止，更多“傳統”之外的歷史研究議題可以由讀者到書中探索。我將基于本書內容討論如下三個遞進的議題：一是本書中隱含的對于歷史知識結構的想象；二是人文歷史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相互挪用與互相定義，為回答“歷史是什么”之問帶來的困難；三是作為中國的歷史研究者，如何對待本書中闡釋的主要基于英國和美國歷史語境的史學書寫規范。

不斷被挑戰的客觀性

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并不是一個新近出現的問題，而是現代史學理論中持續已久的核心議題。《歷史是什么2.0》間接地承續著對這一議題的討論，書中多處提及了愛德華·卡爾的《歷史是什么》，將其作為直接對話的對象。不過就“歷史是什么”以及“應該如何書寫歷史”這兩個問題而言，在此簡要補充其討論脈絡是有益的。

若以愛德華·卡爾《歷史是什么》作為參照，其理論批評的重要出發點之一，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倡導的“如實直書”的史學實踐。這種歷史知識觀念認為應該盡可能依憑史料，客觀地寫出過去的“本來面目”，歷史學被看作是一門應當忠實于文獻、尊重事實、排除主觀偏見的學科。卡爾對這種樸素的客觀主義的修正是：“歷史事實”并非天然自明，而總要經過歷史學家的選擇、組織和解釋，因而歷史并不是事實的簡單堆積，而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的互動之建構，盡管他并不否認事實的重要性。

介于蘭克與卡爾之間的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在這一問題上的批判亦有洞見。柯林伍德更加強調將歷史知識的核心落在思想的重演與行動的理解之上。歷史研究的對象根本上是人的行動，而行動又離不開思想與意圖，因此歷史學家的任務不僅是陳列“客觀”事件，更要通過解釋去重構過去行動者的思想過程，如此才能將“過去發生的事”轉化為可以知曉的歷史對象。稍晚于卡爾的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則把這一討論推進到歷史敘事本身的層面。他指出，歷史寫作并非只是把已知事實按順序排列出來，而總要經過情節化的組織：歷史學家會以某種敘事結構、論證方式和修辭策略來安排材料，使零散事件獲得連貫性與意義。由此，客觀性問題的關鍵就不再只是事實是否真實，還包括事實是如何被敘述和賦義的；歷史著作因此不是對過去的透明復寫，而是一種受證據約束、同時又經過敘事建構的知識形式。再之后，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一書中，討論的重心則不再是客觀性究竟能否成立，而是轉而考察客觀性這一概念如何在現代歷史學職業共同體中被塑造成一種長期占據中心位置的學術理想，又如何在社會變遷、價值多元和學科內部爭論中不斷受到挑戰、修正與重述。

電視劇《清平樂》海報。

“知識的漁網”

大略觀之，史學理論界對于客觀性的爭論是一種不斷更新的對于“歷史是什么”一問的回答。這些回答當然是相互銜接又層層遞進的，我想在這里指出的是，這一爭論背后，還存在著一種對于歷史知識結構的想象之斷裂。就知識結構而言，一種較為經典的想象，是“知識的大廈”。在這一想象之中，歷史知識被理解為一種可以憑借史料、考證與論證而不斷積累、逐層增筑的整體；歷史研究的任務，則是在既有基礎上添磚加瓦，辨析真偽，校正訛誤，使關于過去的認識愈加完整、堅固而清晰。這種想象預設了歷史知識的內在連貫性、層級性與可累積性，也預設了歷史學家能夠通過嚴格的方法逐步逼近過去的“本來面目”。這正是蘭克式歷史觀最容易被把握的一面：歷史仿佛是一座可以持續修建的建筑，而客觀性則意味著使這座建筑的基礎更穩、結構更嚴整、輪廓更分明。

電視劇《太平年》劇照。

隨著客觀性問題在現代史學理論中不斷被重新討論，“知識的大廈”這一比喻所對應的知識想象，已經被史學理論家所拋棄。沿著這一脈絡，歷史知識越來越難以被理解為一種靜態的、封閉的、不斷累高的建筑，而更像是一張“知識的漁網”。

漁網并不像建筑那樣擁有預先確定的輪廓與穩定的結構，它總是在拋撒、牽引、收攏的動作中顯現自身的形態；同樣，歷史知識也并非對過去發生之事的搭建，而是在不斷發問、探尋、篩選與組織的過程中逐漸呈現出其自身的形狀。將知識比作漁網，意味著它并不以封閉、堅實和完成為特征，而更強調其開放性、延展性與關系性：網眼的疏密決定了什么能夠被納入視野，撒網的方向影響著能夠觸及何種對象，收網的方式則關系到最終呈現為何種知識形態。也就是說，歷史知識的形成并不是一次性地“獲得”真相，而更像是在歷史的海洋中反復拋網，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捕捉過去留下的蹤跡。漁網所獲得的亦不是歷史整體的全部，而只是特定視角、特定方法和特定問題意識之下的收獲。在這一意義上，《歷史是什么2.0》背后，正體現出一種更接近“知識的漁網”的歷史知識想象：歷史并不是一座等待最終落成的大廈，而是一種始終處于捕捉、編織與調整之中的知識實踐。

這種“知識的漁網”的想象并不局限于史學理論領域，其背后乃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整個人文社會學科多次轉向的結果。盡管語言轉向、文化轉向、敘事轉向等在不同學科中的發生時點并不同步，展開的深度與方式亦有所差別，但總體而言，從文學到經濟學，諸多學科都不同程度地經歷了這番洗禮，知識實踐也由此逐漸從“澆筑大廈”轉變為“拋撒漁網”。

《 歷史是什么2.0 》

編者：（英）海倫·卡爾（英）蘇珊娜·科普斯科姆

譯者：修鷹

版本： 望mountain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12月

事雖如此，當我們從《歷史是什么2.0》一書的視角，尤其是第16章“文學如何塑造歷史”，來審視這種跨學科知識實踐的變遷時，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便顯現出來：盡管這些學科在相當程度上采取了類似的知識結構預設，受到相近理論資源的影響，甚至常常研究相似的對象與議題，并明確進行著相互借鑒，但學科之間仍然持續存在著一種對于不可通約性的焦慮。也就是說，文學仍要明確區別于歷史學，歷史學仍要明確區別于社會學，社會學又仍要明確區別于經濟學。

以歷史學和社會學為例，前者常常將后者想象為罔顧史實而追求理論的“歷史物理學家”，后者則往往將前者視為沉浸于敘事與瑣碎史料之中的“在沙灘上撿拾貝殼的孩子”。誠然歷史學更加關注歷史資料，而社會學更加關注社會變遷理論；但是如果進入具體的社會史研究和歷史社會學研究之中，二者之間的實際差異往往并不如學科自我想象所聲稱的那樣巨大，其區別有時更多體現于寫作風格、論述重心與自我表述方式，而未必在于觀點、方法和理論上的對立。歷史學將其對于社會學的想象推向“物理學”，社會學將其對于歷史學的想象推向“拾貝者”，這種夸張又極端的相互表述，恰恰反映出回答“歷史是什么”這一問題的困難所在：當知識實踐本身已經越來越呈現出跨學科交織、彼此滲透的狀態時，歷史學究竟應當如何界定自身，便不再是一個能夠輕易給出答案的問題。

這種對于歷史知識的界定不僅有學科的維度，更受其歷史文化脈絡的決定性影響。《歷史是什么2.0》一書中大量出現的有關英國和美國的事例，以及第9章“為什么英格蘭都鐸王朝的多元化很重要”這樣的標題，都在不斷提醒讀者：本書的內容與觀點亦不能免于其對于歷史知識的反思——所謂的“歷史是什么”，其實討論的是成長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英國與美國的歷史學家，最近在用什么樣的漁網，在哪一片海域捕撈歷史知識。若以中國歷史研究者的身份來閱讀此書，從中獲得的亦不應該是“歷史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一種可能的、關于“歷史是什么”這一問題簡短而粗疏的歷史，一種關于當代英美史學如何重新界定歷史知識的局部說明。采取這樣的立場來審視《歷史是什么2.0》一書，我們就既得到了歷史是什么的回答，又重新提出了歷史是什么的疑問。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余白；編輯：李永博 申璐；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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