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云翔×康嵐】既找不到意義，也看不清未來：Z世代為何選擇“安靜地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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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云翔、康嵐，2026，《退守內心（上）： 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與“情感革命”》，《當代青年研究》第2期。

本文導讀

? Z世代堅持“我的情感我做主”，而不是努力使自我的情感適用于外部的規訓和期待。更關鍵的是，他們要設立情緒邊界，通過建立邊界，努力從消耗性的情緒或人際關系中抽離出來。追求情緒上的自洽和不內耗，是Z世代內在性轉向的核心特征。

? 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是新家庭育兒模式的直接產物和非預期后果。與“80后”相比，Z世代承載更多的不僅僅是希望，還有焦慮。他們從童年起承受了更高的期待和更嚴格的“乖孩子”規訓。他們是物質條件得天獨厚的一代，但在情緒和情感支持方面卻被相對擠壓了。他們承載著前所未有的情感負荷（唯一性焦慮、付出型親密、道德債務），卻生活在真實可依的情感支持相對稀薄的環境中（物質化交流、醫學化干預、自然陪伴不足）。他們的向內探索既是一種自救，也是對當代家庭情感困境的一種無聲回應。

?Z世代是第一代在物質豐裕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個體的追求自然會升級。主流世界經常說Z世代的年輕人矯情，把他們丟到農村去種地，又累又餓30天，一切心理問題都會煙消云散。 這種設想本身挺有問題。 我們都希望社會進步，而社會進步最基本的標志就是免受貧困和苦難的威脅。為什么我們反而認為貧困與苦難是治療Z世代的良藥呢？

? Z世代的自我仍在建構中，但缺乏一個錨點，因為錨點所需要的基礎都被抽離了。傳統愿景、集體敘事與成功學所代表的意義系統已難以提供穩定依附。目前，他們主要靠平臺上的同齡人群體的共鳴和支持，但所有同齡人都處在同樣的位置，所以這種支持仍然停留在情緒價值層面。可以說，Z世代終于發現了自我，但是無處安放自我。

?當自我的錨點從外在標準轉向內在感受，是不是必然會導致多元化？該如何理解這種多元化？Z世代在描述自己內心世界的時候，要展現脆弱性和創傷，所以也并不在意是否要為自己裝扮一個非常正面的形象。他們既嚷著要經濟獨立，又接受父母資助；一方面講自己的家庭創傷，另一方面又在想怎么多掙錢為父母養老。多元化既呈現在不同的Z世代個體中，也在同一個個體身上呈現。以前的分析框架很難接受這一點，比如在同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里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情緒感受和價值觀。

? 在蘇敏的故事中，數字平臺作用很大，再加上流量文化、大家的追捧及商業化的程度。但是，所有這些也抵消不了她作為一個個體的覺醒給大家傳達的覺醒信息的示范作用。反思、療愈、覺醒之間是有很深刻的內在關聯的。如果他們之間的互動更多朝著我們講的正能量的方向走，那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特別重要的收獲。

摘 要

文章探討了中國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現象，即年輕一代將意義建構的核心從外部社會角色與成功敘事，轉向內在情緒感受與心理自洽。文章指出，這一轉向源于傳統家庭腳本的壓力、成功路徑的收窄及數字平臺的催化，表現為以“疏離主體性”應對外部要求，并致力于構建以情緒療愈為核心的“療愈式自我”。Z世代通過設立邊界、疏離傳統錨點、在數字社群中尋求共鳴，試圖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安放自我，但也面臨意義錨點懸置的深層困境。文章通過與之前世代的對比，揭示了這一轉向的成因、特征及其所預示的文化與倫理變遷。

關鍵詞

內在性轉向；疏離主體性；療愈式自我；情緒邊界；Z世代

目錄

一、內在性轉向：Z世代的群體取向

二、轉向哪里？情緒內在性的興起

三、外在性的誘因：關于Z世代成長之路的解釋

四、內在性轉向促成疏離主體性

五、建構中的自我，以及療愈作為人生目標

六、“時間孤兒”與錨點懸置

七、時代落潮之后的多元與反思

一、內在性轉向：Z世代的群體取向

康嵐 ： 近二十年來，中國年輕人對心理學與精神健康的關注持續升溫；而在最近幾年，這種關注進一步擴展到哲學與倫理思想、命理占卜、宗教與靈性實踐等原本更多屬于思想領域或小眾文化的內容。這些關于“意義”“解釋”和“存在感”的資源，正在迅速轉化為年輕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大眾文化。一個突出的標志是，MBTI測試被廣泛用于理解自我與他人，甚至成為日常行動和關系選擇的參考框架。在社交媒體上，“情緒邊界”“精神內耗”“低能量”“低精力”等概念或說法高頻出現，構成了一套高度共享和廣泛共鳴的自我描述語言。我感覺，這些現象已經不再是個別年輕人的心理反映，而逐漸匯聚為中國年輕世代共同的心靈結構與自我理解方式。

我們在上一期的文章中討論了Z世代推動中國家庭祛魅的深刻轉型。但是中國社會并非第一次經歷家庭結構的沖擊：從“五四”以來，不同世代都曾對家庭、父權與婚姻提出過激烈批判。那么，為什么只有在Z世代這里，家庭不再僅僅是一個被批判和反思的對象，而是整體上失去了作為人生意義與價值核心的地位？我的問題是：這種家庭祛魅，是否與Z世代在自我理解和意義建構上的深層轉向有關？當他們越來越通過心理狀態、情緒感受和內在體驗來確認自身存在，并將“內在感受的自洽、和諧與穩定”作為首要參照時，家庭這種以角色、責任和關系義務為基礎的制度就必然會被重新評估，甚至被去中心化？

進一步的追問是：Z世代是否并不僅僅是在社會處境或價值選擇上不同于前幾代人，而是在主體結構層面發生了一種根本性的變化—— 一種以“內在性”為核心的轉向？

閻云翔：是的。我在《擴展的青春》（閻云翔，2025）一文中講到，Z世代所處的青春階段，跟前幾代人的青春有了本質的區別：在時間維度上延長，在內容上更豐富，同時有隔絕。在時間延長了的這一段青春期里，發生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內在性轉向（Interiority Turn）。

在討論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之前，我想首先厘清一下什么是內在性（Interiority）。作為一個概念來講，內在性是跟外在性相對而言的，兩者是我們每個人存在的兩個相互關聯而又彼此區分的不同面向。內在性指的是個體生命中的主觀經驗、情感、思想價值觀、反思能力、道德判斷等，它構成了我們對于生命事件、人際關系、社會規范、外在環境進行感受、解讀和意義建構的內在世界，它包括情感生活、道德生活、個人意義的建構過程、自我的對話及心理狀態。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內在性不是天然的或純粹的私人領域，我們每個人的內在性始終受到社會規范、文化敘事、制度環境及歷史條件的制約和塑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內在性和外在性不可能完全分開。

由此引申到外在性是什么？外在性是我們個體生命面向外部的時候，所涉及的社會角色、公共行為、與他人的互動，以及進行這些互動所處的制度性環境。這就涉及每個人的社會身份、地位及其所處的性別、階層、職業，以及在這之上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定位，以及我們為了適應、調整、處理這些外在的角色關系而進行的自我管理。在這背后有一套制度性的規范和行為的預期。因此，我們能夠清楚地感受到外在性對內在性的制約。所以，外在性是社會權力規范和控制等機制最顯而易見的場所。當然，內在性和外在性只能在概念上分開，在實際生活中很難分開，它們之間是互動的。

在概念理解的基礎上，再回過頭來看，當我們討論內在性轉向，特別是前面冠了一個Z世代，我們講的是整個一代青年的轉向，實際上強調的是一個群體性的價值取向。Z世代和之前世代的不同是，他們突然更傾向于強調或偏好內在的重要性，這是一種總體性的價值取向轉變。他們將自我探索、情緒價值和內在生活，視為建構生命意義的主要場域，更加注重主觀意義上的幸福和自我的本真性。這跟前面的世代很不一樣。比如“80后”那代青年作為拼搏個體，他們追求和在乎的是外在性所體現的東西，比如個體成就、財富積累、階層上升等。

要實現這兩點，情感的自主權很重要。Z世代堅持“我的情感我做主”的立場，而不是努力使自我的情感適用于那些外在性方面的規訓和期待。更關鍵的是，他們要設立情緒邊界，要強調自己不應該被成功學的生活腳本所裹挾。他們開始反思：為什么要內卷？為什么一定要按時結婚、生孩子？為什么一定要實現別人對我們的期待、取得具體的成就？為什么做這些事，一定要在固定的時間節點上完成？這些時間節點為什么會構成一個線索很清晰的時間條，而我們整個人生就被固定在線性的時間條框架之內？當他們開始做這些反思的時候，實際上開始了一種關于自我的敘事。在整個反思、探索和追求的過程中，個體的邊界感非常重要。所以，從“奇葩說”到脫口秀大會，在Z世代青年特別喜歡的活動中，有很多話語是關于邊界和邊界感的。通過建立邊界感，他們會辨認出哪些情緒是正能量和積極的，而哪些是負能量和消耗性的。通過建立邊界，他們努力從那些消耗性的情緒或者人際關系中抽離出來。

對于Z世代而言，抽離很重要，他們通過抽離來實現很多內在性的追求。但是，如何使抽離這種追求正當化，就需要一系列新的話語，甚至語言，即與心理咨詢理論有關的療愈性語言，比如創傷反應、情感勞動、有毒關系等。這些概念在過去這些年十分流行的道理就在這里。因為它們為Z世代追求內在性提供了一套在不確定或不安全的世界中進行自我保護的策略。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本真性。我和Z世代著重探討過這個問題。從他們給我的解釋看，實際上，本真性更多的是一種自我的感受，就是“我不裝”。“裝”等于是在扮演角色，很可能是不想扮演的角色。而Z世代和前面幾代青年相比，一個很明顯的差別是：不管那個角色是否受到社會認可，如果我不喜歡，我就不要扮演，甚至我都不想假裝扮演！這一點最重要，不想假裝扮演是本真性的最直接特征。如此強調“不裝”，就導致另外一個問題：在我們原先的倫理體系中，那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或界限會受到挑戰。不想“裝”的另一面，就要撥開所有的偽裝“摳死理”。從這個意義上說，Z世代是在追求一種道德清晰性很強的意義或價值觀。

康嵐：您是說這里蘊藏了道德轉型的苗頭？或者說，文化人格轉型的苗頭？

閻云翔：這是我感興趣的。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們經常覺得Z世代的戀愛觀成問題，比如過去兩年流行對戀愛腦的批判，認為人不應該一味地以崇拜的方式愛戀對方。但罵醒戀愛腦的話語往往會轉向另外一個極端，強調愛情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立，而自立最重要的基礎是財富自由。所以歸根結底就是一件事——努力搞錢。如果局限在這個層面，我們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Z世代把所有東西都極端功利主義化，包括像愛情這么神圣的命題。但如果看Z世代關于愛情的另外一面敘事就會發現，實際上他們強調的是定義非常清晰的愛情，在那種愛情中，每個人都不能喪失自我，是兩個獨立自我之間的愛情。Z世代追求內在性的時候是不含糊的，他們強調一是一、二是二，所有的東西都要有一個清晰明顯的界限，不光是人際關系的界限，還包括所有抽象理念的界限。

二、轉向哪里？情緒內在性的興起

康嵐：如果總結一下中國Z世代內在性轉向的核心特征，您覺得是什么？

閻云翔：首先，我想說明的是，內在性本身是有不同維度的，向內轉之后，以哪個維度為主，是不一樣的。大致梳理一下，內在性中最重要或排在比較靠前的維度是倫理維度，即個體內化的道德標準、自我審判，在沒有外部監管的情境下，如何規范自我和承擔責任。這是內在性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還有對于超越性意義的追尋，可能是宗教式的，也可能純粹是精神性的。中國Z世代的靈性療愈屬于這種精神內在性的追尋。還有，反復思考時間對每個人的意義、死亡的意義，對人際關系的思考——是不是依戀模式的人，是否認為他者比自我更重要——這些都是內在性的追求。或者，像我們“50后”這一代人年輕時，成天琢磨如何徹底實現“靈魂深處鬧革命”，努力按照共產主義道德體系來改造自我，也是一種內在性的追求。只不過那個內在性不是以自我為錨點，而是以自我的消解、融入外在的更大的時代使命為目的。

說了這么多，唯一還沒說的就是情緒的內在性：我是否高興？是否幸福？更關鍵的是，我是否自洽？是否在精神內耗而不高興？去除精神內耗要達到的目標就是情緒的自洽與和諧。而“自洽”這個詞，是到Z世代才流行開來的。我覺得，追求情緒上的自洽和不內耗，才是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之主導方向或核心特征。

康嵐：所以，內在性轉向并不是一個新東西，以前的世代也有他們的內在性追求。您剛才提到“50后”一代主要是以政治意識形態為主導方向的自我探索，那么最靠近Z世代的“80后”“95前”這一批青年呢？他們通常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獨立自主意識最鮮明的一代，也是21世紀以來積極主動尋求心理幫助的一代。在對內在性和自我的探尋方面，Z世代與他們有區別嗎？

閻云翔：十多年以前“心理熱”剛剛出現的時候，那時候的青年主要是“80后”。有兩個外在規范界定了“80后”。一個是成功敘事。努力就會成功，愛拼就能贏，這是成功敘事中的兩大主題，也是整個改革時代的主旋律。另外一個是到什么時間必須做什么事的社會時鐘。高考、上大學、找個好工作，結婚、生育，買大房子、買車，所有這些事情是一個線性發展軌道，軌道上的每一個節點都必須按時實現，這一點對“80后”影響極大。所以在這兩個外在的、幾乎可以說是道德命令的規范下，“80后”青年如果沒做到，自我感覺會有很多問題。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成功，就是你自己不夠努力或者意志薄弱。他們是為了解決這些外在的現實問題而轉向了心理學和心理咨詢。因此，“80后”的心理轉向跟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是不一樣的。Z世代不是把內在性看作一個解決外在性問題的工具，而是將其作為一個比外在性價值更高的世界來探索。這是最大的區別。

從代際差異來看，如果說“50后”“60后”革命青年更多的是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內在性探索，那么“70后”“80后”改革青年更多的是以外在成功為標志的個體主義為導向的內在性探索，而Z世代則呈現一種以情緒為主導的內在性轉向，其他的層面或維度都是相對次要的。如此突出情緒維度，有它自己的利與弊，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康嵐：為什么Z世代會轉向以情緒和情感自主權為主導的內在性探索？他們轉向這個維度的目的是什么？他們試圖通過這種內在性來解決外在性方面的什么困境、來達成什么狀態？我們設想一下，比如：在失控的生活中獲得某種掌控感？在過載的信息或關系中尋找某種真實性？或者在碎片化的外部體驗中求得某種內在或自我的完整性？

閻云翔：在Z世代內在性轉向方面，他們強調的是療愈和情緒的修復。當然，這后邊更大的背景是療愈式個體主義和心理咨詢理論的鋪墊。Z世代在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中，開始以自我修復的方式來為自己在越來越不確定的世界中找到一個錨點，一個能夠讓自己立足的地方，或者是一個能夠安放他們自我的地方。對于處于現在這個時間節點上的Z世代來說，所有這些目標都是通過情感上的療愈與修復來探索的。換言之，Z世代轉向內在性的目標是療愈而不是成功。在這個基礎上，他們試圖重新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

Z世代開始抗拒前面幾代青年所接受的主流人生腳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婚育是人生必選項”，甚至不只是必選項，還是一個道德命令，每個人到某個時間節點必然要做這件事。另外，在改革時期，特別是在“80后”這一代人中，成功也是一個道德命令，你不成功就等于失敗，你失敗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人，甚至在道德意義上是有缺陷的。Z世代拒絕所有這些東西，但是又找不到新的東西來支撐自己。所以，他們是處在一個高度不穩定、不安全的環境中，在一個主流人生腳本不再能夠起作用的情形下，試圖重建自我。因為找不到可以讓他們利用的資源和安放自我的外在性資源，所以他們才轉向內在性，特別是情緒維度的內在性。

三、外在性的誘因：關于Z世代成長之路的解釋

康嵐：為什么Z世代那么需要療愈和自我修復？他們到底缺失了什么？受過什么傷？這背后的社會動因有哪些？除了大家熟知的時代紅利的退去、成功敘事的崩塌、經濟環境的變化、社會上升渠道的日益狹窄，以前“80后”走過的那條路現在走不通了、至少是不好走了。可以說Z世代也是被迫轉向了內在性，將他們人生意義的建構從希望渺茫的外在性的東西轉向了自己可以把控的內在性的東西。這是從當下時點可以直接得出的結論。但我還想追問的是，如果我們去看Z世代的來路，您覺得還有其他外在性的原因促成了Z世代的這種內在性轉向嗎？

閻云翔：當然有。我覺得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是過去二十幾年來流行的家庭育兒模式的直接產物，但是應該說是非預期的后果。Z世代的父母絕對不想培養出這樣的孩子，但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最終呈現了這樣的結果。如果我們看新的育兒模式和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之間的關系的話，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Z世代的父母，特別是城市中產家庭的父母，將全部的希望、焦慮與愿景都投注在他們的獨生子女身上。與“80后”獨生子女相比，Z世代承載更多的不僅僅是希望，還有焦慮。因為“80后”的父母處在當時中國大環境到處是機會的時代，焦慮沒那么多，但是Z世代的父母焦慮開始出現了：我們上的大學、我們找的工作、我們現在的生活，我們的后代還能保持嗎？更遑論比我們更上一層樓？

這種焦慮導致Z世代從童年起就承受了更高的期待與更嚴格的“乖孩子”規訓——他們必須表現優異、行為端正。與“80后”相比，Z世代作為兒童、少年的自主探索、自由嬉戲甚至“淘氣”的空間被大幅壓縮。如果我們往前追溯的話，越往前，兒童時代享受的自由或者說父母的缺席就越多。兒童基本上是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瞎玩的，有各種各樣淘氣的行為，甚至也有輕微的互相傷害的行為，所有這些都是兒童在自主地探索外在世界。但是Z世代從小就被壓抑了這種兒童的天性，壓抑的天性最終會內化成孩子自身的焦慮，最終會導致一個現象，叫做“乖孩子內傷”或者“好孩子癥候”。我們看現在進入大學或研究生階段的Z世代，那些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青年，往往都是乖孩子，因為他們從小對自己的要求就特別嚴格，容不得自己犯任何錯誤，如果有錯誤，或者他們認為的錯誤也只不過是沒有像別人那么優秀而已，他們一定是自責的。因為他們父母的養育方式就是這么將他們帶出來的，出現了問題完全歸因于自己。旁觀者可以輕而易舉地說：你怎么那么想不開！但是“想不開”正是乖孩子的特征。

這些孩子長大之后，他們不僅僅擅長自我監控與自我責備，同時也更加具備自我探索的潛能。你可以設想一個淘氣的孩子，從小就不管不吝，他不會什么事都歸因于自己，也不會想那么多，只有乖孩子才會想那么多。在整個童年與少年的成長階段，他們已經經受了這種自我監控和自我責備的規訓，這鋪墊了日后的內在性轉向。如果他能夠把自己從中解救出來的話，會很容易轉向情感修復、療傷這些方面。這也是屬于原生家庭話語的話題。

第二，Z世代在物質生活方面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比“80 后”一代要優越很多。很多家庭是以精致化育兒的方式來養育Z世代的，當然這背后又有一個“鄙視鏈”和內卷的過程。同時，Z世代的父母也有他們自己獨有的焦慮和打拼的那一面。與“80后”的父母相比，他們不可能再按照本能去做事就可以享受時代紅利，他們要做得更好；同時他們想給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這兩方面的疊加使得很多Z世代的父母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傾向：在為孩子提供物質支持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因為他們自身焦慮的擠壓，在情緒和情感支持方面被相對抽空了。父母也會有自己的理由，因為精力有限，會顧此失彼。所以當Z世代的孩子特別期待情感上的慰藉或者父母的理解時，他們的父母會說，你多培養自己的獨立精神，你要忍耐一下或者不要想太多，等等，這是比較溫和的。稍微粗暴或直接一點的父母會說，我們把所有的好東西都給了你，你還要什么？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等等。當Z世代長大后回頭來看，特別是在原生家庭話語框架中進行反思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在情感上被忽視了，他們有情感創傷。

也有一些父母對孩子有特別嚴格的監控。他們自認為知道什么是對的，孩子稍微偏離一點軌道，他們就會糾正，這就是Z世代后來流行在講的所謂“直升機式的父母”，永遠像直升機一樣在孩子頭上盤旋，隨時準備來糾正。所有的控制，都被父母理解為關心與愛，而被Z世代事后反思為是控制。從父母這邊看，只要有一句“我們做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你好”，就完全可以解釋了；即使孩子現在不理解，長大以后也會理解。但事情真正的發展是，Z世代長大以后不但不能釋懷，而且理解成了相反的方面，是父母對他們跨越邊界的人格上的控制。所以長大以后，療傷只不過是使自己能夠正確對待成長過程中那些情感上受挫或受傷的經歷。再往前看，如何抵制父母延續下來的以關愛為名的控制？那就是邊界感的建立。

Z世代強調邊界感，為此產生了很多代際沖突。在具體方式上，有相當多的Z世代會選擇表面上乖順服從，但內心深處非常強烈地要建立自己的獨立空間，而他們的邊界感更多是通過數字平臺上的同齡人共同體來獲得共鳴。這種方式比直接建立邊界感更難。因為既要在話語上不使父母不高興，要繼續扮演乖孩子的角色，又要清晰地建立界限感。比較容易做到的就是跟父母有一個物理空間上的隔絕或者抽離，比如一回家就關起門進自己的房間。很多Z世代就是這樣做的。

第三，家庭養育對Z世代的另一個影響是成年后的Z世代發現自己變成父母的情感依托，甚至是父母負面情緒的垃圾桶。因為早期付出過多，有一部分Z世代的父母會攜帶很沉重的情感包袱，身心疲憊，如果還有配偶關系的惡化，那么當他們終于熬到自己的子女成年后，所有的委屈將難以再忍受。他們會迫不及待地要把這些東西分享甚至強加給自己的子女。那些作為乖孩子的Z世代，覺得自己有責任來承擔，在家庭關系中就會扮演一個調節者、安撫者的角色，在情緒上反過來支持自己的父親或母親。這實際上造成了一種角色倒置或者叫“子代的親職化”。因為Z世代伴隨著內在性轉向的深入，他們的情感世界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敏感，他們的共情心或者同理心會大大增強。這也是一種新的影響，實際上給他們帶來了情感的困惑和負擔。

同時我要強調的另外一點是，Z世代對于自己將來在為父母養老方面的責任，是看得很清楚的。這跟我觀察到的他們父母的青年時期是不一樣的。他們的父母（即“60后”晚期和“70后”）結婚生子的1990年代正是我寫《私人生活的變革》（閻云翔，2006）那本書的時候。在當時的下岬村，代際關系進入最為緊張的階段。作為子代的青年幾乎不可能考慮他們對親代將來的責任，同時還想盡可能地侵占親代的利益。例如，我在那本書里詳細講述了子代如何利用彩禮嫁妝的機制，來提前瓜分父母的財產，等等。那也是全國農村范圍內出現孝道衰落、養老危機、部分地區老人自殺率上升的時候，有大量調查和學術研究的佐證。

這里有個必須要理解的因素，那時候是僧多粥少，大家在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必須要為自己謀得想要的東西。但Z世代沒有這樣的挑戰，所以他們很自然地假定自己將來會承擔養老的責任。我發現，很多Z世代在考慮自己的婚育選擇時，是把這個放進來的：如果我結了婚，要不要孩子？我們能不能承擔對雙方父母的養老責任，同時又不影響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撫養孩子？所有這些細致入微的考量，是Z世代父母在他們的青年時代所沒有的。那個時代是完全被外在性的東西牽著走，只想著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這些外在性方面的追求一直延續到“80后”一代，當然大的背景是關于成功敘事的夢想是可以實現的。

上面講的是來自家庭和養育方式的主要影響，其實還不止這些。教育體系所扮演的角色，跟家庭非常相似，但可能力度沒有那么大，因為畢竟家庭對于Z世代是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兩個領域同時產生影響。

在中學階段，Z世代經受的是全方位的受監控和績效考核前置規范的影響。他們整個人生是為考分展開的，每一天走進教室都是上戰場，每一天的成績都是他們的生死線。這說得有點夸張，但總的來講，作為個體的Z世代在中學的體驗就是這樣。如果你學習不好，你就不是一個乖孩子；如果你不是一個乖孩子，也就不是一個好人。我后來在訪談中還發現，中學教師對學生的管控和學生個體的自由空間具有明顯的成績分層性，當成績一般的學生都在講自己如何受限制時，那些成績永遠在前三名的學生卻說：我從來沒這感覺呀，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師特寬容。所以，中學教師是通過這種完全不同的對待方式來形成一種激勵機制，這反過來又加重了絕大多數人的那種受管控、受監視、受壓制的生命體驗。

更關鍵的是，學生的情緒對于教育者來講不重要，就像孩子的情緒對于父母不重要一樣。直到情緒真出了大問題，學生抑郁了，馬上就給予一個非常醫學化的診斷，看醫生、吃藥。實際上這是一大忌諱，因為過于寬泛的醫學化診斷，往往會加重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而真正的解決之道在于，從一開始在細微之處就不要輕視、忽視情緒層面的健康，而這正是我們整個教育鏈條中缺失的一環。之所以缺失，不僅僅是因為沒有空間、時間和資源，更在于教育理念上的缺陷。

到了高考結束的那一刻，絕大多數的Z世代中學生會覺得他們已經耗盡了，他們期待大學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體驗。他們自己的感受是以前好像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現在終于考進了大學：我要重啟人生。但是，他們很快便發現，就像有雜志報道過的，現在的大學已經中學化，特別是在拼績點方面，比中學有過之而無不及。更關鍵的是，中學成績決定的是高考結果，而大學成績卻涉及大學畢業后的整個人生軌跡，從保研資格或就業出路開始。所以，Z世代進入大學以后的內卷行為不僅沒有減少，在某些方面反而不得不增加。大學教育在理論上提倡素質教育、博雅教育，可是實踐正好相反，這種內在的分裂性對于Z世代的情緒、情感世界和內心協調方面的沖擊，可能比中學更甚。因為中學的目標至少簡單明了——為了高考，而大學期待你“既要又要”，這是做不到的。

康嵐：我想回應一下家庭養育環境對Z世代內在性轉向的直接影響這個話題。您的分析，讓我頗為感慨。

首先，您提到Z世代與父母的關系承載著前所未有的焦慮投射，我覺得在獨生子女政策的背景下，甚至可以說是“唯一性焦慮”與情感的全押注。對Z世代的父母而言，養育成為一場“成功或失敗都是 100%”的終極賭注。雖然“80 后”一代也多為獨生子女，但他們的父母既沒那么焦慮，也沒為自己唯一的孩子投入與付出這么多，所以那個“唯一性”的押注也沒那么悲壯。而在今天的物質豐裕疊加內卷競爭的時代，Z世代的父母將這種唯一性焦慮轉化為對子女全方位、無死角的精密規劃，使Z世代的自我從出生起就與父母的高期望深度嵌合，失去了試錯的心理特權。

其次，新家庭主義視角下的代際親密性與這種高密度付出緊密關聯。父母通過物質與精力的極致投入，構建了一種“付出即親密”的關系模式。然而，如此高濃度的付出感極易異化為情感綁架與道德債務。“為孩子付出了所有”，既是愛的宣言也是控制的權柄，使得心理邊界的建立困難重重。父母因付出而無法“松弛”，子女因虧欠而難以“獨立”，共同困在一種充滿愧疚的緊密共生里。這種“付出型親密”下的道德重壓，敏銳善感的Z世代不可能毫無知覺。

最后，Z世代與父母之間的親子交流在物質層面高度發達，但在精神層面卻相對稀薄。一方面，父母慣以“給錢／花錢”和“解決問題”替代情感上的傾聽與感受，甚至覺得自己孩子的敏銳多思是一種內耗，無益于當下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當情緒問題爆發時，家庭與學校系統往往過于依賴所謂專業主義的解決方案，迅速將其醫學化、外包化，用“診斷與治療”跳過更自然的傾聽、陪伴、對成長的等待，而后者本該是培植生命力的最佳方式。這種情感支持的專業主義外包，使得Z世代的情緒經驗被剝離出其生活語境，轉化為個體需獨自承擔的心理癥狀。他們因此更早、更熟練地使用心理學語言進行自我分析，卻也更深刻地感受到系統性的情感孤獨——無人真正聆聽，卻期待他們盡快“康復”。

所以是否可以說，Z世代很大程度上是在這樣一種“高密度情感綁定”與“低質量情感支持”并存的悖論中成長的一代？他們承載著前所未有的情感負荷（唯一性焦慮、付出型親密、道德債務），卻生活在真實可依的情感支持相對稀薄的環境中（物質化交流、醫學化干預、自然陪伴不足）。當所有的外在性無法提供有效的情感秩序時，轉向內心、借助心理學工具厘清邊界、重建自我，便成為他們唯一可控的生存策略。他們的向內探索，既是一種自救，也是對當代家庭情感困境的一種無聲回應。

閻云翔：你的進一步分析非常深刻和精彩！除了擊節嘆賞之外，我再也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匯來回應了！

四、內在性轉向促成疏離主體性

康嵐：對于絕大部分Z世代來說，與父母的代際關系是他們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這一關系攜帶著很深的情感與道德的復雜性，親密性與壓迫感的同時存在，使他們在處理與父母的代際關系時極其強調邊界感。這是不是Z世代行使其主體性的主要方式？進一步的問題是，內在性轉向會促成Z世代怎樣的主體性？如果與父母的代際關系是他們應對外在性的第一關，那么Z世代的主體性還有哪些其他表現形式？

閻云翔：前面講的家庭養育環境對Z世代的影響，是我在閱讀Z世代的文字時發現的，換句話說是Z世代自己提煉、反思與講述的。從他們的自我陳述中，如果讓我概括Z世代的主體性，我覺得核心是兩個字——疏離，或者叫疏離主體性（Estranged Subjectivity）。

首先，正如你說的，是代際關系上的疏離。他們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設立邊界感，設立邊界感就是拉開距離，就是疏離。換句話說，在代際關系中有一個疏離主體性的呈現。但是我要強調，疏離不是斷裂。疏離是要拉開一個安全的、合理的距離，這之間的連帶關系沒有完全斷掉。疏離跟斷親不是一回事兒。在代際關系中，父母在物質上投入巨大，可是在精神和情感上，Z世代覺得沒有給他們指出一個有意義的方向，反而造成了很多情感上的創傷。比如有人不斷在講類似的一句話：從小爸爸媽媽就要求我成功，并且告訴我如何成功，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告訴我如何幸福。而幸福才是Z世代重視的東西，但幸福感往往與大房子、豪車沒有直接關系。

其次，Z世代還在主動地、有意識地和宏大敘事——主要是關于成功的宏大敘事——拉開距離。他們覺得過去的成功不可復制，他們不會也不可能再重復過去。但是將來怎么樣？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當下，但是當下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中國早已進入了風險社會。Z世代清楚地知道，即使從985高校畢業，也不一定能找到心儀的工作，更遑論那些背景不那么好的學生，很可能首先面臨的就是就業問題，以及就業以后在職場會遭遇什么，等等。所有這些東西，他們比前面任何一個世代的青年都看得更清楚，理解更深刻。所以，他們不再相信那個成功敘事了。但是，他們也沒有走向直接的抗議或者反抗，只不過就是拉開距離，保持一個疏離的姿態。

在這方面，我特別佩服Z世代的一種素質或能力（主要是通過平臺上的道德共同體的共鳴），即他們能夠在疏離之后，不受主流社會的指責、蔑視或忠告等各種方式的影響。我聽到很有意思的表達，比如：“如果你看扁我，我就扁扁地走開”“你如果要觸犯我的底線，那我就把底線再降低一點”。類似的表達方式被總結為“小微型憤怒”，就是：我不是沒情緒，但是我的情緒沒必要、不值得對你發泄，或者形成對抗關系，我不理你就是了。這也是疏離的一種表現形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我是Z世代的話，我可能會有一種既不屬于過去也不屬于將來同時還跟現在沒有關系的感覺，類似于時間維度上的孤兒狀態。如果你有這種孤兒狀態，同時又想追求精神上的自洽和不內耗、情緒上的協調和幸福，這還是挺有勇氣的。因為這幾個東西是互相矛盾的。而我們前面幾代人從來沒有能夠同時在內心世界里容納下這么多自相矛盾的東西。

最后，Z世代和我們長久以來行之有效的傳統人生腳本的疏離。傳統的“做人”倫理強調，人生每個階段要做什么事和承擔什么角色都是規定好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結婚、生育、養家和為父母養老。這些事情都是道德命令，你必須遵循。每個人不應該也不可能離開這個標準人生腳本。但這些東西到了Z世代就不一樣了。他們不像五四青年那一代站起來大聲疾呼，說過去的傳統文化是吃人的文化，我們必須改變！他們采取的方式只是“扁扁地走開”，是一種非常安靜的但有很強內在力量支撐的那種主動的撤離：我沒有想推翻你，我就是不干了。

康嵐：Z世代和五四青年的不同，向我們鮮明地展示了內在性轉向和外在性追求的區別。五四青年一代追求的是自我的外在實現，通過救亡圖存的道路。那么Z世代是用一種靜靜的、冷冷的、自嘲的方式，讓主流世界無可奈何嗎？

閻云翔：表面看來，的確如此。但是，我從Z世代這種非常平靜的被動的策略中看出了更多激進和主動的因素。《哎呀我兔》的這幾張漫畫（參見下圖）完美地呈現了Z世代如何通過劃定邊界與撤出，來保全自己的內心平衡。漫畫中的主人公在2025年給自己立了一個新的人設：“下班走最快的那女的”。她說：“愛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種，到點下班是最直接的一種。”回到家啥事沒有，但是她認為，“拖鞋是一種信號，代表我這艘小船，一晃一天總算靠了岸”。回到家無所事事地躺在沙發上玩手機，這里實際上講的是外表上很脆弱，但是有她自己的內核。“外界的聲音都是參考，我不自在就不要參考”這句話，我覺得反映了Z世代的某種普遍認同。她批評以前的那些雞湯文，“下班后黃金四小時偷偷逆襲變優秀”，那是“80后”成功敘事還起作用的時候。而今天，她也有一套能夠讓自己舒適與和諧的方式。最后她說：“我溫和地走進每一個良夜，并發自內心覺得，小手機、小被子、小沙發、小貓咪，我們五個過好日子比什么都強。”

圖 下班走得最快的那個同事（閱讀10萬+）

漫畫來源：《哎呀我兔》微信公眾號2025年2月19日

將漫畫女主人公的“我們五個”，再加上前面談到的“小微型憤怒”，與十幾年前的電影《小時代》并置，我想問，Z世代的“小”與《小時代》的“小”一樣嗎？顯然不一樣！電影《小時代》的“小”背后有很大的個體抱負、決心和目標，但是那些目標是由外在力量界定的，實際上是被成功敘事包裹之后的產物。相比之下，Z世代的“小”，突出的卻是自我，是內在性的體現，無須外界力量的承認或加持。就此而言，《小時代》的“小”，很可能是迷失了自我。

五、建構中的自我，以及療愈作為人生目標

康嵐：那您覺得Z世代的疏離策略是在真正建構自我嗎？他們的疏離主體性和他們的自我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有了前面三個方面的疏離——代際關系上的疏離、和宏大敘事的疏離、和傳統人生腳本的疏離——他們的自我將在哪里安放呢？

閻云翔：討論自我，就離不開講主體性。主體性（Subjectivity）指的是個體在社會與文化語境中體驗、感知并定位自我的方式。個體擁有經驗、感受、思想、欲望，對自我有一定的意識，同時又被大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所塑造，反過來也會在框架之內努力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如果只是一味地被塑造，主體性就不明顯，明顯的主體性是在所有塑造它的條件之下，個體努力重塑自我（無論朝向哪個方向），而這個重塑自我的過程，一定會受到權力和既定文化意義系統的限制。所以，主體性既不能簡化為私人內在性，也不能僅僅歸結為社會結構；它指向的是個體生活與社會制度相交匯的經驗界面。所以我們可以說，個體通過話語、制度、反思、敘事以及對自己情緒的調整等諸多方式，來展現或行使自己的主體性。

如上所述，Z世代展現自己主體性的主要方式就是疏離。因為他們與繼承的規范以及當下的現實都“不合拍”，但又不能完全脫離，所以通過拉開社會距離來自我保護，這是他們應對外部環境的行動策略。疏離主體性就是Z世代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的核心特點是不確定性和抽離性，是拉開距離之后的反思。

從直觀的經驗層次上看，Z世代的這種疏離主體性更多的體現為情緒疲憊、社交焦慮、情感退縮等相對消極的狀態。但這是從主流世界的視角得出的結論。從Z世代的視角來看，實際上，他們是不斷地想確認但始終無法確認他們的自我。我是誰？對Z世代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但對于“80后”不是，或者不是個大問題。對于更往前的世代，根本就不是問題，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雖然從主流視角看，Z世代不知道自己是誰；但如果從全新的視角來看，我覺得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開始認真探討自我的世代，他們在努力地辨識和確立自我。

我前面已經將Z世代的主體性界定為疏離主體性，這樣的主體性會產生很多懸而未決、自相矛盾的感受和狀態。在這種狀態下，Z世代有沒有可能或者能不能期待會有一個特別清楚的自我呢？要深刻理解這一點，又要回到主體性和自我的概念，以及二者的區別。你的主體性，做了這個、做了那個，發揮了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但最終導致什么樣的自我？你是否清楚你做的是什么樣的自我？或者自我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呈現的？

這就涉及自我性（Selfhood）的概念。自我性是個體對于自身作為一個獨立且持續存在的存在者的意識和認同，是一種對“我是誰”的回答和構建。這需要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反思性。你作為個體，能夠從所有外在性的局限中跳出來，靜觀內在的自我，并試圖理解，從而構建這之間的連續性和獨立性。這絕對和關于自我的記憶有關。如果你對以前的事完全不記得了，你很難說有自我。所以，如果一個人不幸得了阿爾茲海默癥，其自我性就會受到極大的損傷乃至完全喪失。記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記憶的基礎上，你能夠構建關于自我的敘事，也就是自傳。你構建自傳的時候，就是在你的內心世界構建了一個自我，這個自我跟真正時間鏈條中所發生事件中的自我所經歷的事情不一定完全吻合，是你通過敘事重構的自我。在這個重構過程中，你對自己是有評價的，對自己和他人的關系、和世界的關系也是有評價的。這個評價，我們把它叫作反思。

但是，因為Z世代的主體性已經是一個被不穩定性、矛盾感與斷裂感所籠罩的疏離主體性，所以它導致的自我性就更加呈現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的特點。因此，Z世代始終在尋找錨點來確認自我。比方說有個人，在小紅書上發了很多關于自己情緒感受的記載和反思，同時在領英上又極力塑造自己非常成功、能干的職業形象，可能在家庭的微信群里又要扮演一個乖孩子的形象。那么這三套不同的敘事，到底哪一個才是他真正的自我，還是三個加起來是他的自我？所有這些東西都是自我建構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層面。

關鍵是，自我性還跟人格或者文化人格（Personhood）有特別緊密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它的影響。人格也是一種建構，但更多依賴于公共輿論、社會關系對于個體的評價，而不是主要依賴于自我的反思。你到底是不是一個在我們的文化中公認的好人，這屬于人格層面。所以，我們對自我的發掘、認知、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別人的影響。也就是說，你努力要做一個乖孩子，做一個有用的人，做一個公認的有道德感的好人，所有這些跟你要構建的自我分不開。如果把主體性、自我性和人格都放在一起考慮，那么我們對于自己希望成為的那個自我，到底有多清醒的認知？

康嵐：那么回到Z世代，您覺得，他們對于自我的認知主要有哪些特點？

閻云翔：據我觀察，Z世代展現的是一種療愈式自我（Therapeutic Self）。把他們所有關于自我的感受加以歸納和分類，療愈（Healing）是其中最關鍵的核心詞。療愈式自我是Z世代在面對結構上的不確定性和道德宏大話語的崩塌等條件下所形成的高度反思之后的一種自我保護模式，它的核心在于我們前面講的情緒內在性。Z世代的這三個特點——情緒內在性、疏離主體性和療愈式自我是相互影響、相互嵌入的。

療愈式自我追求不要有精神內耗和負面情緒，要實現內在的自洽、和諧與平靜，這首先要對自己的情緒和情感有特別強的反思性，這是一個很新的東西。在過去，情緒對我們來說是很自然的狀態，你煩了、憤怒了、抑郁了，那又怎么樣？前幾代人的共識是，不會怎么樣也不能怎么樣。但Z世代會琢磨自己的情緒，特別是負面的情緒，比如我為什么焦慮？這種高度的反思和深入的內心挖掘，不一定會治愈你的焦慮，很可能你想得越多越焦慮，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講的是，這種反思本身是Z世代療愈式自我的特點。他們對自己的情緒波動特別關注，特別想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更關鍵的是，療愈對于Z世代是作為人生目標來看待的。而Z世代之前的那幾代人不會這樣看。個體很少會認為自己的委屈、抑郁等是受到很大的傷害，即使覺察到了，也羞于公開承認。但這些都是Z世代的特點。他們不僅勇于公開講述自己受到的傷害，而且不認為這是丟人的事情。對創傷的療愈才是他們把它公之于眾的目的。

在技術上，Z世代什么方式都可以試，只要能療愈。所以，心理咨詢、塔羅牌、星盤、正念，或者儒家倫理、道家觀念，他們可以輪流試。但我們不要被這些表象所迷惑，擔心會發展成迷信或其他什么。不會的。因為試完之后，他會看是否符合他期待的結果，符合了就信，不符合就換。那就意味著，他真正關注的是自我情緒上的感受，他的目的是療愈，不是找罪受，不是苦修、苦行。Z世代最煩的是“沒苦硬吃”，而“沒苦硬吃”恰恰是被前面幾代人認為是美德的東西。在這方面，Z世代和父母的矛盾最大，他們覺得父母看不得他們過舒服日子，沒事老讓他們磨煉意志，認為只有那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強大和優秀。

Z世代是第一代在物質豐裕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個體的追求自然會升級。主流世界經常說 Z世代的年輕人矯情，如果把他們丟到農村去種地，又累又餓，不出30天，一切心理問題都會煙消云散。這種設想本身挺有問題。我們都希望社會進步，而社會進步最基本的標志就是免受貧困和苦難的威脅。為什么我們反而認為貧困與苦難是治療Z世代的良藥呢？時代變了，大家的生存環境變了，我們不能期待Z世代回到過去的思維方式來處理他們現在面臨的精神和情緒方面的挑戰。

療愈式自我的有些特點跟疏離主體性是重疊的，比如設定情緒邊界。但我想強調的是，邊界設定對于疏離主體性是一種策略或技術，但對于療愈式自我則是自帶其獨特價值的。邊界的價值是情緒安全，而情緒安全優先于傳統人際關系中的責任，因為只有情緒上安全了，才能療愈。與此相關的是，既然情緒安全與內洽是人生目標，而療愈是實現該目標的不二法門，那么為了療愈而承認脆弱、展示脆弱也不是什么弱點；在某種意義上，分享脆弱已然成為一種美德。而在過去的幾代人中，脆弱是要被深深埋在心中，不敢也羞于讓別人知道的。但今天的Z世代經常展現自己的脆弱性，通過公共平臺向同齡人、向他們的道德共同體分享自己的脆弱性，然后獲得整個共同體的鼓勵和理解，最終獲得情緒和心理上的自洽與平靜，這也是一種療愈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療愈式自我的集中體現是在數字平臺上的道德共同體之內，而反過來，平臺通過算法又不斷地加強這種話語和它的影響力，使平臺上的個體得到了更強的支持、共享和共鳴。所以，數字化精致呈現出來的自我，也是療愈式自我的一個特點。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他不能在職場上、在老板面前經常展現自己如何脆弱，或者與父母分享來自原生家庭的創傷。但是，他可以通過清晰地劃清界限，到點一定得下班、拒絕加班，或者回避與父母的互動，來實現自保的目的。換言之，情緒安全與內洽的療愈式自我在線上和線下的表現是不一樣的，這是它的另外一面。

如果給疏離主體性和療愈式自我一個形象化的比喻，那就是Z世代就像一棵被連根拔起的植物，和它原先的土壤處于疏離狀態。他要尋找新的土壤，不是以前那種很粗糙的土壤，而是一個可以更加溫柔地照顧情緒、照顧內在世界的新的土壤，最好是一盆營養液，他移到這盆營養液中重新扎根。吊詭的是，這盆營養液是盛在數字平臺這個容器里的。數字平臺這個容器看著很漂亮、很絲滑，像一個玻璃器皿，缺點是很容易破碎，一旦跟線下社會接觸，就會發現現實完全不像營養液那樣令他舒適。所以成人社會的期待是，Z世代長大了就好了，或者如果經歷了社會的毒打，他們就知道該做什么了。也就是說，那個很漂亮的容器被打碎了。但是我還是要強調，這是一種視角，但不是Z世代自己的視角。

回到你前面的問題，Z世代的自我將在哪里安放呢？我覺得，Z世代在尋求自我的路上發現，疏離性始終存在。換句話說，自我對于Z世代來說仍然在建構之中，它缺乏穩定性，缺乏一個錨點。因為錨點所需要的基礎不存在，都被抽離了。所以Z世代努力建構的自我，主要是靠平臺上的同齡人群體的共鳴和支持。但問題是，所有的同齡人都處在同樣的位置，所以這種支持仍然停留在情緒價值層面，而缺乏倫理意義上的、精神意義上的、認識論意義上的和人際關系意義上的所有其他層面的支持，所以這個自我的基礎相當不穩定，導致的結果是同樣的疏離感。我覺得，Z世代的疏離主體性不是徹底地沒有根基，而是所有的錨點都被拉開了距離，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也許可以說，Z世代終于發現了自我，但是無處安放自我。這是一個很大的倫理意義上的挑戰。

六、“時間孤兒”與錨點懸置

康嵐：我想討論一下錨點的問題，這件事非常重要。前面您提到Z世代有一種“時間孤兒”的感覺，既不屬于過去，也不屬于未來？他們拒絕傳統人生腳本，和前兩代人的成功敘事拉開距離，在代際關系上也保持一種疏離的姿態，這些說明他們不屬于過去。那么“不屬于未來”一說怎么理解？

閻云翔：因為在未來愿景的層面，Z世代也呈現了一種疏離的姿態，持強烈的懷疑態度。比如，Z世代愿意回到傳統的儒家倫理下的愿景嗎？我覺得至少Z世代中聲音最洪亮的那一部分人——女性群體絕對不愿意，男性群體中可能有一部分人也不愿意。那么集體主義的愿景呢？如果成功敘事沒有崩塌，實現一個完美的結合，我相信Z世代會擁抱的。因為前面有例子，“80后”就擁抱了，擁抱以后也得到了時代紅利。所以這個愿景的可信程度取決于諸多現實因素的存在與否。其實，回歸傳統愿景的渺茫也是由于現實因素的缺失。換言之，一個人得到了尊重、平等和自由，或者至少認識到這些因素的價值之后，大概率就不愿意再回到沒有這些東西的愿景里。同理，如果成功敘事不能夠實現，通過成功敘事描繪的愿景可能對Z世代就沒有吸引力了。而在我這一代人的青年時代，吸引我們的不是成功敘事，而是烏托邦理想的神圣意義。

康嵐：意義感匱乏，是今天的年輕人突出的問題。如果我們把“未來”不僅僅理解為時間流向，而是一種意義供給系統——比如您提到的，儒家倫理下的家庭主義愿景、集體主義下的奉獻敘事或個人成功學所許諾的自我實現——那么Z世代與未來的疏離，是否本質上是一種對意義系統的普遍懷疑？更進一步，這種懷疑是主動的、清醒的拒絕，還是被動的、無路可走的懸置？如果未來不再提供意義錨點，而過去也已失效，那只能活在當下情緒的流動與平臺的即時共鳴里嗎？這種與未來的斷裂，除了現實利益的考量（比如成功敘事崩塌），是否也是一種存在論層面的意義撤退？或許這正是他們無處安放自我的深層困境？美國的Z世代沒有這方面問題嗎？

閻云翔：疏離主體性不是美國Z世代的特點。如果讓我概括美國Z世代的話，第一是多樣化，第二是主體性處于協商狀態中。原因在于他們內部分裂，一部分人仍然在擁抱激進的“左”傾思潮和相關的意識形態，另一部分人則非常堅決地向右轉，所以在最近一次的選舉中，Z世代投給川普的票很多。我們不去評論政治立場，只強調錨點這件事。美國的Z世代是有錨點的，無論是意識形態上的錨點，還是宗教這個錨點，從來沒有消失過。這些思想資源在美國從來沒有崩塌過，只不過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輪流占據主導位置，或者可以說是諸神打架的狀態。美國Z世代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來自風險社會認知。但是，這不是個人的生存機會風險，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社會延續風險，比如環境問題、氣候變化或者核能源的不安全性，等等。這些是構成未來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從方向上來講，美國的Z世代跟前面幾代人沒有太多的背離。所以，我沒有覺得美國的Z世代有那種“時間孤兒”的感覺，因為他沒有那種斷裂，他跟前面幾代青年是處在我稱之為“世代演進”的軌道上，每一代青年都比上一代人更激進一點，但是激進的基礎是上一代人所取得的進步。而我們的Z世代更像是“橫空出世”，他們想的事情跟前面幾代青年完全不一樣。

康嵐：從我們前面的討論來看，中國的Z世代正面臨“錨點懸置”的困境——傳統愿景、集體敘事與成功學所代表的意義系統已難以提供穩定依附。有趣的是，人類學家項飆（2023）提出“重建附近”，在Z世代中激起了廣泛共鳴。他將“附近”定義為介于私人與宏大系統之間的生活空間，并指出它可能是年輕人面對失控世界時可以重新握住的一個“錨”。近兩年，我們看到年輕人有不少探索“附近”的實踐，比如數字游民社區、鄉建實踐，或是基于興趣的各種線下社群，這些嘗試似乎都在家庭與職場這兩大傳統架構之外，主動編織新的意義網絡。

我們是否可以將這些探索理解為一種對“錨點缺失”的積極回應與實踐嘗試？更進一步，這些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真正超越平臺所提供的主要停留于情緒價值層面的共鳴，進而為流動的、不穩定的自我提供您所說的那種倫理、精神、認識論與人際關系等多維度的實質性支撐？或者說，這類“附近”的構建，是否仍難以擺脫其私人生活領域的局限與偶然性，因而尚不構成一個足以安放Z世代自我的穩固的“新錨點”？

閻云翔：我覺得你剛才提到的這些實踐都是讓人感到很受鼓舞、很有希望的努力，但是他們本身還沒有構成錨點的存在。第一，因為都是相對孤立的行動，從規模上來講比較個體化。第二，主要還是局限在私人生活領域。因為我們前面一直在講，內在性和主體性是相互制約、相互規范、相互促進的。Z世代所有尋找錨點的努力、所需要的思想資源都需要他們自己重新創造，而這種創造主要來自公共生活領域內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本身有相當大的難度。Z世代已經選擇了疏離傳統錨點，但同時又不知道新的錨點在哪里。他們在努力地探索，至少目前從他們在平臺上的表現和話語看，仍然在尋找之中。如果我們不以世俗意義上的成敗論英雄，我覺得Z世代的年輕人真的很勇敢，令人欽佩不已，肅然起敬。

七、時代落潮之后的多元與反思

康嵐：當一代人集體處于這種“尋找錨點”的狀態，當自我的錨點從外在標準轉向內在感受，是不是必然會導致多元化？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多元化，它代表著一種賦予個體充分自由的豐富性嗎？還是說更像一個過渡階段？

閻云翔：每個人的內在世界都不一樣。當人們將注意力和優先選擇轉向內在世界時，邏輯上必然導致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樣。只有當外在性是標準，并且按照固定腳本來強加于人時，大家才會走向一元而不是多元。

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盡管疏離主體性和療愈式自我構成Z世代的鮮明特征，但不是所有的Z世代青年都這樣。我講的這些東西是作為一個世代群體的主要傾向，而這主要傾向不僅因人而異，也會受到社會階層、地理區域、性別等的影響。所以Z世代本身不是鐵板一塊。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沒這么想，還有人可能依然堅守傳統的主體性和自我性。這也是多元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是跟前面幾個世代相比，我們今天討論的意義在于：第一，這個世代傾向是全新的。第二，在有條件的地區和群體中，特別是在女性中，它代表著一個占主導位置的發展趨向。第三，當所有這些東西打開了個體選擇的閥門后，每個個體在現實生活中怎么選，從線上到線下，其結果將是多樣化的。很可能的情況是，網上每個人都講不婚不育，線下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許多人做了相反的選擇。其中一個最值得注意的原因是，他就覺得結婚生育是好事兒，他選了；或者隨著年齡的變化，他以前覺得不好，現在覺得好了，這是他自己的選擇；或者，線上談的是理想狀態，但在線下被迫做了其他的選擇。類似這種，線上話語更多強調的是抵制和抽離的狀態，跟線下表現出順從、妥協和接受的狀況，很可能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這些矛盾和分裂也都是多元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是還要注意另一個層面，就是我講的“世代演進”。Z世代在意識形態、精神、情緒、心理這些方面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同時，你看Z世代關于原生家庭話語的討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打破代際傳承：我不要成為我父母那樣的父母。那么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我決心、我有能力做不一樣的父母，我去做了；另一種是我沒有能力或者我對自己沒有信心，我不婚不育了。無論如何，他們的視野中是有下一代的。“世代演進”對Z世代的下一代會產生什么影響？同時，Z世代作為大哥哥、大姐姐對于Alpha世代會產生什么影響？考慮到這些，我們今天討論的所有這些新的變化的意義是非常大的。

康嵐：您剛才指出的線上與線下的矛盾、話語與行動的不一致，非常關鍵。Z世代在追求“自我本真”的同時，是如何容納并整合這些對立的情緒、價值觀和行動的？一般認為“本真”意味著內外一致、知行合一，但Z世代的實踐凸顯了一種“誠實的矛盾”，尤其當他們“既要又要”時，他們的自我充滿了復雜性。

閻云翔：Z世代不在乎說丑話。他在描述自己內心世界的時候，他不是要展現脆弱性、展現創傷嗎？所以他也不在意是否要為自己裝扮一個非常正面的形象。所以他會說，父母的錢，我當然需要了。但是如果跟他們深入交談會發現，很多人還在努力爭取經濟獨立，他們把事業看得很重，不婚不育的理由之一是我的事業更重要，特別是年輕女性。所以很多時候，Z世代并不像他們話語中說的那個樣子。這里還有另外一個復雜層面。前幾代人傾向于相反的表達方式，比如領導問你累不累，我們肯定說一點都不累，但實際上累得要死。但是現在的Z世代，他還沒有到累得要死的程度，已經在嚷累得要死。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同樣地，他既嚷著要經濟獨立，同時又接受父母資助；他一方面講自己的脆弱性和家庭創傷，另一方面又在想將來怎么多掙點錢，以便能夠為父母養老。多元化既呈現在不同的Z世代個體中，也在同一個個體身上呈現。我覺得，我們以前的分析框架很難接受這一點，比如在同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里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情緒感受和價值觀。

內在性轉向會導致主體性的豐富，而主體性的豐富就包括自相矛盾的這種豐富性。以前的世代，像我作為“50后”青年，我們基本上就是一根筋，一條道走到黑。我們這一代人不缺乏能動性（Agency），但缺的是反思精神。因為角色倫理的形塑作用無比強大，我干嗎要反思？！我前面有那么多楷模，那么多從父母到社區里的各種受人尊重的人，再到國家倡導的模范，我就努力把自己變成那樣的人就可以了。這是唯一的可能性。所以我們“50后”沒有這種反思性，我們的內心世界，往好了說是很單純，但另一面就是很單一。挪威奧斯陸大學的學者劉鳳淑對中國三代女性做過關于婚戀觀、性別關系的訪談：祖輩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就是“簡單”，問他們以前怎么想的，回答就是“簡單，我沒想過”；父輩的詞是“單純”，單純曾經是一個很好的詞，代表不在乎錢、名、利，不在乎自己的舒適，努力要成為一個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好人，那叫“單純”。但到了第三代，就復雜多了，他們什么都要。

康嵐：“50后”因有明確的楷模而“無須反思”，這恰恰襯托出今天Z世代這種復雜的反思性的珍貴。從“簡單”“單純”到“復雜”的變遷，其核心動力似乎正是“舊的失靈了”。當外部力量放緩之后，不僅Z世代，“70后”“80后”乃至整個社會都或多或少被卷入了一種被迫的、清醒的反思之中。這大概是時代落潮之后的必然，但這又何嘗不是蘊藏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呢？

閻云翔：是的。反思精神就是讓自己從現有的環境中跳出來，后退一步，客觀地看待自我以及所處的環境，并做出一系列的思考。Z世代的反思性和大環境的變化有關。如果Z世代還能像“80后”那樣順利地工作、買房、積累財富，他們大概率不會變成現在這樣。變成今天這樣，就是因為他們發現向外走會不斷碰壁，努力不一定有回報，這是Z世代面臨的最嚴酷現實。如果拼搏完以后身心疲憊、滿身創傷，沒有贏甚至注定不會贏，那前提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導致Z世代內在性轉向的前提條件。所以Z世代的主觀能動性和內在動力，作為一代人的集體共享的世代意識，我稱之為“代際頓悟”，不是憑空想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外在的社會條件特別重要。如果原先的條件仍然存在，即使有個別人有新的想法或轉變，也不會形成集體共識。因為其他人仍在原先的道路上狂奔，別人喊也沒有用。只有當前面的路走不通了，才會嘗試別的路。然后，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講，有越來越多的人愿意聽，在這個前提下，數字平臺起了決定性作用。我們在談Z世代的時候，絕對不能忽視數字平臺的作用。在數字平臺上，如果講的東西契合大家的心態，一夜之間就會收獲無數點贊，很快就變成了一種新的思想資源。蘇敏的案例實際上展示了更多樣化的可能性。蘇敏能做到，我們為什么做不到？如果我們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她給我們的啟示太多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是如此普通，她的想法也很普通，她是一個很實在的人。所以我覺得這個啟示意義是很大的。

我們似乎正處在一個覺醒的時代。一百年前，魯迅悲觀地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但是一百年后，蘇敏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想要的生活，可以自己選。”在蘇敏的故事中，數字平臺作用很大，再加上流量文化、大家的追捧及商業化的程度。但是，所有這些也抵消不了她作為一個個體的覺醒給大家傳達的覺醒信息的示范作用。我覺得，反思、療愈、覺醒之間是有很深刻的內在關聯的。如果他們之間的互動更多朝著我們講的正能量的方向走，我認為，那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特別重要的收獲。

責任編輯：康 嵐、王海瓊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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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系列對談

第 4 期預告：想獨立又離不開關系：Z世代“做自己”的掙扎與困局

? 為什么“做自己”之后反而更累了？“做自己”成為一種口號之后，我們可能誤解了什么？

? 從主體性和自我性的概念出發談“做自己”。

? “超人式自我”“奉獻式自我”“拼搏式自我”“療愈式自我”：中國四代青年的自我演變。

? 年輕人努力劃清邊界、拒絕討好，為什么最終還是要回到關系網絡中尋求和解？為什么在中國，“做自己”往往走不遠？

? 很多人理解的“做自己”，可能過于狹隘了。

? “關系性自主”：Z世代正在重新定義“做自己”？

作者簡介

閻云翔，中國人民大學兼職講席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杰出教授。他長期致力于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發展、家庭與親屬關系、道德觀念與文化實踐、個體化進程等領域的研究。近年來，他在中國家庭研究中開創性地提出新家庭主義的研究視角，在家庭現代化理論難以與中國家庭變遷的實際經驗相契合之時，為中國家庭社會學的理論發展帶來了令人驚喜的啟發與貢獻。他的最新著作《新家庭主義的興衰——當代中國私人生活變革2.0（2000—2025）》即將出版。

康嵐，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青年研究》副主編、責任編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26—2027）。

↗Z世代系列對談，往期回顧

【第1期】“婚育是個人選擇”是如何從私人焦慮轉變為世代共識？

【第2期】Z世代的“橫空出世”對當代青年研究有何啟示？

【閻云翔×康嵐】當親緣被祛魅：“斷親”背后的個體選擇與家之存在意義的變遷

【項飆×康嵐】年輕人如何從現實中獲得力量？

【項飆×康嵐】為什么證明自己這件事讓人這么辛苦？

張芷溪｜編輯

康 嵐｜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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