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谷正文晚年回憶：所有被捕的人中，只有張志忠算得上硬漢

提及臺灣歷史上的白色恐怖時期，軍統的相關人物是繞不開的話題，谷正文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曾擔任國民黨保密局偵防組長，雙手沾滿了血腥。20世紀50年代，在大肆抓捕中共地下黨員期間，他主導破獲所謂“臺灣工委案”，在短短三個月內就抓捕了1800多人，幾乎將臺灣島上的中共地下組織摧毀殆盡。

他還參與過1955年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本來針對周總理的，結果周總理改了行程沒上飛機。在當時的特定圈子里，谷正文被人稱作“活閻王”，可見其手段之狠辣。1991年，步入晚年的他，坐在那里翻閱舊名單。名單上記錄著兩千多名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每個名字背后都附有大量的案卷、供詞以及判決文書。

平日里，他常以破獲案件的數量而自鳴得意，然而此次，他卻陷入了沉默。最終，他指著名單上的一個名字說道，在所有被捕的人當中，唯有此人堪稱硬漢。這個人便是張志忠。谷正文說出這番話，實則是承認在他的對手里，有一位令他由衷敬佩的人物。

1927年，張志忠在嘉義組織抗日示威活動。他帶領一群青年在街頭散發傳單，并高呼口號，以反對日本當局的稅收政策。日本警察逮捕了包括他在內的多名人員。張志忠被關進監獄后，遭受審訊與勞役之苦。牢房環境惡劣，潮濕且狹窄，他每日需強制勞作數小時，所獲飯菜僅能維持基本生存。即便身處如此困境，他仍堅持閱讀借來的書籍，并保持身體活動，以此避免精神崩潰。

數年后，張志忠出獄，并未停止抗爭的腳步。他繼續秘密聯絡同志，舉辦小型聚會，共同探討斗爭策略。此后，他輾轉于大陸的多個城市，以躲避日本情報網絡的追蹤。1932年，他在漳州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接受任務返回臺灣，負責重建黨組織。回到臺灣后，他在嘉義周邊設立聯絡點，選擇在夜間與同志會面傳遞信息，積極發展新成員，行事極為謹慎，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關注。

1939年，張志忠冒風險穿越封鎖線到延安，進抗日軍政大學學軍事和政治理論。他畢業后分到八路軍一二九師，做對敵宣傳。經常潛入日軍區發傳單，夜里用擴音器喊話，瓦解敵軍士氣。日軍懸賞抓他，把他當心理戰威脅。

1945年抗戰勝了，他準備回臺灣。1946年化名楊春霖從上海坐船潛回，任臺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先在臺北建據點，聯絡舊識，發展組織。然后組織反美抗暴游行，幾千青年街頭舉標語反對美軍在臺行為，隊伍從市區出發，沿途拉人，成萬人規模。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張志忠留嘉義，聯絡抗日老戰士和青年，組嘉南縱隊。隊伍起初武器缺，只用農具和少量槍。他們先占嘉義水上機場，守衛撤退，繳了彈藥。分幾路控制樸子、北港、新港等地據點，釋放在押犯人，分糧給民眾。

縱隊司令部設臨時民房，張志忠指揮調度，安排哨兵輪班。國民黨增援后戰斗打響，縱隊在機場周邊挖溝阻擊，但火力不敵，轉山區。隊伍改名臺灣自治聯軍，化整為零潛伏。張志忠移到鶯歌，繼續秘密活動，聯絡散落同志，重建立網。

1949年國民黨退臺后，張志忠名字在追捕榜上高掛。基隆市工委暴露，特務順藤摸瓜。他的臺北新公園附近住所被監視三個月。12月29日，他和妻子季沄在家門口被抓。關進保密局牢房，兒子張思中也遭牽連。審訊初期拒供，堅持回避問題。

谷正文深知張志忠在組織中的重要地位，他掌握著黨組織的關鍵架構與行動線索，一旦其松口，整個地下組織網絡將瞬間崩塌。因此，谷正文并未急于動用酷刑，而是先將張志忠隔離在單間牢房，還安排蔣經國出面勸降。

蔣經國兩次前往獄中，向張志忠開出優厚條件，包括給予特赦、高位、高薪，甚至承諾讓他主導土地改革。然而，張志忠不為所動，堅定地表示：“如果你想幫我，就讓我快點死。”谷正文見勸降不成，便進一步加碼，抓捕了季沄和張思中，并安排他們與張志忠短暫會面。會面時，張志忠當著蔣經國和谷正文的面高唱《國際歌》，以此鮮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勸降徹底失敗后，敵人轉而對張志忠施以酷刑，如電擊、竹簽釘指、辣椒水灌肺等。在殘酷的折磨下，張志忠牙齒被咬碎，身體扭曲變形，但在審訊筆錄上，僅有模糊不清的答復或是長久的沉默。歷經十九次審訊，敵人用盡了各種手段，他始終未吐露半個字。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于1950年1月29日被捕后，尚未遭受酷刑便選擇配合敵人，不僅交代了黨組織的結構，還供出了成員名單，致使一千八百多人被捕，黨組織網絡遭受嚴重破壞。蔡孝乾資歷頗深，曾參加過長征，然而被捕后卻變節投敵，妄圖以出賣組織換取自身的保命和待遇。

張志忠雖職位相對較低，但卻掌握著關鍵信息。他以頑強的意志保持沉默，為黨組織保留了寶貴的生存空間，至少使四百多名地下黨員和群眾免遭敵人的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