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三十年前的一次異國撤僑行動，數千華人被解救回國

華人如今世界遍布，哪個旮旯里都有不屈的華人在謀生。據不完全統計（完全沒有統計）大概有八千萬華人散布在祖國之外的全球各處，是一個龐大的海外族群。俗語說，有人的地方就有華人。華人多了，自然有跑到戰亂地方去的，亂世有錢賺啊。

近現代，我國從很多國家撤過僑，彰顯了國家的海外實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大明王朝其實也是一個撤僑高手，實力擺在那。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春末，一艘來自長崎的福船緩緩駛入福建泉州港。船帆上的補丁在風中簌簌作響，甲板上擠滿了衣衫襤褸的男女老幼，有人攥著褪色的家譜，有人懷抱著瓷碗——這些看似普通的行囊，是他們從日本帶回來的最后一點故土痕跡。碼頭上，泉州府的吏員舉著“大明福建布政司”的木牌，逐個核對名冊，將這些人引入臨時設立的安置所。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海上貿易歸航，而是明朝官方組織的撤僑行動的尾聲。日本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將散居海外的明朝子民推向命運的十字路口。

自嘉靖年間解除海禁后，東南沿海與日本長崎的貿易逐漸興盛。據《長崎市史》記載，16世紀末長崎的中國移民約有萬人，多為福建、浙江沿海的商人、工匠和失地農民。他們在龜山町、筑后町形成聚居區，建起關帝廟、天后宮，甚至有自己的“唐通事”（翻譯）。這些人里，有在平戶開綢緞莊的福州林氏，有在大阪鑄鐵鍋的臺州鐵匠，還有被倭寇裹挾到日本后定居的廣東漁民后代。

但萬歷二十年（1592年）四月，豐臣秀吉以“假道入唐”為名派二十萬大軍入侵朝鮮，徹底打破了這種平靜。

戰爭初期，明朝雖尚未直接參戰，但沿海督撫已嗅到危險。福建巡撫許孚遠在當年八月給朝廷的奏疏中寫道：“聞倭奴欲圖朝鮮，恐其勢張，先擾我沿海。在日唐人，勢難自安。”（《明神宗實錄》卷247）此時在日明僑的處境開始惡化，日本地方官開始盤查唐人身份，要求登記“原籍州縣、來崎年月”；原本通融的貿易限制變本加厲，生絲、瓷器等貨物滯留港口；更麻煩的是，部分激進的武士將唐人視為“大明間諜”，時有言語沖突甚至肢體暴力。

長崎奉行所（相當于市政廳）的記錄顯示，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一年間，唐人町發生斗毆事件27起，其中11起涉及日本浪人針對唐人的襲擊。街市稍有喧嘩，倭人便指唐人為朝鮮奸細，抓去盤問。小店伙計三人被枷號五日，貨物亦被扣押。更致命的是，隨著明軍1594年入朝參戰，日本國內反明情緒高漲。有傳言說豐臣秀吉要“盡逐唐人”，雖未證實，但在日明僑已是人心惶惶。

面對在日明僑的困境，明朝中央起初態度謹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底，禮部尚書范謙認為，這些旅居日本的都是不在朝廷戶口本上的編外人員，確實應該撫恤，但是要酌情。因為現在兩國開戰，情況還不明朗，如果貿然撤僑，恐怕事多。因此，萬歷收到奏報后，暫時沒有搭理在日明僑，聽之任之了。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正月。朝鮮戰場上，明軍與日軍陷入拉鋸，日本國內因糧草短缺開始征調“唐船”運輸物資。有情報稱，日本計劃在九州強征唐人船只，并強迫唐人充軍。福建巡按御史樊玉衡緊急上報，日本人搶船搶人，預備要大搞，怎么辦？這下朝廷坐不住了。萬歷帝下旨，海外人民都是朕的赤子，不能坐視不管，讓浙江、福建巡撫抓緊研究對策，趕緊撤人出來。

撤僑的具體執行落在福建。福建與長崎一衣帶水，且有長期貿易往來，熟悉當地情況。福建巡撫許孚遠接到命令后，立刻與布政使、按察使商議。首要問題是，哪些人需要撤？經統計，在日明僑約一萬二千人，其中福建籍占六成，多為商人、工匠；其余為浙江、廣東及少量北方人。考慮到船只容量，決定優先撤福建籍，尤其是舉家在日、無產業羈絆者。撤退路線是從長崎到福建，走南洋航線需經臺灣海峽，雖近但可能遇海盜；走浙江沿海需繞道，時間長但更安全。最終選擇分批次走福建線，由熟悉航路的福船領航。

最大的難題是船只。當時東南沿海因防倭需要，大部分戰船被調往朝鮮，民用福船也多被官府征用運糧。許孚遠只好動用藩庫銀兩，向廈門、泉州的富商賃船。共租到28艘福船，每艘載重約300石，可載200人。為避免日本阻撓，船只掛“朝貢”旗號，名義上是“回籍省親”的商隊。另選12名熟悉日語的“通事”隨行，負責與日本官府交涉。

萬歷二十二年三月十五，首批8艘福船從泉州后渚港出發。初一日過澎湖，風順，舟行如飛。初三日望見長崎山影。有倭船來問，出示勘合（明朝發給朝貢的憑證），倭寇乃退。抵達長崎后，船隊并未立即接人，而是先與長崎奉行所交涉。許孚遠提前派往日本的商人林亨元帶著福建布政司的公函，說明“奉天子命，接我商民歸國”。奉行所雖不愿放人，但懾于明朝國威，最終同意唐人自愿離境。

許多唐人已在日本娶妻生子，有的已在當地置產。很多人不愿拋棄日本的妻子和孩子，最終，撤僑團隊決定“聽民自便”，愿歸者隨船，愿留者由地方官登記，承諾“日后若有不便，可遣人向福建官府求助”。

四月初，首批撤僑船啟程回國。航行并不順利，第四日遇風暴，一艘船在澎湖附近觸礁，17人遇難。幸存的船員拼力搶修，終于在五月抵達泉州。當這些衣衫濕透的人踏上陸地時，碼頭的官兵鳴鑼歡迎，泉州知府親自設宴，發放米糧、衣物，“令其各回原籍，有田者認田，無田者編入里甲”。

此后三個月，又陸續派出10批船，共撤回明僑約4000人。剩余的八千余人，或因眷戀故土、或因船只不足未能回國。福建布政司在撤僑結束后上報，唐民歸者四千三百有奇，皆給路引，分送各府縣安插。其留倭者，已移文長崎奉行所，令其約束地方，不得騷擾。”

在日明僑長期從事貿易，他們的回歸帶回日本的金銀、藥材，緩解了戰后物資短缺。更重要的是，這次行動為明朝積累了僑務經驗。此后，福建、廣東等地開始設立“僑務檔冊”，記錄海外僑民分布、職業，遇戰亂時可快速聯絡救助。而那些留在日本的唐人，有的被日軍征為苦力，有的則融入當地，成為后來“唐通事”家族的祖先。長崎的唐人町并未因撤僑而消失，反而在江戶初期發展為重要的中華街，延續著中日民間交流的血脈。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當最后一艘撤僑船抵達福建時，豐臣秀吉已因朝鮮戰局不利病逝，日本撤兵。這場持續七年的戰爭，最終以明朝“慘勝”告終。撤僑不僅是一次官方行動，更是一個古老帝國對“天下子民”的樸素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