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動物精神”思想溯源

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第12章“長期預期狀態”中，凱恩斯一共有三次提到“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而這三次都出現在第12章第Ⅶ小節的前兩段，而且在凱恩斯所有的其他著作和論文中，也僅有此三處提到“動物精神”。

理性與非理性的平衡

凱恩斯《通論》中的“動物精神”

在這一章中，凱恩斯提出“動物精神”的基本背景是，他認為資產價格與預期價值的數學計算存在很大關系的觀點值得懷疑。人們對于未來是無知的，并沒有辦法對其現值作出可靠的估計，一切把未來收益予以貼現的做法，都只不過是建模者的一廂情愿。正是這種對于未來的無知，才使得人們熱衷于短期的“投機”，而不是從事長期的“事業”——做企業。真正能夠開啟“企業”這一生產過程的，并不是理性的預期，而是根植于人性深處、一種渴望有所成就的沖動。

《通論》第12章的主體是關于不確定性的。在這一章，凱恩斯顯然使用了他在《論概率》一書中的思想，他使用動物精神來討論投資的波動性問題。1937年，為了進一步發展其關于不確定性的思想，凱恩斯曾于《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發表了一篇文章，但這篇文章并未提到動物精神。凱恩斯在這篇文章中進一步指出，之所以會出現投資的不確定性，部分原因在于對未來實際經濟的預期基礎非常不牢靠，因為這些預期本身也會有較大的變動，部分原因在于證券交易本身的劇烈波動。我們可以把凱恩斯1937年的這篇文章看作對《通論》第12章的延續，但它并沒有就動物精神給出更多的內容。所以，我們還是以《通論》中對“動物精神”的闡述為準來探討凱恩斯這一思想更為深遠的根源。

“動物精神”概念的笛卡爾淵源

《凱恩斯全集》（30卷）的編者唐·莫格里奇（Don Moggridge）認為，“動物精神”這一思想的最初來源是凱恩斯。在對羅賓·C.O.馬修斯（Robin C.O.Matthews）就該問題的詢問中，他這樣回復道：

“動物精神”的根源似乎可以追溯至凱恩斯。最早的參考文獻來自他的一套筆記，這套講義現在收藏在馬歇爾圖書館，題為“對現代哲學I的筆記——笛卡爾、萊布尼茨、麥克塔加特的講義，艾特曼的歷史——[包括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在笛卡爾的生平和傳記中寫道，“身體由動物精神所驅使——心臟的熱量蒸餾出血液中的火熱粒子。這些粒子通過滲透和運動全身的神經和肌肉來使身體發生運動……但這不會增加運動量嗎？不會，因為動物精神總是處于運動之中——只有意志才能引導它們”。凱恩斯之后還在這里加了一句評論：“無意識的心智活動。”

但莫格里奇所舉出的凱恩斯早期筆記中的這種對“動物精神”的提及，到底在凱恩斯的思想中如何從年輕時期逐漸過渡到他五十多歲撰寫《通論》之時，卻并不清楚。馬修斯在1984年劍橋大學凱恩斯講座上所作的演講中指出，凱恩斯非常崇拜的哲學家大衛·休謨也曾使用過“動物精神”一詞，而且還指出，自馬歇爾以降，劍橋經濟學派的一大特點就是對經濟行為的心理根源給予較為重要的關注，雖然這些心理根源沒有被放在理論構建的第一位，但也沒有令人滿意地把它們納入所構建的理論主體中。比如，在解釋經濟周期時，著名的A.C.庇古就曾引用過“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交替浪潮”這樣的觀點，而這一觀點正是源自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的相關論述。

根據莫格里奇的這段文字可知，凱恩斯似乎是從笛卡爾那里借用來的“動物精神”一詞。不過，“動物精神”最初是一個醫學術語，而非一個經濟學名詞。最早使用這個詞的似乎是公元2世紀的蓋倫，他是一名來自小亞細亞的希臘醫生，也是繼希波克拉底之后古代世界最著名的醫生，他將“動物精神”一詞解釋為大腦指揮的肌肉活動。蓋倫提出了一種精神學說，他認為肝臟產生由靜脈輸送的自然精神，心臟產生由動脈輸送的生命精神，大腦產生由神經輸送的動物精神。不過，自1628年哈維發現血液循環之后，蓋倫的這種動物精神理論就不攻自破了。但笛卡爾試圖將動物精神注入哈維的血液循環理論之中。

笛卡爾認為，血液在心臟中被加熱，然后通過主動脈被推向大腦。血液中最“活躍和細微的部分”——動物精神，便大量涌入大腦。動物精神也是物質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極其微小，運動速度極快。它們從心臟冒出來，有一些進入大腦，又由大腦引導到神經，然后從神經進入肌肉，通過肌肉而以不同方式遍布全身，從而引起肌肉運動。笛卡爾的理論還解釋了人們如何做出違背自己最佳判斷的行為，因為身體的運動是由動物精神的運動所引起，但動物精神既會受情緒的影響，也會受思想或靈魂的影響。最終，笛卡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個人的判斷往往是錯誤的，甚至建立在某些激情之上，而意志以前正是因為這些激情而屈服或誤入歧途的。”

無論是笛卡爾的生理學還是凱恩斯的經濟學，他們都認為動物精神會使人們不顧理性甚至違背理性行事，甚至會帶來錯誤，但二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差別。凱恩斯使用“動物精神”是一個比喻，一種對深藏于人性中的內在沖動的隱喻，而笛卡爾的動物精神則旨在引導人們對真理的認識，因為個人判斷經常受到激情的侵擾而使靈魂誤入歧途。凱恩斯的本意在于，企業家若想對生產過程作出理性決策，往往無所憑借，真要使經濟繁榮發展，離不開超越理性的企業家的動物精神。

“動物精神”概念的休謨淵源

雖然有不少學者認同凱恩斯對“動物精神”的引述有可能就是從笛卡爾那里來，但也有人認為，凱恩斯的思想來源也可能包括大衛·休謨，而不僅是笛卡爾。大衛·休謨有一句名言：“理性是并且也應該是情感的奴隸，除了服務和服從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職務。”休謨認為，我們人類雖然通常感到自己是理性的，我們的決策和判斷都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但實際上，我們的絕大部分日常判斷都是基于直覺和本能作出，而且直覺判斷是先于理性判斷發生的，理性的主要作用是合理化直覺判斷，讓判斷看起來合理和自洽。

最早是馬修斯在1984年的講座中提到，大衛·休謨也在著作中使用了“動物精神”一詞，不過他也提及凱恩斯對笛卡爾的熟悉，對莫格里奇的觀點他其實是認同的。但馬修斯還提到了笛卡爾、休謨和《通論》之間的第二個可能的聯系，那就是通過凱恩斯作為藏書家的活動而產生的關聯。《通論》第12章基本完成于1934年，這一年凱恩斯正在積極購求笛卡爾的著作。而就在此前一年，梅納德·凱恩斯通過他的弟弟、著名藏書家杰弗里·凱恩斯得到了一份極為罕見的文件，名為《最近出版的一本書的摘要：該書題為〈人性論〉》（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Entit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傳統上，這本書被認為是亞當·斯密所著，但凱恩斯和皮耶羅·斯拉法確信這是休謨本人所著，并于1938年在該書的重印版的前言中對此進行了論證。雖然這番論證發表于1938年，但凱恩斯在1934年初就對作者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這份文件中并沒有出現“動物精神”的字樣，但就在他仔細閱讀這份文件時，凱恩斯很可能通過重讀休謨的其他作品補充了這一內容，并在當年寫作第12章時想起了這個詞。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圖片來源：AI制圖

責任編輯：梁華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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