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錄｜嘉慶朝寧津縣捕役誣良為盜案

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

“誣”是帝制時代中國法庭常見的現象。無論是狹義的表現為兩造之間對抗的“誣告”，抑或更為廣義的面對法官說謊的“誣”，這種行為不僅會令被誣之人陷于被定罪科刑的風險，還可能讓審理官員被追究錯案責任。在更宏觀的層面，誣告釀成冤案會導致對皇權統治正當性的動搖。基于上述危害性，自秦《睡虎地秦墓竹簡》以來，歷代刑律皆有對誣告者“反其罪”的記載。《大清律例》在延續前朝舊律的基礎上，明確了加等反坐的刑罰。然而，即便歷代均有如此嚴厲的法律，為什么誣告案件還是屢禁不止呢？嘉慶二十年的一則寧津縣捕役誣良為盜案，正好可供一窺究竟。

誣盜的發生

嘉慶十九年正月初二，直隸河間府寧津縣（今山東省德州市市轄縣）當商吳晉的當鋪被盜，盜賊劫去銀兩、衣物、布匹等。案發后，事主吳晉首先告到寧津縣衙，知縣陳鴻猷隨即差遣捕頭辛盛宜、臧秀升帶領伙役夏澤普、張大智前往緝查。此次搜捕一無所獲，知縣陳鴻猷因而責令捕頭限期偵破案件，否則將施以重責。隨后，在山東省濟南府德平縣（今山東省德州市境內）盜賊窩主石謹等被官府拿獲，供出了賊黨李三、石連城等。寧津縣捕頭辛盛宜聽聞此事后前往德平縣探查，然而經過訊問，該伙賊人并未盜竊吳晉當鋪。至此，偵查線索似乎已斷。

當年二月，捕役辛盛宜與臧秀升等追蹤至同為河間府下轄的東光縣（今河北省滄州市市轄縣）老米店，恰逢德平縣人陳輩正在醮會乞討。辛與臧二人隨即教唆陳輩供認伙同李三、石連城等十余人行劫吳晉當鋪，囑咐其到時只供認看守行李，并許諾等到案件辦妥后將其救出。陳輩堅決不從，辛盛宜于是令夏澤普將其吊打迫使其同意，另外兩名捕役臧秀升和張大智并未動手，只是在一旁觀看。

陳輩遭受拷打無奈應允。辛盛宜、夏澤普于是將其押送回寧津縣，陳輩依照辛盛宜所教說法誣認曾伙同他人盜竊吳晉當鋪。知縣陳鴻猷聽取供述后遂令捕役臧秀升等前往抓捕陳輩供出的各同案犯，捕役辛盛宜帶領夏澤普等分頭前往其他地方搜捕。

捕役臧秀升深知陳輩是在逼迫之下冒認，擔心無法追回真正的盜賊和贓物，必定會被嚴厲問責，于是決定補充此故事的細節和證據。臧記起事主吳晉曾說過盜賊的口音像是滄州人，又經過打聽得知“滄州舌橋村人韓四弟兄與長灣店住民張世勛素有瓜葛”，于是打算串通張世勛的熟人張燒餅三，讓他誣陷張世勛窩藏盜賊，以此來蒙混過關。臧秀升把這想法告訴了另一位捕役張大智，得到其同意。

定下此方案后，閏二月十五日，臧秀升和張大智把張燒餅三騙到了泊鎮一個偏僻的地方，逼他誣告，還承諾供給食用。張燒餅三起初不愿意，但在臧秀升和張大智的拷打下不得不應允。臧秀升于是帶他去寧津縣衙告發。知縣陳鴻猷提審，張燒餅三擔心再被私刑拷打，就誣陷張世勛窩藏盜賊。陳鴻猷信以為真，帶領臧秀升等人前往張世勛家搜查贓物。張世勛的鄰居張文通遭受官差言語威嚇，畏懼之下也稱是張世勛窩藏了盜賊。當鋪伙計孫樹芳被通傳前來認領贓物，孫發現從張世勛家搜出的一塊藍綾和失單上的藍綢很像，就認領了幾件作為失竊“贓物”。然而，這塊藍綾實際上屬于張世勛長女，又被張妻當錢使用，剛剛贖回，還存有當號字簽。此細節并未被知縣和眾多差役注意。指認贓物后，知縣陳鴻猷把滄州的韓大等人傳來對質，又令臧秀升和張大智協助地方周鳳鳴前往抓捕張世勛。

當月十七日，捕役臧秀升等人前往張家抓捕，張世勛情急之下用剃刀割傷了自己的咽喉。臧秀升等人奪下剃刀，把張世勛抬去驗傷審訊，但張世勛并未承認窩盜。事態至此已進一步升級，捕役臧秀升不得不繼續采取措施來掩蓋私刑威逼教令他人誣扳良人為盜的行為。他擔心張世勛被誣陷自刎，事情難以收場。此時他又發現寧津縣民劉富貴、劉洛四行為可疑，于是把劉富貴、劉洛四也帶至縣衙，并串通滄州人張愷，謊稱張文彪曾經招待過盜賊，想借此抵賴拖延時間。張文彪被帶到縣里審訊，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劉富貴等人也被查明從未做過盜賊，于是分別被送回原籍。

捕役押解犯人版畫

疑點、上告和處罰

至此，案件出現了多處疑點，包括德平縣賊人并未緝拿回寧津縣、張世勛家中所起獲“贓物”藍綾帶有當號字簽、未獲滄州韓氏兄弟口供等。隨著偵辦推進，越來越多的人被牽扯進案件，而證據鏈條仍支離破碎。

此時，案件的關鍵節點出現了。被誣窩盜的張世勛因自刎后傷口感染，醫治無效，于三月初三去世。吳橋縣（與寧津縣鄰近，同為河間府下轄）知縣馬同書代為驗尸并上報詳細情況。直隸按察使錢臻發現張世勛并沒有親口承認犯罪，認為情節可疑，于是將案件移送，督促命令上一級河間府提審辦理。河間府知府景慶接到寧津縣對案情的報告后，也因供詞不確鑿，先提審了陳輩、張燒餅三以及所有證人，韓四、韓五也到河間府投案受審。知府景慶分別審訊，查明了捕役私刑拷打、教唆供詞、誣陷等情節。河間府隨即提審捕役辛盛宜、臧秀升等人，但后者已預先逃跑；認領贓物的當鋪伙計孫樹芳已回老家；被誣之人張世勛的妻子張張氏也去了省城。知府于是將查出的實情先行上報按察使司，并將被誣陷的張文通等人以及陳輩、張燒餅三分別保釋或押解，同時嚴令抓捕臧秀升等人。

不久，張世勛的妻子張張氏和事主吳晉分別到直隸按察使司互相控告，按察使司錢臻批令河間府覆審。當時，正巧有吳橋縣（直隸河間府下轄）民周宜太等人去京城控告德平縣（山東省濟南府下轄）石謹等人窩藏盜賊并勒索贖金。吳晉懷疑這是陳輩等人有意狡賴，于是又去京城告狀。皇帝下旨將此案發往山東審理。

山東省濟南府提審證人劉洛四，劉洛四希望免受牽連，于是懇求鄉長薛均重等人代為報告他已經病故。薛均重等人知道劉洛四本是良民，之前已經被縣里審訊后釋放，于是就謊稱其病故，并未將他押解去對質。經過濟南府的審訊，陳輩（被教令誣稱系德平縣石謹同伙參與盜竊當鋪）、張燒餅三（被教令誣告張世勛窩盜）、李三（德平縣石謹同伙）、張愷（被教令誣告張文彪款待賊人）、張文通（張世勛鄰居）、張文彪（被誣款待賊人）、韓四（被誣行為不端疑為盜賊）等人都不承認曾參與盜竊或窩盜。張愷、張文通先后在羈押期間病故。山東巡撫陳預奏明此事，將相關人員押解到直隸總督處質審，直隸仍發回河間府繼續追捕原捕役臧秀升等人查辦。后來因疏防期限已滿，而犯人沒有抓到，于是直隸總督開列了應受處分的各官員名單，上報吏部。

事主吳晉因為始終沒有抓到盜賊、起獲贓物，只能回到寧津縣。在寧津縣偶然看到劉洛四，懷疑他是因害怕而賄賂薛君重捏造病故的消息，于是又去步軍統領衙門告狀。皇帝下旨將此案移交給直隸總督處理。直隸總督那彥成下令提審相關人員和案卷，轉發給按察使司，令按察使司會同保定府審理。隨后保定府提審陳輩、張燒餅三，查明確實是捕役辛盛宜、臧秀升等人私下拷打逼迫認罪，胡亂攀咬，劉富貴也是臧秀升胡亂抓來的。德平縣盜賊窩主石謹的同伙李三供稱，“十九年正月，伊在德平縣犯竊被押，焉有同伙行劫之事？”張世勛的妻子張張氏也說，被搜出之衣物確實為自家置辦。于是河間府又向山東德平縣咨詢李三因盜竊被抓的事實，同時提出張世勛家搜出來的衣服和認贓的當鋪伙計孫樹芳對質。山東按察使司查明李三在十九年正月因盜竊被抓屬實。寧津縣抓到臧秀升，連同之前搜出來的衣服一起押解過來，當庭讓張張氏查驗，衣服的款式和數量都相符。再質問事主吳晉，其稱無法確定這些是否是被搶的原物。于是又會同委員提集犯人和證人，仔細審訊，臧秀升等人供認不諱，由按察使司擬議后審解前來直隸總督府處置。

事實查明后，直隸總督那彥成在嘉慶二十年二月初二日的奏折中擬議了對案涉各人的處置結果，其查明例載“捕役誣良為盜，因而致死，照誣告致死律擬絞監候。又誣指良民為強盜，有拷詐等情，具發極邊煙瘴充軍”，而“現已審明張世勛實系平人，自應按例問擬”。據此，對于教令誣盜的二主犯捕役臧秀升和張大智，那彥成分別擬判如下：“臧秀升合依捕役誣良為盜，因而致死，照誣告致死律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后處決。張大智合依誣指良民為強盜有拷詐等情發極邊煙瘴充軍例，發極邊煙瘴充軍，仍以足四千里為限，面刺煙瘴改發四字。”而陳輩、張燒餅三“訊無為匪情事，其誣認妄扳系被辛盛宜、臧秀升等私拷教逼，無奈混供，應與被誣之韓四、韓五、張文彪等均免置議”。

對于各級主管官員，直隸總督那彥成分別予以追責。對于寧津縣知縣陳鴻猷、典史沈椿，那彥成在奏折中認為其作為初審官員，“固非授意捕役妄拏刑逼供招，冀圖銷案，惟于地方被劫之案，逸盜未獲，并不慎重簽差妥役查拏，以致失察捕役辛盛宜等誣拏無辜，私拷教供，逼認妄扳，率行搜贓拘拏，致釀人命，實屬溺職”，因陳鴻猷、沈椿均已另案革職，因此聽候部議。對于寧津縣以上各級官員，由于河間府知府景慶獲知案情后即提審此案查出實情、天津道李鑾宣、直隸按察使錢臻均因案情疑點提審案件、督促查案，因此直隸總督那彥成認為其失察處分應予免議。至此，這一前后涉及二十余人的當鋪失竊誣盜案宣告結束。

本案引起上級官員注意的契機在于被誣之人張世勛自刎后傷重不治身亡。由于張世勛“并無輸服生供”，引發了直隸按察使錢臻的懷疑，進而將案件移送河間府審辦。本案特殊之處還表現在，事主吳晉三次赴司、赴京具控，使案件多次在上下級司法部門之間移轉，先后經歷從直隸總督處發回河間府覆審；因京控發往山東（相關事實涉及另一山東德平縣窩盜案）再由山東巡撫押解至直隸，仍發回河間府；由步軍統領衙門發回直隸審理，直隸總督提審犯人、證人及案卷，轉發按察司，會同保定府審理。由于事主的反復控告，本案在直隸總督那彥成最終的具題中已經過詳查，呈現為細節明確、事實清晰的報告，而各主犯罪刑、失察官員的責任均得援例一一處斷。

然而，這一過程同樣體現出，誣告案件對于司法資源的浪費、社會秩序的干擾是非常驚人的，本案在中央地方、直隸和山東二省、河間、保定、濟南三府間反復流轉，可推斷于各地間的人犯、贓物押解、人證傳喚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此外，案件審理中不但使得被誣窩盜張世勛激憤自傷而死，亦有牽扯在內的同樣受誣陷的張愷、張文通、劉富貴等先后在店、在押病故。誣告之危害從中可見一斑，因此也解釋了為何歷代皆以嚴刑懲罰誣告，而《大清律例》在延續舊律反坐原則的同時進一步設計出細致的科刑規則和剩罪折算技術。

天津直隸省長衙門

誣盜的動機

作為案件的讀者，恐怕會感到捕役的膽大妄為令人匪夷所思。僅為免于責比即冒死罪風險誣良為盜，以常人之心衡量，絕非理性之舉，兩種后果的嚴重程度完全不對等。誣告張世勛窩盜屬于命盜重案，一旦辛盛宜、臧秀升等人被發現，依誣良為盜例照誣告反坐律將面臨死刑，相較于無法破案受到上司責比，風險與收益似乎不成正比。然而本案只可能是一個愚昧的捕頭為其短視狂妄付出代價的事例嗎？極端不合理的行為背后是否可以分析出隱藏的因素，以致利益衡量的天平發生傾斜，使得捕役的動機獲得可解釋性？

首先，對清代基層司法官員而言，無論是知縣還是捕役，命盜重案一旦在本轄區內發生，破案和審案的壓力均十分巨大。此種壓力，一方面來自于嚴格的捕獲和審斷的期限規定。對于期限而言，《大清律例》所載“盜賊捕限律”規定：“凡捕強竊盜賊，以事發于官之日為始，限一月內捕獲。當該捕役、汛兵，一月不獲強盜者，笞二十；兩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捕盜官罰俸兩個月。捕役、汛兵一月不獲竊盜者，笞一十；兩月，笞二十；三月，笞三十，捕盜官罰俸一個月。限內獲賊及半者，免罪。”在本案中，盜案案發時間是正月初二，捕役首次脅迫乞丐陳輩誣盜是二月，時間已接近捕獲的一月期限。此時若再無進展，知縣和捕役則會面臨笞刑和罰俸。于是，在主官知縣的敦促下，捕役此時有更強的“自保”的動力來選擇誣陷無辜者以完成任務。

進一步而言，法律執行具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因誣盜反坐重罪的期望可能并非不成比例地高。以經濟學的成本收益邏輯來分析，對于制裁（sanction）、被制裁的概率（probability）和收益（benefit）這幾個參數，當受到制裁的期望小于收益的期望，即S*P

以下幾方面的原因，可能合力促成了清代捕役的此種觀念。其一，地方官員的默許。地方官員若未在限期內抓捕到盜賊，會被追究“疏防”之責。作為第一審司法官員的州縣官綜理所轄地區的民、財、政、刑各種事務，“皆躬親厥職而親理之”，其精力有限。在嚴苛的審限壓力下，州縣官面對同樣為了交差而誣良為盜的捕役很可能會采取默許和不予揭穿的策略。本案中寧津縣知縣陳鴻猷在完全未獲得口供、贓物有明顯出入的情況下并未表現出疑慮，或許就有這一因素。清代地方司法中廣泛存在“諱盜”和誣良的情況即為佐證。

其二，清代刑偵手段落后，檢驗技術的缺乏導致定案依賴口供。一方面，口供的重要性意味著一旦刑訊逼供下被誣之人認下罪刑，即可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將其定罪，從而不再有風險；而另一方面，技術限制和口供的不確定性帶來了攀扯無辜之人、混淆視聽的可能，本案中捕役臧秀升的心理活動便體現了這一點，他認為“即間有數人獲到，亦必互相混狡，總未能全獲審明”。

其三，嚴格的審轉受制于清代落后的通訊技術，無法真正有效地層層復核。州縣初審的案件，雖然要經過嚴格的審轉程序，但初審的勘驗、證據和審理意見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不輕易推翻，因而有“獄貴初情”的說法。若州縣官在初審之時，能將案情和證據鑲嵌合理，即便上級提審案犯，復核案卷，“辦成鐵案”也不是罕見事。除非如本案一般出現重大疑點或紕漏，加之有人上訪，上級官員往往易取信于下屬上交的卷宗。清代有名的冤案，河南臨刑呼冤的王書汶案，歷經九審的楊乃武小白菜案，湖北麻城涂如松殺妻案等，真相均沒有在層層審轉中被查出。如本案一般，這些冤案得以昭雪，都與有人進京上控，打破了常規的審轉鏈條相關。當然，這并不是說審轉程序毫無意義，而是指出其具備某種局限性。正是地方官的默許，落后的刑偵手段，以及審轉的局限性，使得清代州縣衙門的捕役產生了在當地誣良為盜的行為不會容易被發現的觀念，進而變相地促成了此行為。

事實上，捕役誣盜并不罕見，在清代判案匯編中即有十數件捕役誣良為盜、誣良為竊之成案記錄。盡管《大清律例》對誣告有嚴苛規定，但在清代實際的司法環境中，法律執行往往受到人情、權勢、地方保護等因素的影響。捕役或許認為，即使誣良為盜之行為被發現，也有逃脫懲罰的可能。這一現象和誣告成風的現實與重罪懲治誣告之立法的割裂反映出基層訴訟資源制約、官員考議制度以及案件審轉制度對于清代司法狀況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