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麟征給徐向前寫信詢問，當年令我敗北的同學如今情況如何？

1932年夏天的皖西山區，天氣悶熱，山路泥濘。一支身著雜色軍裝的隊伍，正沿著崎嶇山道緩慢前進，隊伍前方那位中等身材、目光銳利的旅長，有些煩躁地甩了甩馬鞭。他就是后來名震一時的國民黨將領——關麟征。當時，他絕對想不到，多年之后自己會在病榻前托人捎信，去問一位曾經“把他打得丟盔卸甲”的老同學如今身在何處，甚至更想不到，對方早已長眠在皖鄂邊界的山谷里。

有意思的是，這段看似只是戰場上一場普通伏擊的插曲，后來卻牽出了一連串耐人尋味的故事：有黃埔一期同學間“校友相殘”的尷尬，有蔣介石“圍剿”蘇區的大戰略，也有紅四方面軍在錯誤路線拖累下的被動掙扎。關麟征那封晚年寫給徐向前的信，只是一個入口，沿著這個入口往里看，能看到一整塊沉重而復雜的歷史。

一九八零年八月一日，香港方面傳來消息：原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關麟征因病去世，終年七十八歲。緊接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以及各大報紙相繼刊發訃訊，并致以哀悼。對一位曾經身居國民黨軍高位的舊日對手，給予如此規格的悼念，在當時并不多見。徐向前元帥特意發出唁電，其中那句“黃埔同窗，懷念不已”，顯得格外扎眼。字不多，卻像是把幾十年前那一串血火記憶連在了一起。

許多人并不知道，關麟征在晚年雖然遠離政治，卻一直關注國家前途，尤其對祖國統一問題格外上心。他在臺灣和香港之間輾轉生活，但談起大陸局勢，總是問得很細。也正因為如此，他去世后，國內輿論對他的評價明顯多了一層“關心國家”的意味。對一個一生奔走在戰場的人來說，這種晚年心態，多少透出一絲復雜。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學員，關麟征在黃埔同學圈里本不算“最亮的那一個”，名氣甚至一度不如杜聿明、鄭洞國那樣響。原因一方面在于資歷，一方面也和他性格太強、與上司和同僚多有齟齬有關。按很多當時人的說法，他是那種“打仗行、做人難”的將領。如果換一個脾氣圓滑點的指揮官，以他掌握的第五十二軍嫡系力量，很有可能形成單獨的一方勢力。偏偏他性子剛，得罪人多，在派系政治的縫隙里，便始終邁不過那一步。

不過，對于打過自己、壓過自己的人，他倒是相當服氣。那封寫給徐向前的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一九七〇年代末的一次談話中，關麟征提起那段往事，還特意叮囑身邊人：“有機會給徐司令員帶個話，替我問問，當年在臥佛寺差點把我打死的那個蔡申熙，現在怎么樣了？”那語氣里，有感慨，有惋惜，也有一點將才之間惺惺相惜的味道。

很多人一聽“臥佛寺之戰”，并不立刻能對上號，其實指的就是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期間，紅二十五軍在皖西一帶對國民黨第四師的伏擊戰。而這一戰，恰恰落在紅四方面軍整體形勢急轉直下的關口。

一九三二年六月，蔣介石親自掛帥，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調集約三十萬兵力，加上四個航空隊，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大規模“圍剿”。那時候，他已經把主要精力由江西暫時轉移到中原，打算先拔掉這一塊“釘子”。

國民黨軍分為左右兩路。右路軍負責皖西北方向，名義上司令是李濟深，實際在前線的指揮權卻落在副司令王均手里。王均手中的牌，可以說是蔣介石嫡系里的精銳：胡宗南的一師、徐庭瑤的四師，再加上數個地方部隊，力量非常厚實。從部署來看，蔣介石的算盤很清晰——由右路軍從皖西向西擠壓，把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趕出去，然后再找機會沿長江一線合圍殲滅。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紅四方面軍已經連挫敵軍三次“圍剿”，部隊里難免產生一種“再來一次照樣打回去”的樂觀情緒。加上當時“左”傾路線影響嚴重，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紅四方面軍政委張國燾對敵情判斷偏樂觀，甚至把蔣介石這次大舉進攻看成“虛張聲勢”，一再強調要大舉進攻，“以攻為守”。

這種指揮思想，使得紅四方面軍在麻城一帶連續進攻作戰，部隊疲憊不堪，卻沒有換來形勢的根本改變。當敵人調集更大力量穩步推進時，紅軍已經很難再打一場像樣的機動作戰。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從一開始，就埋下了被動挨打的伏筆。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霍邱、臥佛寺一系列戰斗才拉開了帷幕。

一、霍邱失守：東大門被撕開

右路軍的部署中，徐庭瑤第四師被安排在右翼，屬于尖刀位置。王均把右路軍諸部劃分為三個縱隊：左路由胡宗南第一師擔當，中路由曾萬鐘第十二師和他本人兼任的第七師組成，右路則是徐庭瑤的第四師以及宋世科率領的安徽獨立第四十旅。這種配置明顯有意讓蔣介石嫡系打頭陣，地方部隊在后面跟進。

當時皖西地區紅軍的主力已經北上作戰，留守的是紅二十五軍及其新組建的七十四、七十五兩個師。紅二十五軍軍部駐霍邱，這座小城就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東大門。

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五月，紅四方面軍在蘇家埠地區打了一場相當漂亮的戰役，重創敵軍第二十路軍。但與此同時，敵軍趁主力東調，在潢川、光山一帶侵占了大片根據地。蘇家埠戰斗結束后，紅四方面軍主力不得不再度機動北上，準備收復潢光地區。這樣一來，霍邱及皖西，只能交由兵力有限的紅二十五軍負責支撐。

霍邱的守備情況，其實相當捉襟見肘。紅二十五軍軍部的教導團和霍邱縣獨立團大約三千余人，算是城里的主要兵力。皖西地區雖然還有不少赤衛隊、游擊隊加以配合，但這些隊伍大多訓練不足，裝備簡陋，能在平日維持秩序、搞些小規模游擊還行，要擋住正規軍的正面進攻，難度很大。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霍邱外圍的戰斗打響。徐庭瑤指揮第四師發起進攻，關麟征率領的獨立旅擔任側翼包抄任務，意在切斷紅二十五軍南撤道路。仗一開打，情況就朝著不利于紅軍的方向發展。國民黨軍憑借火力和兵力優勢，一步步壓縮紅軍防線，霍邱周邊的鄉村接連被攻占。

到七月五日，霍邱已經處在被完全合圍的邊緣。幾年游擊戰爭中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道屏障，眼看就要被硬生生拆掉。張國燾堅持要求“固守霍邱城，打開新局面”，紅二十五軍軍長曠繼勛只能咬牙執行。對比雙方力量，這個命令顯然帶著很強的冒險性。

七月十二日下午，霍邱城被國民黨軍攻占。蔣介石獲報后特意發出嘉獎命令，對徐庭瑤大加褒揚。對蔣來說，這不只是一個縣城，而是整個鄂豫皖蘇區的東大門。門一開，敵人就能借著通路，大踏步向皖西北推進。

戰后，曠繼勛遭到不小的指責，不少人認為他不該把主力留在城外、弱兵堅守孤城，導致有守無援。后來他被撤銷紅二十五軍軍長職務，改任紅四方面軍第十二師師長。再往后的歷史證明，霍邱失守并非單一指揮官的責任，而是上層決策失誤、輕敵冒險的結果。

不管怎樣，霍邱既然丟了，皖西北蘇區就必須要有人出來“硬接”敵軍下一步的進攻。這個人，很快登場。

二、臥佛寺設伏：黃埔同窗狹路相逢

霍邱之戰，對于關麟征來說并不算“完美勝利”。他率領的第四師獨立旅在攻城過程中曾一度亂作一團，要不是第二十四團團長杜聿明帶隊強攻入城，穩住局勢，很可能釀成大亂子。這個插曲在當時被壓了下去，可在很多參與者心里，卻留下一點陰影。

霍邱攻下之后，徐庭瑤心里的底氣明顯足了。一支剛剛取得戰果的精銳師團，沿著已經打開的大門向皖西北推進，自然精神振奮。對手紅二十五軍剛打完硬仗，損失不小，按常理推算，很難組織起有效反擊。

就在這個當口，紅二十五軍迎來了新的軍長——蔡申熙。

蔡申熙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比關麟征、杜聿明都更早一批入學。出身學生軍，科班出身，既懂戰術，又熟悉國民黨軍內部情況。更重要的是，他對徐庭瑤第四師的情況，有著相當清楚的了解——從師長到旅長、團長，好幾個都是昔日黃埔校園里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面孔。

這種“知根知底”，在戰場上，有時候就是一把抓住對方命門的鑰匙。

不過，蔡申熙接手時，紅二十五軍的情況相當艱難。霍邱失守后，部隊傷亡很大，七十四、七十五兩個新組建的師本就裝備不足，很多戰士手里仍然是大刀長矛。六月以來連戰連走，體力、彈藥、補充各方面都捉襟見肘。竭力整頓之后，全軍可投入戰斗的兵力，也就萬余人。

這種實力，硬頂住敵軍一個整編精銳師，基本不現實。要想扭轉局勢，只能另尋門道。

蔡申熙看得很清楚：“我們要挑一根指頭來打斷，不是要硬扛一條胳膊。”這句話在當時紅二十五軍不少老戰士回憶中都有類似說法。意思很直白——想盡辦法給敵人來一記狠的，讓他心里發毛，不敢隨便往前沖。

經過反復勘察，他把目光落在一個叫“磚佛寺”的地方。這個小寺廟位于岔路至夏店之間，三面環山，道路狹窄，是典型的伏擊地形。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真要打起來，卻是“進可以包圍，退可以抽身”的好地方。

從一九三二年七月下旬開始，紅二十五軍和地方武裝配合，不斷在外圍和第四師進行小規模接觸，有意放緩敵軍前進速度，又在局部制造一種“紅軍邊打邊退、力不從心”的假象。徐庭瑤的部隊一路推進，感覺上是“敵人擋不住，只能后撤”，不知不覺就被牽到了蔡申熙預設的“圈子”里。

當時擔任前出尖兵的，正是關麟征的獨立旅。霍邱一仗打完，他也明白自己表現得不夠搶眼，這次自然想搏個機會。當先頭部隊接連在小規模戰斗中獲勝，他心里那點謹慎也慢慢松了下來。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下午，關麟征率部進入磚佛寺附近。前隊剛一進入狹窄地段，隱藏在山坡、樹林和寺廟附近的紅軍火力突然齊射，機槍、步槍幾乎同時開火。一時間彈雨如織，第四師隊形被打得一片混亂。

據后來回憶，當時有戰士看到關麟征差點被流彈擊中，整個人一度懵在當場。短短一陣火力打下來，國民黨軍隊形被切割開來，各部隊指揮出現了明顯斷層。紅二十五軍七十四師趁勢從兩翼包抄，幾次沖殺，把獨立旅壓得節節后退。

關麟征事后曾感慨：“真是差點交代在那里。”這話絕非夸張，如果當時紅軍彈藥充足一些、兵力再多一點，磚佛寺極有可能發展成一場殲滅戰，而不是一次打疼但沒打斷的伏擊戰。

這場伏擊的戰果，從數字上看，遠沒有后來錢家集戰斗那樣耀眼，但效果卻超出很多人預料。徐庭瑤從這次遭遇中，深刻意識到對手并不是“剩下一群散兵游勇”，而是依舊有能力打突然戰、殲滅戰的有組織力量。戰斗結束后，他專門下令，全師行軍在無特別目的情況下每日不得超過六十華里，下午三時前必須進入宿營地域，并在傍晚前完成必要的防御工事。

這種改變，說到底，就是“被打怕了”，不敢再連日猛進。臥佛寺伏擊，等于用一記悶棍，讓敵人驟然收住了腳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第四師內部，這次受挫讓不少軍官心里不太服氣。有人認為是地形吃虧，有人抱怨情報不準，卻很少有人真正意識到，對面的指揮官恰恰是自己同學里最熟悉戰法、最懂自己弱點的那一批人之一。

三、錢家集、河口鎮：短暫輝光與早逝將才

臥佛寺伏擊結束后，蔡申熙并沒有戀戰。他很清楚，紅二十五軍兵力有限，彈藥更傷不起，不能指望靠一兩場伏擊就徹底扭轉整個戰區的局勢。趁著第四師立足未穩，他迅速指揮部隊后撤，準備尋找新的機會，去打敵人另外的薄弱環節。

很快，機會就來了。

根據當時的部署，曾萬鐘的第十二師作為第二縱隊，要配合同屬右路軍的第四師行動，在皖西北一帶向紅軍根據地推進。臥佛寺伏擊之后，第二縱隊顯得更加大膽，認為紅二十五軍主力已經被拖住，自己面對的多是邊緣部隊。蔡申熙看準這一點，決定“避強擊弱”，把主攻矛頭調轉向第二縱隊。

在錢家集一帶，紅二十五軍設下第二重伏擊圈。與臥佛寺類似，這里同樣是交通要道，地形復雜，適合在短時間內達成對局部敵軍的合圍。戰斗打響后，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圍殲第十二師的一個團。短短四個小時內，擊斃擊傷敵軍兩千余人，俘虜不少官兵，繳獲了一批急需的槍支和彈藥。

這一下，敵軍高層終于意識到，眼前面對的不是一支只會頑抗的“殘部”，而是善于隱蔽機動、善于選擇戰場的有經驗隊伍。在隨后的行動中，國民黨軍明顯放緩了深入皖西北蘇區腹地的步伐，更多地采用“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方式。這種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紅二十五軍用鮮血換來的。

錢家集之戰后，紅二十五軍又在郭家店一帶打了一場野戰，繼續消耗敵軍有生力量。綜合磚佛寺、錢家集、郭家店幾次戰斗，紅二十五軍共殲敵六千余人，對比自身兵力規模，這已是相當耀眼的戰績。就這幾仗而言，蔡申熙的指揮思路、行軍布置、誘敵方式，都可以說是相當老到，不像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軍長所為。

遺憾的是，戰場上的運氣并不會一直站在同一邊。

一九三二年九月，在黃安河口鎮一帶的作戰中，紅二十五軍遭遇敵人飛機配合地面部隊的猛烈進攻。戰斗中，蔡申熙在前沿指揮，被敵彈擊中腹部，傷勢嚴重。當時衛生條件極差，搶救條件有限，經簡單包扎后，他仍因失血過多而犧牲，時年僅二十六歲。

關于他犧牲的具體地點，部分資料中提及“黃安河口鎮”，部分說法中則有“仙人洞一帶”的字樣，大致都指向鄂豫皖交界那片山區。無論如何，地點細節雖有差異，但時間節點和犧牲事實是明確的：一九三二年秋，這位黃埔一期出身、曾經在臥佛寺伏擊中過關麟征、打痛第四師的紅軍軍長，再沒有機會回顧那一串血火歲月了。

多年以后，當關麟征在臺灣聽人提起鄂豫皖那幾仗，忍不住托人給徐向前帶話，問一句：“蔡申熙現在怎么樣？”那口氣里，既有驚訝，也有一種從老對手身上延伸出來的尊重。徐向前后來在回信中說明，蔡申熙早在一九三二年秋就已犧牲。關麟征聽后，沉默良久，只說了四個字：“太可惜了。”

這四個字，既是對個人才能的感嘆，也是對那個年代無數早夭將才的一個縮影。

從更大的時間線往回看，臥佛寺一戰不過是鄂豫皖第四次反“圍剿”中的一段插曲。由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和敵我力量巨大差距的現實存在，紅四方面軍終究沒能守住鄂豫皖根據地，被迫踏上西征道路。很多后來在川陜、陜北戰場名聲大噪的紅軍指揮員，都在這條被迫轉移的路上磨練出來。

而對關麟征而言，鄂豫皖戰場只是他漫長軍旅生涯中的一站。此后十余年，他轉戰中原、西北，在抗日戰爭、中國內戰中多次擔任重要指揮職務，最終做到陸軍總司令的位置。這樣一個一路在國民黨軍體系內升遷的將領，卻在晚年對昔日“紅軍對手”念念不忘，這種心理變化，本身就頗耐玩味。

有意思的是，當年在第四師里并不顯山露水的杜聿明，后來成了國民黨“王牌軍”代表人物；而在紅二十五軍這邊，短暫閃耀后英年早逝的蔡申熙，卻被很多后來的戰史材料輕輕帶過，只留下寥寥幾行記錄。關麟征那封信，反倒幫他在另一個陣營的記憶里，留下了一道更加鮮明的輪廓。

從一九三二年的磚佛寺，到一九八零年的香港病榻，從山路伏擊中的驚魂一刻，到晚年信里那句“太可惜了”，時間足足跨了將近半個世紀。戰場硝煙早已散盡，當年指揮千軍萬馬的將領，有的歸于沉寂，有的離世多年，留下的，只剩下這些零星細節和片段記憶。

這些細節，既不煽情，也不夸張，卻足以讓人看到一個時代的真實面貌：同一所軍校出身的學員，在不同旗幟之下各為其主；同一場戰役中的對手，多年后還能惦記彼此的生死；一封不足數十字的唁電，濃縮了幾十年刀兵相見與同窗情誼的交錯。

在那樣一個年代，命運從來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有人青云直上，有人壯志未酬，有人遠走異鄉，有人埋骨山坡。但無論站在哪一邊，真正在戰場上動過腦筋、擔過責任的人，最終都不會輕易被歷史完全抹掉。哪怕只是一封信中的只言片語，也足以把那些被塵土覆蓋的名字，再一次拉回到人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