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奧斯卡： 好萊塢的自我撫摸與《一戰再戰》的六座小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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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奧斯卡：NO to War, Free Palestaine —— 好萊塢的自我撫摸與《一戰再戰》的六座小金人

3月15日的洛杉磯杜比劇院，空氣里彌漫著昂貴的香水和更昂貴的道德感。第98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

“不要戰爭，解放巴勒斯坦”（No to War and Free Palestaine）。

西班牙演員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在和印度女演員普里揚卡·喬普拉·喬納斯一起頒發最佳國際影片獎前一言驚四座。哈維爾話音未落，杜比劇院內掌聲雷動——這些掌聲來自那些剛剛在紅毯上展示完價值百萬美元禮服的同仁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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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演員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和印度女演員普里揚卡·喬普拉·喬納斯

我們不必懷疑參演《F1：狂飆飛車》、《沙丘》系列、《加勒比海盜》與《小美人魚》等一系列影片的巴登（曾因參演《老無所依》獲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在巴勒斯坦與反戰問題上的真誠。

頒獎典禮開始前，巴登指著自己佩戴的“不要戰爭”（No a la Guerra）的徽章，在紅毯上接受記者采訪說：“我戴著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用過的別針，那是一場非法戰爭。” “23年后，我們在這里，面對著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用另一個謊言制造的另一場非法戰爭。過去，在電視劇艾美獎頒獎時，巴登也曾披著象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阿拉伯頭巾到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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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ier Bardem佩戴西班牙語“不要戰爭”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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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ier Bardem在艾美獎典禮現場支持巴勒斯坦

根據《滾石》雜志（Rolling Stone）報道，獲獎紀錄片《無人反對普京》的導演大衛·博倫斯坦（David Borenstein）發表了當晚最具政治傾向的演講：他解釋他的電影“是關于你如何失去你的國家。”“我們在處理這段視頻時看到的是，你通過無數微小的共謀行為失去了它：當政府在我們主要城市的街道上謀殺人民時，我們串通一氣；當寡頭們接管媒體并控制我們如何生產和消費它時，我們什么也不說，我們都面臨著道德選擇。” “但幸運的是，即使是一個無名小卒，也比你想象的更強大。”

德國媒體Nordkurier的報道還提到，當晚主持人柯南·奧布萊恩開了個玩笑，將美國與朝鮮并列：“有些國家的領導不支持言論自由——我不能說是哪些國家，就說是朝鮮和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吧。”這話諷刺的是CBS在被科技億萬富翁拉里·埃里森家族收購后，對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友好姿態。而吉米·坎摩爾則在頒發紀錄片獎項時補刀：“他會很生氣他的妻子沒被提名吧。”——暗指亞馬遜資助出品的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婭紀錄片。本次頒獎典禮上，不少導演、演員就戰爭、巴勒斯坦問題、槍支暴力和社會沖突、政治治理等問題發表了演講，展示了好萊塢的魅力與頒獎臺上強調的緊迫的全球問題之間的對比。

在頒獎典禮上發表涉政演講的演藝員

當穿著燕尾服的富豪演員們輪番上臺，對著全球億萬觀眾發表關于戰爭、和平、種族和正義的演講時，“政治正確學”迅速引發美國保守派媒體炸了鍋，就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對伊朗戰爭上的表態引發特朗普的憤怒。

美國右翼保守派媒體OutKick，標題直指“奧斯卡又成了覺醒災難”（Oscars Are Back To Being A Woke Disaster As Javier Bardem Highjacks Broadcast For ‘Free Palestine’ Lecture），嘲諷：

“又到了好萊塢精英給大眾上地緣政治課的時候了。” “沒有什么比穿著燕尾服的富豪演員在浮華之夜發表政治聲明更能體現‘與普通人脫節’的了”。

這話雖然帶著右翼的酸味，但確實戳到了某個痛點：當巴爾德姆胸前佩戴著反戰徽章和支持巴勒斯坦的標識時，他剛從代駕司機開的豪車里走下來，接下來要去的就是《名利場》的百萬美元派對。

在此，我們姑且不必提及由于右翼支持的特朗普當局政策，一部聚焦加沙戰火中個體遭遇的影片《欣德·拉杰卜之聲》獲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提名，但影片主演之一、巴勒斯坦演員穆塔茲·馬勒希斯卻無法出席頒獎禮，原因是美國限制巴勒斯坦公民入境。

確實巴登們的發言是好萊塢作為“自由派堡壘”的傳統延續——明星利用公共平臺表達政治立場，既是對體制內異議空間的展示，也是統治階級文化霸權的彈性體現。這種“可控的異議”恰恰證明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作邏輯：它允許一定程度的批評，恰恰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包容性”，從而化解更激進的挑戰。

而這一場“政治化”的奧斯卡頒獎典禮提供的大餐也確實是經過精密計算和權衡的“政治正確” ——《一戰再戰》（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由保羅·托馬斯·安德森（PTA）執導、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與西恩·潘等主演的《一戰再戰》成為當晚最大贏家，攬獲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輯、最佳改編劇本及最佳選角在內的六項大獎。這部投資1.3億美元的R級政治驚悚片，盡管全球票房1.79億美元，未能實現盈利，卻在藝術與意識形態的雙重維度上獲得了奧斯卡的至高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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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再戰》海報1

《一戰再戰》講述了一個頗具黑色幽默的故事：16年前，小李子飾演的鮑勃曾是極左武裝團體“French 75”的炸彈專家，與黑人女領袖帕菲迪婭相戀生下一女。組織在一次夜襲移民禁閉營后潰敗，帕菲迪婭被捕后出賣隊友，鮑勃帶著女兒薇拉隱姓埋名，淪為頹廢萎靡的“廢柴老爸”。16年后，白人至上主義者洛克喬上校為加入精英秘密組織，必須鏟除鮑勃的女兒——一個白人與黑人的混血后代。鮑勃被迫重出江湖，展開一場狼狽不堪的營救之旅。

導演PTA（保羅·托馬斯·安德森）在片中對極左和極右來了個對稱性爆破：極左組織口號嘹亮卻慣于空談，稍有風吹草動就出賣隊友；極右分子表面強硬卻暗藏對黑人女性的病態迷戀，為了加入白人至上組織必須通過“純血背景調查”來掩蓋自己的跨種族情史。正如小李子自己在采訪中所說：“這不是一部把政治信仰強加給任何人的電影……它是雙面的諷刺。”

左右開弓的諷刺，為什么讓奧斯卡評委high了？這個“左右一丘之貉”的敘事，精準擊中了奧斯卡評委的G點。為什么呢？因為這讓那些“老派學院評委”既能投票給一部“反法西斯”的電影，又不用真的得罪誰——畢竟電影罵的是極左和極右，而評委們大多是溫和的自由派精英，剛好站在那個“既不左也不右”的舒適區中央。正如影評人格倫·韋爾登在預測中所言：“投票給《一戰再戰》會讓某些評委感覺自己在做一件政治正確的事。”

好家伙，一邊吃著爆米花一邊譴責極端主義，順便還能拿個奧斯卡，這買賣太劃算了。

聊到演員，不得不提當晚缺席的贏家——西恩·潘憑借《一戰再戰》拿下了最佳男配角，這是他第三座奧斯卡，但人沒來。有傳他可能去了烏克蘭。這位老兄幾年前曾說過要把自己的奧斯卡獎杯熔了做成子彈送給烏克蘭，堪稱“政治表態藝術家”的極致操作。

而小李子呢？他憑借鮑勃這個角色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雖然最終輸給了《罪人》的邁克爾·B·喬丹，但他在片中的表演值得用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解剖一番。

小李子飾演的鮑勃，可能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反英雄”的角色——記不住接頭暗號，飛檐走壁屢屢失手，被導演設計為對《颶風營救》的滑稽戲仿。這個“無能狂怒”的主角，正是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左翼主體困境的隱喻：曾經懷抱革命理想的一代，在歷史的挫敗中淪為自我麻醉的癮君子，他們的反抗語言已經失語，反抗能力已經退化。

鮑勃的困境，是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左翼主體困境的隱喻：曾經懷抱革命理想的一代，在歷史的挫敗中淪為自我麻醉的癮君子，他們的反抗語言已經失語，反抗能力已經退化。當他說出“想拯救地球，先搞定移民”這樣的臺詞時，導演揭示的是左翼運動在移民問題上的自我異化——解放的承諾異化為對“他者”的管控邏輯。

更有意味的是，薇拉的身份設定：是極左與極右“調和的產物”？還是被兩者共同拋棄（背叛逃離的黑人母親與否認存在的白人父親）的剩余物？影片給出了模糊的答案。這種模糊恰恰是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縫合”功能的揭露——在資本邏輯的絕對統治下，任何試圖超越的嘗試最終都會被收編，任何主體最終都會被還原為“多余的人”。

她是白人左翼與黑人革命者的后代，同時承載著極左與極右的血脈，卻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擺脫了追殺。導演讓她在實戰中反制經驗豐富的殺手，雖然被批評為“主角威能”和政治正確，但這一設定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未來的希望，不在父輩的意識形態教條中，而在年輕一代的自我實踐中。

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全面控制下，新的主體將如何生成，左翼的未來將如何開辟，尚無清晰的答案。正如片尾帕菲迪婭留給女兒的信中所說：“我們這一代沒能成功改變世界，但或許你們能。”這句話從一位叛徒口中說出，既有諷刺，也有無奈。

有意思的是，導演PTA在領獎時幾乎是重復了這段堪稱“左翼懺悔錄”的話：“我拍這部電影是為了向我的孩子們道歉，為我們留給他們的這個被我們弄得一團糟的世界而道歉。但同時也帶著鼓勵——希望他們能成為帶給我們一些常識和體面的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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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再戰》海報2

這段話真誠嗎？大概是的。否則不會既在電影結尾，又在PTA的演講中出現，但是，這深刻嗎？未必。

PTA的困境是“中產左翼知識分子”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典型癥候：他們批判現存秩序，卻無法提出替代方案；他們揭露意識形態的虛假，卻無法找到變革的現實力量。最終只能退回個人情感領域，以“愛”作為救贖的答案——正如《一戰再戰》的落腳點，不是政治變革，而是父女親情。好萊塢在戲里戲外都完成了對革命的最終收編：把激進的政治轉化為感人的個人故事，把階級斗爭轉化為代際和解，把革命理想轉化為父女親情。這本身就是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左翼困境的完美隱喻，從好萊塢到學術殿堂中的文化批判理論本身。

PTA是影史首位集齊戛納、柏林、威尼斯、奧斯卡“四大最佳導演”的大師級人物。他出生于1970年，屬于通常定義中的“X世代”——在冷戰解體中成長，在克林頓時期步入巔峰的一代。作為美國獨立電影的旗幟人物，他的作品一直以反好萊塢、反商業潮流、反傳統敘事著稱。

早已經有評論者指出，PTA借用王家衛的視覺語言（他自稱開拍前反復看《花樣年華》和《重慶森林》），將香港導演的美學風格挪用為美國政治寓言的容器。文化產品在全球流動，卻始終受制于不平衡的權力結構。全球南方的藝術形式被全球北方吸收、轉化，服務于本土意識形態表達——PTA也許想表達自己的“海納百川”，向邊緣文化的學習，但這算不算一種“文化殖民”？大概他沒想過這個問題。

現實中的小李子卻是另一個故事。就在奧斯卡頒獎前幾個月，他被曝出投資了以色列赫茲利亞的豪華酒店項目，距離加沙僅80公里。當加沙平民在戰火中掙扎時，這位環保斗士、進步派明星正從“種族隔離制度”中賺錢。

社交媒體上罵聲一片：“當加沙在饑餓中死去時，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正在以色列建造14層高的酒店。” 小李子的工作室團隊索性關閉社交媒體的評論區，一律裝聾作啞。

小李子的資本身份和他的進步人設之間那道無法彌合的裂縫。他在銀幕上演著無能狂怒的廢柴老爸，現實中卻是全球資本的精明玩家；他在采訪里大談氣候變化和環保，私下里卻投資著消耗資源的豪華酒店。這何嘗不是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的當代變種嗎？——他們批判體制，卻身處體制中心；他們認同左翼價值，卻無法真正投身變革實踐。

本屆奧斯卡的最大懸念，是《一戰再戰》與《罪人》的終極對決。《罪人》以16項提名刷新奧斯卡歷史紀錄，遠超《泰坦尼克號》和《愛樂之城》的14項，最終拿下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創劇本等四項大獎，卻在最重要的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兩項上敗給《一戰再戰》。

有評論將這一結果解讀為“兩種美國敘事話語的碰撞”。《罪人》以吸血鬼隱喻美國奴隸制歷史，是一部“基于個人文化身份創作”的、非裔視角的種族寓言；《一戰再戰》則是對當代美國政治的直接諷喻，以白人男性為主視角展開批判。奧斯卡作為好萊塢這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核心環節，其獎項選擇絕非純粹的“藝術評判”，而是意識形態斗爭的場域。

“政治最正確”的《一戰再戰》的勝出向我們展示了好萊塢“政治化”的本質邏輯，也揭示了已經250歲高齡美國社會所遇到的結構性沖突。當《一戰再戰》這樣批判極右、同情移民、諷刺白人至上的電影獲得最高榮譽，它恰恰證明了統治階級文化霸權的彈性——通過吸納部分批判話語，化解更徹底的挑戰。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與藝術領域中，“安全的異議”可以得到集中展演，并通過“表演”掩蓋與消解真正的不可調和的社會、階級與經濟矛盾；這尤其發生在二戰后的后工業化時代核心國家。這種“可控自動化的異議”恰恰證明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作彈性——通過吸納部分批判話語，化解更徹底的挑戰。

你能在臺上喊“解放巴勒斯坦”，但別指望好萊塢會停止接受以色列的投資；你能在領獎時譴責“政府殺戮”與“民權壓迫”，但第二天還得去和華盛頓來的達官貴人們共進午餐。

穿著高定的演員們討論移民問題時，他們討論的是抽象的“人權”，而非具體的經濟再分配。誰有資格在金碧輝煌的舞臺上定義“正義”？那些年收入千萬美元的人？你能在奧斯卡上罵特朗普，但不能質疑好萊塢的制片廠制度；你能呼吁“解放巴勒斯坦”，但別問為什么下一部戲投資方來自以色列。

《一戰再戰》用1.3億美元的成本，把左翼武裝斗爭變成了娛樂產品，把革88命者變成了“小丑馬戲團”的角色。觀眾走出影院，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發一條“抵抗萬歲”，然后繼續刷亞馬遜購物——因為真正的革命太麻煩了，還是消費革命、革命娛樂比較輕松。

正如Spike藝術雜志的評論所言：“在這個超資本主義的政治時代，人們越來越傾向于用錢包來投出自己想要的未來。”而《一戰再戰》的六座小金人，恰恰是好萊塢用錢包投出的結果——他們投給了一部讓自己感覺良好的電影，證明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卻不必為此付出任何代價。

奧斯卡的政治夜宴終將落幕，《一戰再戰》的六座小金人將各歸其主。但真正的問題仍在空中回蕩：當切·格瓦拉解決不了停電和斷網，當革命者淪為銀幕上的廢柴老爸，當穿著燕尾服的演員們用十秒鐘喊完“自由巴勒斯坦”——新的主體將從何處生成？新的反抗將從哪里開始？

這些問題，不是一部電影能夠回答的，卻是每一部自稱“政治”的作品都無法回避的……

*本文借助AI進行搜索和整合，并參考眾多中英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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