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來到新加坡,夫妻倆總說是為了兒女的教育,希望他們能在一個中英雙語的環境長大,尤其不能忘記中文。但是,他們沒想到的是,新加坡社會雖然是個雙語社會,卻是個“雙語二分”的社會。夫妻倆屬于“邊際人”,而且是外來的邊際人,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會。然而,新加坡社會和新加坡人到底是開放包容的。兩人慢慢終于有機會深入參與這個社會。身在其中,他們不再是邊際人,更像是個擺渡人,是文化上的擺渡人,擺渡在不同文化之中,安享兩岸風光。”
今早從好友李越治處獲知郭教授的噩耗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仍是唏噓。
我以沉重哀痛的心情通知大家,
振羽已于今天(三月二十三日)清晨6點45分安祥離世。
過去一周,我們散居海外的兒孫都趕到他病榻邊,與他共度溫馨幸福的最后一刻。他非常高興覺得自己是有福之人。更令他欣慰而感動不已的是,這一周他見到早年國大、南大的學生,近年來新躍大學同仁以及學術界和文化界的許多好友。
他曾經矚咐我和兒女后事從簡,我們會聽從他的願望。詳情容后報告。謹此祝大家健康快樂。
伊菲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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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華人社會,幾乎沒有不知道郭振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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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名字,就是那場最經典的辯論會——1993年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那是中國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和新加坡廣播局聯合主辦辯論賽,并且在中國全國播出。
郭振羽就是那次的評判之一。其他四位評判都是文化史上排得上號的人物——吳德耀、查良鏞、杜維明、許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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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論評委,連辯論隊當中,也是臥虎藏龍。正方是臺灣大學,反方是復旦大學。反方四辯,后來成了當晚的最佳辯手,就是蔣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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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晚的主賓就是時任副總理的李顯龍。
1993年,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念中文系四年級榮譽班。不得不說,這次辯論會臺上的這些評判,都是泰斗般的人物,心懷向往。
畢業之后幾年,我在聯合早報、民防部隊、貿易發展局工作,其中大部分時間都是跟新聞和媒體有關,也開始接觸新聞學,這時,對郭教授就更為留意了。畢竟,他1990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創辦大眾傳播系,1992年在南洋理工大學創辦傳播學院,有點兒像是“祖師爺”般的存在。
2003年,他創辦南大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之后,在新躍社科大學(今新加坡社科大學)創辦新躍中華學術中心,擔任中心主任,后來又擔任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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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成立十周年紀念。圖源:NAS)
盡管一直心存仰慕,但是,真正與郭教授有接觸,是近十多年的三個機緣。
第一個機緣
2010年,郭振羽從南洋理工大學正式退休。2012年,他在新躍大學(現為新加坡社科大學)創立了中華學術中心。后來,我在南京大學考了博士學位,打算把論文出版,當時郭教授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最后,論文在2018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以《布衣南渡》為名出版的時候,就是根據他所提供的意見所增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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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我博士論文的結語部分與郭教授近年的研究有關,那個時期我在《聯合早報》專欄和《新加坡眼》的不少文章也是與華文華語、華人身份認同有關,因此,后來我們有時有些這方面的交流。
這是第一個機緣。郭教授對我學術上的指導,我很是感謝。雖然我沒有正式上過他的課,不算是學生,但是,我每次見到他,都是喊一聲“郭老師”。
第二個機緣
第二個機緣,與南洋學會有關。1940年,剛好是郭教授出生的那一年,一群南來文人聚集在牛車水的南天大酒店,也就是今天的裕華國貨,創辦了第一個以中文研究東南亞的學術團體,就是南洋學會。
南洋學會大咖云集,早年的許云樵、饒宗頤、陳育崧等,大家都很熟悉;后來,出任編輯主任或學報主編的,有幾個也是赫赫有名,一個是王賡武,五六十年代擔任編輯主任,另一個就是郭振羽,八九十年代擔任編輯主任、研究主任。我則是到了本世紀,2016年開始才擔任編輯主任、學報主編。
第三個機緣
跟郭教授的第三個機緣,則是學術之外的圈子。
其實,我也不記得是怎么開始的。總之,在一個我不記得的場合,認識了作家羅伊菲。羅伊菲就是郭教授的夫人。再后來,機緣巧合又認識了好幾個羅老師在合唱團的朋友,包括作家孫寬,還有淡濱尼藝術團的徐小軍,以及龔洪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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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軍、羅伊菲、陸艷,與郭振羽今年春節合影。圖源:徐小軍)
另一方面,李越治辦了個“喜閱”書友會,羅伊菲是顧問之一。喜閱每兩個月定期活動,經常辦些講座和分享會。我就曾經給喜閱講過峇峇娘惹文化和福建金門“回鄉之旅”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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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郭教授敬一杯汾酒。圖源:喜閱書友會)
前不久,喜閱慶祝三周年時,郭教授還特地出席,并做了題為“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的講座,反響非常之好。
李越治說:“郭老走了,他在人間已然走完光榮而輝煌的一生,先生的智慧與音容笑貌,長存心間。猶記去年五四青年節,喜閱書友會三周年慶典之際,晚年深居簡出的郭老,仍親臨我們小小的書友會,為我們這群主要由新移民組成的書友會帶來專題講座‘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字字啟迪,至今感念。”
她說,最后一次公開場合見到先生是去年10月12日,先生于國家圖書館的最后一本新書發布會《新加坡國族建構之路、文化語言與傳播》。先生留下許多思想巨著,智慧薪火,激蕩后人。哲人隨春風而去,風骨與日月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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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筆者與郭、羅二老及一些朋友們在郭府聚會)
其實,按年齡,郭振羽、羅伊菲都是我的長輩。老教授夫婦倆,同年同月同日生,1940年9月7日,比我父親小幾歲,比我母親大一歲;印象當中,他們兒子與我同歲,女兒比我小三歲,是我幾個中文系女同學的高中同學。
這個郭振羽最討厭了
1940年,郭、羅二人出生在抗戰時期的中國大陸,遷移至臺灣。
本科時期在臺灣的政治大學念新聞學。錄取名單按成績排名,郭是第一名,羅是第二名。據說,當時羅伊菲的弟弟妹妹指著榜單說:“這個郭振羽最討厭了,如果沒有他,我們大姐就是系狀元了。”
后來,郭振羽留學西方。學成之后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兩人結婚,并有了一男一女。
1973年6月,郭、羅一家四口,告別美國,啟程回歸亞洲,輾轉來到新加坡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新加坡大學是英文教學,后來,與南洋大學合并,成為今天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郭振羽2018年回憶,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大學的學術研討會有件事讓郭振羽印象深刻。一是有位研究生提出Hawker centre(小販中心)的研究報告。她在開場白之后,很慎重地努力在黑板上寫了兩個中文字:“小飯”,說明原意是little rice,是販賣食物(小吃)的地方。這是郭振羽初次接觸體會新加坡大學的大學生如此中文水平,令他心驚。
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會
郭振羽說,1973年來到新加坡,最初是拿了三年聘約。提到當年的決定,夫妻倆總說是為了兒女的教育,希望他們能在一個中英雙語的環境長大,尤其不能忘記中文。
雖然兒女的中文讓二老引以為傲,但是,他們沒想到的是,新加坡社會雖然是個雙語社會,卻是個“雙語二分”的社會。郭振羽教書的環境是百分百的英國制大學,羅伊菲現在大學兼課,后來到了政府機構工作,也都是純英文環境。
雖然兩人工作順利愉快,但是,跟新加坡另一半的華語世界或華校生世界卻是接觸有限。而當年所謂的“華校生”和“英校生”基本上是壁壘分明的。郭振羽說,以社會學概念分析,郭、羅屬于“邊際人”,而且是外來的邊際人,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會。
文化上的“擺渡人”
從美國初到新加坡的那幾年,常有人問起“你們從哪里來”,郭振羽說,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們來自美國,卻沒有美國身份;說是來自臺灣,卻不是‘臺灣人’,因為以當年的說法,應該屬于‘臺灣的外省人’。”
由于新加坡此地的福建同鄉多,所以有時郭振羽也說自己是廈門人;他祖籍福建海澄(今龍海),曾經在廈門的大同小學讀過兩年書,但只在小時候到過老家住過幾個星期。
郭振羽說,新加坡社會和新加坡人到底是開放包容的。“我們在這里生活了半個世紀,慢慢終于有機會深入參與這個社會。身在其中,我們不再是邊際人,更像是個擺渡人,是文化上的擺渡人,擺渡在不同文化之中,安享兩岸風光”。
如今,面對同一個“你是哪里人”問題,郭振羽則毫不猶豫地回答:“新加坡人”。
1982年,郭振羽入籍新加坡。從1973年的50多年來,郭振羽不但在學術界的地位不斷攀升,而且對新加坡社會也做出巨大貢獻,包括多年來擔任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杰出會館獎”評審團主席,并參與了“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初期籌備工作。
對新加坡的中華文化貢獻卓著
由于郭振羽長期對新躍社科大學、中華文化和語言、以及教育界的貢獻,2023年3躍,躍大設立總值101萬新元的“郭振羽中華學術基金”,用來資助各類公眾活動、專書出版、學術研究及客座學者計劃,推廣中華文化、語言及文學,向郭教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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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柯木林、郭振羽、符詩專。以上圖源:SUSS)
今天中午,新加坡社科大學中華學術中心主任符詩專副教授跟《新加坡眼》說,郭振羽教授于2008年加入新加坡社科大學前身——新躍大學,擔任學術顧問,并于2022年卸任。任內,他是大學學術委員會的重要成員,為學校學術發展貢獻良多。2012年,郭教授創立中華學術中心,并出任首任主任。在其領導下,中心陸續推出“新加坡華語電影節”與“文化中華講座”等旗艦活動,并主編出版“新躍人文”與“華商華社”兩套叢書,奠定了中心在學術研究與文化推廣方面的重要基礎。
符詩專說,在擔任中心主任期間,郭教授積極倡導“文化中華”理念。他指出,“文化中華”中的“中華”,并非以政治實體或地理疆界為界定,而是指發源于中華大地、流播于五洲四海的當代華夏文明。迄今,“文化中華”仍是中華學術中心的重要指導方向。
他說,2023年,郭教授卸任大學學術顧問后,繼續擔任中華學術中心學術顧問。同年,新加坡社科大學以其名義設立“郭振羽中華學術基金”,以支持與“文化中華”相關的活動、出版及研究工作。
符詩專說,今郭教授溘然長逝,學界同深悼惜。新加坡社科大學中華學術中心謹申哀思,并深切感念他多年來對中華學術中心建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其精神風范與學術遺澤,必將薪火相傳,長存不朽。
ABC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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