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露萍犧牲近40年未追認烈士，葉劍英證明：她就是那個“干一場”

1945年7月的重慶，悶熱壓得人透不過氣。息烽集中營的囚室里，一個年輕女子被押赴刑場前，短短幾分鐘，還在對身邊的同志低聲說：“要是能再回延安，就好了。”話音不大，卻不慌不亂。守在一旁的軍統特務聽不懂話里的分量，只催促著快走。幾個小時后，這個24歲的生命，被埋在一處無名亂坑里，名字也被塵封了很久。

有意思的是，在之后近四十年的時間里，她的真實身份、她的戰斗經歷，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出現在烈士名冊上。直到八十年代初，一連串看似偶然的線索被接連撥開，一個在軍統心腹機構里“干一場”的女共產黨員，才重新回到公眾視野中。

不得不說，這段曲折的過程，本身就像一部被延遲放映的歷史紀錄片，只不過主角已經等不到片尾字幕的出現。

一、從家庭變故到奔赴延安的女孩

1921年，四川崇慶縣一個普通私塾家庭里，出生了一個名叫余薇娜的女孩。父親余澤安教私塾，讀書人出身，性情謹慎，卻改變不了家中女兒的命運。這個家庭后來有了一個在黨史上更為人熟知的名字——張露萍。

少年時期的一場家庭變故，在這個小女孩心里留下的印記極深。她的大姐余家彥，被四川軍閥、暫編師師長余安民強行納為妾室。堂堂軍官，拿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兒當作可以隨意支配的“物件”，在當時的舊社會并不稀奇，卻讓這個正在長身體的女孩看得清清楚楚：女子在舊秩序之下，不僅毫無尊嚴，連自己的婚姻都做不了主。

這件事對余薇娜的刺激非常直接。家里再怎么勸，她心里對那種“有槍有權就能決定別人命運”的社會，產生了發自內心的厭惡。試想一下，一個十幾歲的女學生，看著親姐姐被強娶，這種憤怒很難只停留在家庭內部，它遲早會被引向更大的社會問題。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同年秋天，余薇娜考入成都蜀華中學高中。這所學校在當時已經是成都地區較有名的學府之一，學生中進步思想傳播較快。郁悶的是，國家危亡、時局動蕩，對于這些剛步入青春期的學生來說，并不是抽象的新聞標題，而是街頭巷尾喊出的口號、校園里傳的傳單和集會上的發言。

也是在這一年，她走上了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蜀華中學里的抗日宣傳、募捐演出、游行示威，一項接一項。余薇娜參加得很積極，嗓門不算大，卻特別愿意開口。她的同學車崇英，后來回憶起這段日子，總覺得那個扎著辮子的女生，講話時眼神里有股擰著不放的勁兒。

這位車崇英，有一個特殊的父親——車耀先。當時的車耀先，是中共四川省工作的重要負責人之一，后來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也正是在父親的影響下，車崇英比一般同齡人更早接觸到革命思想，并在193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余薇娜經常到車家串門，讀書、聊天、幫忙做點活計，看似尋常的來往，實際已經把她帶進了另一條路。車耀先在成都搞地下工作，對這個常來常往的學生注意到了，也看到了她身上那股不服輸的勁頭。慢慢地，關于抗日、關于中國出路的話題，在這個普通學生眼前展開得越來越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幾年里，四川各地救亡運動風起云涌，延安成了許多青年心中的向往之地。在車耀先的安排和“抗敵后援會”等組織的幫助下，一批批青年學生踏上北上的路。余薇娜也動了心，她不想只在課堂上喊幾句口號，而是想去到那個“真正干事的地方”。

1937年11月，她終于得到了機會。

在成都“抗敵后援會”和車耀先的安排下，這個從小在私塾家庭長大的女孩，背起簡單的行李，離開成都，去往延安。那一年，她剛滿十六歲，前方的路是什么樣，心里其實并不清楚，只知道一個樸素的念頭：離開舊社會的壓迫，去找一條新的路。

二、延安歲月與“干一場”的綽號

到了延安之后，余薇娜的變化有目共睹。環境雖然艱苦，但年輕人適應得很快。抗日軍政大學的課堂上，她聽課認真，遇到聽不懂的地方，就一門心思地追著老師問，整個人像是被點燃了一樣。

有意思的是，她在延安很快有了一個特別響亮的外號——“干一場”。

當時在延安流行一首抗戰歌曲，名字就叫《干一場》。歌詞昂揚，節奏明快，在青年學生中很受歡迎。余薇娜特別愛唱，每逢集體活動、文藝晚會或者行軍途中，只要有人起頭，她就會接上幾句，一唱起來，眼睛亮亮的。

久而久之，大家見到她，不再喊“余同志”，而是笑著叫她“干一場”。這個稱呼聽上去有點俏皮，但在那個年代，實際上是一種認同——把個人命運和整個民族、整個革命聯系在一起，“干一場”的，不只是歌里唱的戰爭，也是自己的人生選擇。

1938年10月26日，在延安，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她年紀不大，卻已經在各種訓練和實踐中，表現出相當的政治敏感度和執行能力。組織上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從抗大畢業后，她被安排到中共中央組織部舉辦的干部訓練班學習，隨后又分配到延安文聯工作。表面上看，是文藝戰線的崗位，離前線似乎有點遠。可了解當時延安整體工作布局的人都知道，文聯并不只是寫寫詩、排排戲，它承擔著宣傳、動員、凝聚人心的重要任務。

不過，按照張露萍（此時她已經開始使用這個化名）的性格，她并不滿足于在后方。她曾多次向組織提出，希望能夠被派往前線，參與更加直接、更加危險的斗爭。組織上出于整體安排和安全考慮，并沒有輕易答應。

就在延安工作期間，她結識了馬列學院政治經濟學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陳寶琦。這個名字在后來的記載中，多以“李清”出現，這是他的另一個名字。兩人在工作中接觸頻繁，理念相近，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后來正式結為夫妻。

遺憾的是，這段婚姻剛剛開始，就迎來了長時間的分離。

大約在1939年秋天，中共中央組織部找她談話，提出了一個十分特別的任務，希望她能前往重慶，從事情報和統戰相關工作。原因之一，和她個人的家庭背景直接相關——她的大姐被強娶為妾的那位軍官余安民，此時已經是國民黨眉山專員公署專員，同時是暫編一師少將師長，在川軍和地方勢力中頗有影響力。

在重慶這個政治角力復雜的戰時陪都，能否利用這層關系打開局面，是組織無法忽視的一個因素。延安方面需要一位既可靠、又有一定社會背景、還愿意承擔高風險任務的干部。這樣的人選不多，張露萍顯然符合條件。

有過短暫猶豫之后，她答應了這一安排。告別新婚丈夫，離開熟悉的延安窯洞，走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戰場。可以說，從這一刻起，她的人生軌跡徹底轉向了隱蔽戰線。

三、南方局、軍統電臺與“干一場”的秘密行動

1939年11月，張露萍抵達重慶。戰時陪都人口密集，軍政機關林立，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就在這座城市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掛著兩塊牌子，卻是一個機構，是中共在國統區從事統戰、聯絡、情報等工作的樞紐。

張露萍通過組織介紹，與曾家巖50號的南方局建立了聯系。她一出現，就引起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注意——負責軍政、情報等工作的葉劍英，當時是南方局常委。

葉劍英見到這位從延安來的年輕女同志，印象非常深刻。面孔陌生，在重慶本地沒有社會關系，不易引起敵人注意；又受過系統的黨性和斗爭教育，政治可靠。這樣的條件，讓他立刻想到一個特殊崗位——軍統電訊總臺。

這里需要稍微展開一下背景。

就在張露萍抵達重慶的前兩個月，軍統內部發生了一件事。軍統特務機關電訊總臺的科員張蔚林，悄然找到南方局，提出要與中共領導接觸。他自稱原是共產黨員，后與組織失去聯系，希望恢復黨籍，并希望前往八路軍或延安工作。

出于安全考慮，南方局沒有貿然讓周恩來親自接觸，由負責情報工作的曾希圣出面會見。曾希圣沒有立刻答應他的要求，只鼓勵他繼續在現有崗位上為抗戰做事，并隨時保持聯系。這種謹慎，在當時極為必要，畢竟軍統內部情況復雜，很難一眼看清。

過了一段時間，張蔚林再次前來，這次還帶來了一個更關鍵的人物——軍統電訊總臺的領班兼情報主任馮傳慶。兩人表明，不愿繼續為軍統效力，希望尋找另一條道路。南方局試探性地詢問了他們對軍統內部機構和業務的了解情況，把他們提供的情報與此前掌握的線索進行比對，發現大體吻合，可信度相當高。

在經過長期觀察和反復驗證后，南方局才決定吸收張蔚林、馮傳慶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步，邁得很慢，卻非常穩。這兩人隨后又發展了幾名在電訊總臺工作的同志，包括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錫珍等。至此，在軍統這個對共產黨極度敵視、保密等級極高的心腹部門內，悄悄形成了一個中共地下黨小組。

問題隨之而來——這么重要的潛伏小組，需要有一個合適的領導者。人選不能隨便推，既要有斗爭經驗，又不能在重慶公開暴露過身份。

經過反復考量，葉劍英把目光放在了剛從延安來的張露萍身上。理由很清楚：她對重慶幾乎是“白紙一張”，面孔生，社會關系簡單；她有延安背景，黨性強，原則性硬；再加上女同志的身份，在某些時候更容易被敵人低估，不太會被第一時間懷疑。綜合來看，她是領導這個軍統特支的最佳人選。

在征得本人同意后，組織決定，讓張露萍以“張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現，在牛角沱租下一處房子，作為秘密聯絡點。這個小組從此正式運轉起來。

時間不算長，從開始活動到暴露，前后不到半年。但這短短數月里，他們送出了大量軍統內部的機密情報。其中既有關于國民黨頑固派“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動向，也有各類軍事部署、情報網絡布置等關鍵信息。這些材料，為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判斷提供了重要依據，幫助黨在復雜的國共關系中多次避免陷阱。

多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軍事組成員雷英夫回憶起這段歷史，評價頗為肯定：“他們做了大量工作，對中央和南方局開展抗日統戰工作，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政策，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有些具體情報的內容，至今仍缺乏公開資料，但可以確定的是，軍統電臺一案在當時對雙方影響都很大。對中共來說，這是一次在敵人心臟地帶的成功滲透；對軍統來說，則是難以啟齒的重大失敗。

也正因為這層隱蔽性質，張露萍和她的戰友們，在犧牲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被遮擋在歷史敘述的邊緣。

四、意外暴露、牢獄抗爭與遲到四十年的烈士稱號

說到這里，很多人會好奇：這樣嚴密的小組，為何會在短時間內暴露？答案與專業訓練不足，以及一連串偶發事件交織在一起。

1940年春節前后，張露萍收到一封從成都老家寄來的信。為了避免親友久無音訊產生懷疑，在征得黨組織同意后，她短暫返回成都與家人團聚。領導突然離開，潛伏小組的日常運轉，立刻暴露出一些不夠成熟的地方。

同年2月，軍統稽查處電訊監察科一部的電臺接連燒壞了三個電子管。科長肖茂如檢查后，認定是總臺報務員張蔚林操作不當所致，遂下令將他關入看守所。按理說，這種內部處罰在軍統系統并不少見，還未必涉及政治懷疑。

然而，缺乏地下斗爭經驗的張蔚林，被突然關押，心理防線一下子亂了。他誤以為自己身份已經暴露，在恐慌之下設法逃離看守所，隨后急急忙忙與南方局聯系。表面看，他是想保全組織，實際上這種慌亂行為，很容易讓軍統內部產生疑點。

果不其然，軍統很快開始追查。順藤摸瓜，查到了他在牛角沱租住的房屋。搜查結果讓軍統高層大吃一驚——屋內不僅藏有大量絕密文件，甚至還發現了入黨申請書等材料。到這一步，事情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操作失誤”的內部處分，而是上升到嚴重的政治滲透問題。

案發后，軍統內部震動極大。蔣介石聞訊勃然大怒，質問戴笠：“你經常吹噓軍統如何厲害，如何打入共黨內部，現在是共黨打入軍統內部，你還不知道，你還有什么臉面活下去？”這番斥責，對一向以情報能力自居的戴笠來說，無異于當眾掌摑。

戴笠后來對親信感嘆：“張蔚林案件發生以后，我受的恥辱比打罵厲害十倍。這是我一生的奇恥大辱，是我同共黨斗爭最慘重的一次失敗。”從這句評價也能看出，當時這起潛伏案在軍統高層心中的分量。

在軍統加緊追查之時，特支內部的安文元叛變，供出了潛伏網絡中的諸多細節，包括張露萍的情況。更糟糕的是，他還交代出張露萍已暫時離開重慶、回到成都探親的情形。軍統隨即決定設局，用張蔚林的名義發出“安全”消息，誘使她返回重慶。

對這一切絲毫不知情的張露萍，按照約定時間回到重慶，一出面便被軍統特務逮捕。伴隨而來的，是對整個特支成員的大規模抓捕。

需要強調的是，除了叛變的安文元之外，其他幾名特支成員在被捕后遭受酷刑，卻一直沒有吐口。長期關押期間，軍統既想從他們嘴里得到更多中共地下組織的情況，又想用種種辦法瓦解他們的意志。

他們被押往貴州息烽集中營。這里本是關押政治犯和重要“要犯”的地方，監管極嚴，環境惡劣。時任息烽監獄主任周養浩，出身軍統，辦事手段陰狠。對這批“共黨潛伏分子”，他既恐懼、又憤恨。

在長期審訊和軟硬兼施中，周養浩動過不光彩的小心思。有一次，他試圖用誘騙和利誘手段，從張露萍身上打開缺口。沒想到，這位年輕的女共產黨員看穿了他的意圖，非但沒有妥協，反而在一次近距離接觸中，趁他不備，抬手就是兩個耳光。

“啪”的聲音在囚室里響得很清楚，周圍的看守都愣住了。誰會想到，一個身陷囹圄、遍體傷痕的女犯人，竟敢當眾扇軍統監獄主任耳光？這不僅是一種個人的憤怒，更是一種姿態——寧死不屈。

這件事在息烽集中營內部傳開后，不少在押人員暗自振奮。周養浩吃了悶虧，當然想報復，卻又忌憚背后牽扯的責任，不敢貿然擴大事態，只能在刑罰上加重折磨。張露萍承受的傷害更大，但態度沒有變化。

1945年7月14日，在局勢發生根本變化前夕，軍統匆忙處理一批“頑固不化”的政治犯。張露萍和她的六位戰友，被押赴刑場，秘密處決，遺體草草埋葬。那一年，她只有24歲。從延安到重慶，從軍統電臺到息烽集中營，這個生命的全部戰斗歷程，被生生切斷。

令人唏噓的是，由于她從事的是高度保密的情報工作，再加上潛伏身份復雜，她的犧牲在當時并沒有被廣泛知曉。更諷刺的是，因為敵人的刻意造謠和外界信息不對稱，甚至在延安那邊，還一度流傳出她“在重慶街頭衣著華麗，疑似叛變”的謠言。

李清在延安時，就曾聽人說起，有人見過“余薇娜”在重慶街上打扮時髦、珠光寶氣走過。外界不了解軍統電臺特支的真實任務，對她所扮演的角色也缺乏信息，這類誤解長期存在。李清本人也一度困惑，卻始終沒有任何關于她犧牲的確切消息。

直到整整四十多年過去，這段被遮蔽的歷史，才慢慢被撥開。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開始系統整理戰爭年代遺留的疑難案件，特別是那些潛伏敵營、在隱蔽戰線犧牲卻未完全厘清身份的同志。四川省委、貴州息烽縣委也同步展開調查，對當年在息烽集中營犧牲的七名中共地下黨人的情況進行細致核實。

在這次清理中，雷英夫提供了重要線索。他明確指出，當年犧牲的這七人，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潛入軍統電訊總臺的中共黨員。他還特意就其中的張露萍，向老領導葉劍英作了請示。

得到這個消息時，葉劍英已經年逾古稀，但記憶依然清楚。一聽到“張露萍”這個名字，他脫口而出：“好啊！好啊！張露萍不就是那個干一場嗎？”短短幾句話，既有對舊日戰友的記憶，也是一種確認：在他的印象中，這位從延安到重慶的女戰士，正是當年愛唱《干一場》的那個年輕人。

葉劍英隨后寫下書面證明，說明張露萍等七人在軍統電訊總臺從事的，正是為黨工作的秘密任務。這個證明，為后續的結論提供了關鍵依據。

1982年，重慶日報記者肖鳴鏘在一次成都座談會上，偶然從老友車崇英口中聽到“女共產黨員在獄中扇特務耳光”的故事，被深深觸動。回重慶后，她寫下《敢于用耳光教訓大特務的女共產黨員》一文，發表在《重慶日報·星期天》增刊上。

這篇文章，根據現有資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公開系統介紹張露萍事跡的報道。文章刊出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人們才逐漸意識到，這位長期“無名”的女戰士，與當年重慶、貴州的那段隱蔽戰線，有著怎樣的關聯。

不久之后，《光明日報》也刊登了介紹張露萍生平事跡的文章，進一步梳理了她從四川崇慶，到延安，再到重慶軍統電臺，直至息烽集中營犧牲的完整軌跡。這一系列公開報道，為她的烈士身份認定，奠定了輿論和史料基礎。

1983年，有關部門正式追認張露萍為革命烈士。同年11月27日，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展覽館的陳列大廳里，增辟了張露萍等烈士的斗爭事跡展區，她的名字，第一次以烈士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

1984年，張露萍等七人的遺骸，被遷葬至重慶息烽烈士陵園。那片土地，不再只是秘密處決后的亂坑，而是有姓名、有碑石、有明確身份的烈士安息之所。

第二年清明節，已經七十多歲的李清，從北京趕到重慶，在息烽烈士陵園為妻子掃墓。距離她犧牲，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他站在墓前，終于知道，那個當年被傳“打扮時髦”的年輕女子，究竟在重慶、在軍統電臺、在息烽監獄里，經歷了什么。

有些犧牲，當時沒有來得及寫進檔案；有些名字，要等幾十年后，才能被準確地刻在碑上。張露萍的故事，恰好屬于后一種。她曾在延安唱著《干一場》，也曾在重慶潛伏在敵人心臟，更在息烽集中營抬手扇響那兩個耳光。直到多年以后，人們才一點點拼起她生命的各個片段，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記憶，重新安放在中國革命歷史的敘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