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軍2號人物張作相：秘密支持兒子去解放區，當上八路軍司令

1937年夏天，華北的空氣里彌漫著硝煙味。太原城里，一位出身東北軍的中年軍官悄悄推開一扇門，屋內燈光昏黃，他壓低聲音說了一句：“周副主席，我是從東北軍來的張廷樞，想找一條真正能打日本人的路。”這句話背后，牽連著兩代東北軍人的命運，也把老一輩軍閥與新興革命力量之間那條看不見的線，拉得格外清楚。

許多年以前，故事還要從另一個人說起。1881年，錦州義縣一個貧苦農家出生的男孩，還叫著土得掉渣的小名，既不會寫字，也沒想過有一天會成為東北軍的“二號人物”。他就是后來讓張學良稱“老叔”的張作相。

童年到出走，這個孩子的路并不順。家里只有幾畝薄田，父親農閑時靠吹嗩吶、打鼓維持生計，奔忙一整年也難得有幾頓飽飯。到九歲，孩子連個正式名字都沒有，既沒有學名，也不認字，走在村里和普通長工沒什么區別。

有意思的是，改變他命運的第一步，竟來自一間簡陋的私塾。父母咬咬牙，把他送去村里先生那里湊合讀書。先生給他起了個名字叫“作相”，有點寄托希望的意味。三年時間不長，但總算讓他認識了一些字，心里也隱約覺得，命運未必就只能困在黃土地里。后來他發跡后，還專程把這位先生推薦去做了個小官，算是報舊恩，這一點倒很符合他一生重情重義的性子。

不過，短暫的讀書遠遠攔不住戰爭的腳步。1894年，甲午戰爭打響，戰火雖然主要在黃海與遼東半島，但給東北鄉村帶來的震蕩一點也不小。兵匪四起，糧價飛漲，小地方的窮人家首當其沖。張作相家生活愈發艱難，他只好輟學回家，一邊下地干活，一邊跟著師傅學泥瓦匠，哪里有活就往哪跑。

為了混口飯吃，他后來又被送到族中一個叔叔家幫工。那段日子，他跟堂兄一起在外抬貨、干雜活，本以為辛苦點也能熬過去，卻因為一次打架惹出大禍。堂兄被仇家打死，他自己也成了被追殺的對象。說到底，那時的清廷法紀松弛，鄉里械斗殺人并不罕見，只是落在他頭上，被迫離家出走，踏上逃亡路，這一步就把他推向了另一條軌道。

逃到奉天后，他干過的活五花八門，當泥瓦匠、扛包、打短工，什么能掙口飯就做什么。衣服破到露膝蓋，頭發亂得像亂草，有好幾次被當成叫花子攆走，他還曾被巡邏清兵無端毆打。對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小伙子來說，這種折騰很容易把心里的怨氣逼出來。不得不說，那幾年，他對這個社會的冷漠和不公，看得很透。

1901年前后，他在市井中結識了幾位“過命兄弟”。同是窮苦出身，又都對現實心懷不滿，幾個人湊在一起，慢慢就走上帶點江湖味的路。那一年，他才二十歲，就和兄弟們闖進仇人家，把那位害死堂兄的兇手當場結果。這一刀下去，等于把自己原本就不多的退路全部斷掉。

從那之后，他和幾位兄弟順理成章成了土匪。人卻不多，既要躲官軍，又怕被別的土匪吞掉，日子照樣十分艱險。幾番商量后，他們決定投奔當時在地方上小有名氣的另一撥綠林人馬——張作霖。

一、兄弟結義：從土匪到“輔帥”

張作霖聽到“張作相”這個名字時，還愣了一下，只差一個字，多少有點緣分味道。查明并非本家，也不是同族，他卻很爽快地收下了這支人馬。幾股隊伍會合后，規模擴展到兩百多人，在附近一帶開始有了一點聲勢。官府想剿，鄰近土匪又想吞，夾縫里求生，生死就在幾次沖突之間。

在一次激戰中，張作霖陷入重圍，前后都是子彈，隨時可能倒下。危急時刻，張作相咬牙沖進火線，把他硬是從槍林彈雨里拖出來。那一仗打完，兩人已經不僅僅是頭領與部下，而是生死與共的兄弟。

1903年，局面突然有了轉機。張作霖被官府收編，從“綠林英雄”變成了朝廷編制內的軍官。帶出來的舊部里，自然就有張作相。清末新政推行，各省仿照西法整軍，1907年，奉天巡撫趙爾巽把舊軍隊編成八路巡防隊，張作霖擔任前路統領，張作相當營長。名頭不算顯赫，卻是正式軍職，從此真正走入軍界。

辛亥革命爆發后，清廷傾覆，北洋軍閥崛起。張作霖在東北迅速壯大，舊部也水漲船高。民國成立后，他的部隊編為奉天陸軍第27師。短短幾年，奉天地方勢力基本落入他手中。1916年，他兼任奉天督軍、省長，成了東北名義上的一方諸侯。

掌權之后，用人就成了大問題。張作霖和結拜兄弟湯玉麟在權力分配上出現嚴重分歧，兩人由嫌隙到決裂，矛盾越鬧越大。其他兄弟有人觀望，有人兩邊揣摩，只有張作相站得很明確，堅定支持張作霖對湯玉麟進行清洗整頓。這一態度，張作霖看在眼里，據說當面對他說了句：“你是真拿我當大哥的。”從那以后，他把張作相當作最可靠的心腹。

1919年，張作霖任命他為奉天警備總司令兼27師師長，掌管地方治安與精銳部隊。這種位置，說是“二號人物”并不夸張。那時的東北軍內部，很清楚一個現實：張作霖決策，張作相執行，許多事都是由他出面唱“白臉”。他也確實愿意當這個“輔帥”，不爭頭功，專做打理局面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從這個階段起，他開始很有意識地栽培一個年輕人——張學良。張作霖有心讓兒子接班，卻不方便太露鋒芒，而張作相正適合在前臺安排，給這位少帥鋪路。后來張學良回憶在東北軍的飛快升遷時，曾感慨一句：“我在東北軍升得這么快，不是爸爸特別關照，全仗老叔張作相。”這句話，并不是什么場面話。

張作相和其他幾位結拜兄弟相比，有能力，也能打仗，但身上少了那股爭權的勁。1921年，張作霖曾打算讓他當黑龍江督軍，這是上升到地方軍政一把手的重要機會。出人意料，他一口回絕，還轉而推薦另一個兄弟吳俊升，說這樣更有利于奉系內部團結，對“前途和事業都有好處”。這種主動推讓的情況，不止一次出現。

那時候的東北軍里，人人都看得出，他如果真想往上爬，完全有條件，但他偏偏選擇做那個“壓陣”的人，這點不得不說有著舊式義氣與現實考量交織的味道。也正因此，他在東北軍上上下下的口碑都不錯。

1925年郭松齡兵變失敗后留下的善后問題，更讓張作相的“輔帥”形象定了形。當時張作霖氣頭很大，打算對郭部將領來個“徹底清算”，吳俊升、湯玉麟等人也舉雙手贊成。只是他們心里的算盤，并不僅是為老帥出氣，更想著借機削弱張學良挑戰自己地位的潛力，可謂一石數鳥。

在這樣的場合，反對清洗幾乎等于跟大勢作對。張作相卻一再勸阻，希望能寬恕郭部舊人。他在會上為此辯論近兩個小時，面對眾人質疑甚至強硬態度，一度情緒激動，眼圈通紅，哽咽著說出那句傳得很廣的話：“若一定要殺，就先殺我張作相。”這樣的姿態，在軍閥集團里確實不多見。

結果是張作霖最終收手，沒有在軍中大開殺戒，奉系內部避免了一場血腥內斗。事后很多人反過頭來看，都承認那一場“哭諫”，不但保全了一批有用之才，也保住了東北軍的元氣。從那以后，無論對手還是下屬，大多把他看作一個講義氣、有底線的軍中長者。

二、易幟與退隱：從“老帥臂膀”到天津閑人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上空傳來一聲巨響。日本關東軍預先埋好的炸彈，將從北京返奉天的張作霖連人帶列車炸成廢鐵。東北軍傾刻間群龍無首，誰來主政東北，成為擺在所有人面前的難題。

那時張學良遠在北京，形勢復雜，群情浮動。奉軍內部不少人認為，眼下局勢動蕩，與其等待張家后輩，不如推舉資歷、威望都服眾的張作相出面，既能穩住軍心，也有利于對外周旋。據傳，當時軍中元老集體擬定公推書，把東三省保安司令的印信送到他家，意思已經表達得很明白。

面對這種“上門來”的位置，許多人恐怕早已應承下來，再談所謂“家國大義”。張作相卻并未動心。他堅持一個態度：等張學良回奉后再決定人選，自己絕不搶班奪位。有人私下勸他，說“時機難得”。他只搖頭，說了一句：“老帥在世時，常要我關照漢卿，我如就任此職，無顏對九泉之下的老帥。”言外之意很清楚：這是道義問題，而非機會大小。

十三天后，張學良趕回奉天，一邊操持父親喪事，一邊和軍中元老商量后續安排。按常理，他是張家少帥，但要在一群老資格軍閥面前坐穩位子，并不容易。何況對外還要面對國民政府、日本、直魯殘部等多方勢力，局面險峻。

值得注意的是，張學良本人并非一開始就非要親自掌權。他曾多次登門，邀請張作相主政東北，希望由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出面主持局勢。所謂“三顧茅廬”的說法雖略帶夸張，但來回奔走確實存在。

張作相卻一概婉拒，態度非常堅決。他當面講明理由：張學良“子承父業名正言順”，在外界看來也更符合接班常理。東北面對日本威脅，局勢不容久拖，更不能因內部爭權而顯得猶豫。他因此表示，全力支持張學良出面，自己繼續做輔佐者。

這一番安排，客觀上促成了后來的“東北易幟”。在復雜的國內國際局勢中，張學良宣布東北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名義統一，這個舉動歷史評價復雜，支持與質疑都有。但毫無疑問，張作相在背后做了大量穩定軍心、協調將領的工作。許多東北軍舊部接受易幟，一個重要原因是相信這位“二號人物不會害人”。

1933年，“九一八”事變后局勢愈發艱難。張學良因種種原因下野，被迫離開軍政核心。局勢劇變，對張作相來說也是一個節點。他沒有再參與任何新的權力布局，而是攜家人遷往天津，在租界一帶租房居住，基本遠離軍政事務。

從一方軍閥心腹轉為“天津閑人”，這個轉折看似突然，實際上和他的性格一脈相承。他并不熱衷政治斗爭，更不愿在國家民族危難時刻再夾在各派之間爭權奪利。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在天津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多次拒絕對方提出的拉攏、誘惑。這一態度，對一位舊軍閥出身的人來說，并不容易。

抗戰勝利后，他在東北的聲望仍然很高。蔣介石深知這一點，多次派人勸他出山，擔任東北要職，幫助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蔣在政壇上的打算很明顯：既想利用他的聲望穩定局面，又希望用名義上的“地方領袖”擠壓其他力量。

面對這些邀請，張作相一律拒絕。他既不贊同內戰傾向，也不愿為個人前程再站在大多數東北民眾愿望的對立面。后來蔣介石敗退臺灣時，還專門給他送機票，預留座位，希望他攜家眷同赴臺灣。他仍然不為所動，寧愿留在內地，過著相對清靜的暮年生活。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大事中，他的分寸感始終很明顯。該躲的時候躲，該堅持的時候堅持，對個人恩義講得很足，對民族大義也有自己的底線。這樣一種復雜身份，與后面要講到的另一層關系——他對兒子張廷樞走上革命道路的態度，形成了某種呼應。

三、父與子：東北軍將門子弟走進八路軍

談到張作相，很多人容易忽略一個重要細節：他不僅自己在東北軍有極高地位，家中子弟也曾在軍界任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后來成為八路軍第一游擊縱隊司令員的張廷樞。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東北扶植偽滿政權，入侵步步緊逼。此時，張廷樞在東北軍112師任職。面對民族危機，這支部隊內部抗日情緒不斷升溫。1933年4月底，中國共產黨派秘密黨員張公干、李平一等人潛入112師開展工作。他們的到來，并不是被動安排，而是事先得到張廷樞的認可。

當時，他只對少數親信說了一句：“是我請你們共產黨來的，這事只能我一個人知道。”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做法已極不信任，希望通過共產黨力量推動真正的抗日。

在112師內，張公干等人多次受邀擔任教官，給戰士們講抗日形勢和時局分析。部隊里漸漸形成較為濃厚的進步氛圍，既有軍人慣有的紀律，也多了一股明確的抗日理念。不得不說，這種結合在當時的東北軍內部并不多見。

1935年底，張廷樞對蔣介石日益明顯的“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政策徹底失望，決定離開東北軍，他專程向張學良辭行。兩人多年交情，張學良極力挽留，希望他留下來，等待局勢變化。

當面談話時，他說了一句后來被廣泛提及的話：“如果東北軍去打日本，我第二天就來報到。”這話既是對少帥的坦誠，也是他內心選擇的界限：不愿再卷入內戰，只愿為抗日出力。

在他的影響下，東北軍中陸續又有四位高級將領離開部隊，走上不同道路。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蔣介石幽禁，張廷樞曾四處奔走，試圖設法營救。失敗之后，他與同道中人更加堅信，寄希望于蔣介石難有結果，只能另尋出路。

有意思的是，對于兒子這條路，張作相并沒有像許多舊軍閥那樣強行攔阻。雖然在公開場合，他不會直接表態，但從當時各方面記載看，他默許甚至暗中支持兒子奔赴抗日根據地。

1937年8月，太原成為一個特殊的聚點。來自東北的愛國學生、中下級軍官陸續聚集于此，人數達到數百人。他們多數曾在東北軍里服役，對日本侵略有切膚之痛，從內心里拒絕再為舊政權政爭賣命，卻又不想放下武器。有一點很關鍵，這群人亟需一個有威望、懂軍務的領軍人物。

在這樣的背景下，張廷樞抵達太原，他的出現讓那些迷茫的年輕人仿佛找到主心骨。短時間內，各地來的人開始自發向他靠攏，希望由他出面與共產黨方面取得聯系，一起組建真正抗日的隊伍。

不久，他見到了周恩來。當面談到愿望時，張廷樞開門見山，不再使用舊軍人的官話套話，而是直說“想找一條能真打日本人的路”。周恩來對這批東北抗日軍人的態度非常明確，表示歡迎，并立即著手安排具體工作。

在周恩來與八路軍總部的關心下，太原八路軍辦事處專門為這些東北軍出身的抗日人員設立了訓練班。兩個月后，訓練班一百多人整隊出發，奔赴八路軍總部。

那里，他們獲得了新的番號——“八路軍第一游擊縱隊”。張廷樞被任命為司令員，八路軍總部為強化政治工作，還專門配備了政治部主任。這支部隊的構成與一般紅軍、八路軍部隊略有不同，大部分為原東北軍官兵，既有正規軍作戰經驗，也逐漸接受了新的政治教育。

毛澤東、朱德曾親自接見他們，對這支由舊軍隊轉化而來的抗日部隊給予充分肯定。據當時參與者回憶，在談話里，這兩位領袖對張廷樞這些東北軍舊部的抗日決心表示贊賞，也清楚指出，他們的經驗對開辟華北敵后戰場有重要意義。

1938年，張廷樞前往延安，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學習。這所學校聚集了八路軍、新四軍中不少骨干干部，他在這里與多位共產黨將領結下深厚友誼，不少人后來成為解放戰爭中的重要指揮員。

抗大畢業后，他被派往晉察冀邊區，協助聶榮臻組織抗日游擊隊，在華北敵后開展游擊戰爭。這段時間，他把東北軍時期的正規軍經驗和八路軍靈活多變的戰法結合起來，為當地游擊隊的建設提供了不少實踐經驗。

四、病榻與未竟：一位將領與一個時代的交錯

戰爭年代，疾病往往比子彈更難防。1940年前后，張廷樞患病日益嚴重，身體出現問題。經黨中央批準，他赴香港治療。那幾年，香港尚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相對內地戰火稍遠，是許多抗戰時期人士療養、轉折的地方。

在香港，他長期處于療養狀態，不能再直接上前線指揮作戰。對一位正當壯年的軍人來說，這種被動退出戰場的現實，無疑帶著深深的遺憾。不過，他并沒有因此對抗日進程失去關注。各種渠道傳來的戰況變化，他都時刻留心，對國內抗戰形勢的每一步轉折保持關切。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國內局勢急速變化。面對蔣介石試圖拉攏的態度，張廷樞態度很清晰，沒有回到原先的國民黨陣營，而是堅定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多年抗日經歷讓他看得明白，誰在真正抵抗侵略，誰把主要精力用在內戰上，這一點并不難判斷。

遺憾的是，他的身體再也沒有好轉的機會。新中國成立前夜，許多舊友陸續回到北平（后改名北京），也有人專程前往探望，勸他安心養病。那時，他已經能看出歷史即將翻到新的一頁，卻知道自己可能再無機會親眼站在那一刻。

1949年7月23日，他在病榻上與世長辭，年僅四十五歲。離開這個世界時，新中國的成立只差幾個月時間。這種“臨門一腳未到”的結局，對他本人和熟悉他的人來說，都不免覺得惋惜。

回到張作相這一代，他晚年在天津的生活相對低調。抗日勝利后，他繼續拒絕任何參與內戰的安排，不肯替任何一方站臺。對兒子當年走上八路軍抗日的選擇，他并未寫下公開文字，但從各種側面記錄與親友回憶看，他并不后悔自己當年的默許，反而認為這條路更符合國家民族的利益。

如果從時間線的角度看，這對父子身上有一條很清晰的線：

1881年，張作相出生于義縣農村，童年貧困。

1901年前后，他從市井流民與土匪身份走入張作霖部，成為綠林兄弟。

1903年至1907年間，隨張作霖被清軍收編，進入新軍體系，逐步升遷。

1916年之后，張作霖控制奉天，張作相成為奉系“二號人物”，主掌警備與軍政。

1921年到1925年間，多次婉拒升官，保持“輔帥”位置，在郭松齡兵變善后中力主寬恕。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拒絕接掌東三省主政之位，全力扶持張學良上臺。

1933年以后，隨張學良下野，遷居天津，不再參與軍政活動，堅持拒絕與日偽合作。

抗戰勝利后，嚴詞拒絕蔣介石在東北的任職邀請，也拒絕赴臺。

在這些節點之外，他還在家庭層面支持兒子張廷樞投身抗日革命，讓這條家族軌跡從舊軍閥陣營延伸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之中。

另一條線，則屬于張廷樞：

“九一八”后，在東北軍112師任職，接觸共產黨員，支持在軍中開展抗日進步活動。

1935年底，因不滿蔣介石內戰政策，離開東北軍，對張學良坦言“只愿打日本”。

1937年，趕赴太原，與周恩來會面，參與組建訓練班。

同年秋，率隊奔赴八路軍總部，任第一游擊縱隊司令員，接受毛澤東、朱德接見。

1938年入延安抗大學習，結識一批共產黨將領，之后隨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開展抗日游擊工作。

1940年前后赴香港治病，長期療養期間持續關注國內戰局。

1945年抗戰勝利后，明確拒絕國民黨拉攏，擁護共產黨主張。

1949年7月病逝，未能親眼見到新中國成立。

兩條時間線交織起來，可以看到一個頗具時代意味的圖景：父親出身清末亂世，從綠林到軍閥高層，再到主動退隱，始終在國家大事上保持一定是非觀；兒子在東北軍中成長，在民族危亡關頭選擇走向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陣營，把手中的槍真正對準侵略者。這樣的變化，既是個人選擇，也是時代推動。

在民國那段風云變幻的時期，類似的故事并非個案，但張作相父子的經歷，有其獨特之處。一位舊式軍閥集團中的“輔帥”，在權力面前多次退讓，卻在關系民族存亡的問題上態度堅定；他的兒子，則在舊軍隊體系中完成思想上的轉變，最終成為八路軍指揮員。這種代際變化，本身就是東北軍內部復雜演變的一個縮影。

從錦州小村到天津窄巷，從奉天督軍衙門到太原八路軍辦事處，兩代人的足跡鋪在中國近現代史的關鍵節點上。他們并非站在最高處，卻在不少關鍵時刻做出了影響不小的選擇。對于后來者來說，這些選擇的細節，值得慢慢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