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武王墩墓的青銅容器（上新了）

張聞捷 林宇昕

武王墩墓出土的三環鈕子母口高足鼎。

武王墩墓出土的儲酒器銅鈁。 以上圖片均為武王墩考古隊提供

“遇見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考古成果展”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在武王墩墓出土的1萬余件珍貴文物里，青銅容器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從氣勢恢弘的列鼎，到精美絕倫的三足球形甕，它們不僅精準揭示了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也為我們集中展現出楚考烈王最后一場盛宴的宏大規模與奢華排場。

據不完全統計，武王墩墓隨葬的青銅容器共計154件/組，包括鼎、簋、簠、豆、敦、壺等不同類別，涵蓋了炊煮器、盛食器、酒器等禮儀全流程所需的各式器皿。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不少容器的組合、數量等又超出了宗廟祭祀所需之制，尤其是青銅鼎，達到了9類44件之多，并非我們所理解的楚王九鼎之數。考烈王為什么要隨葬如此之多的青銅容器？這些青銅容器究竟有著怎樣的禮儀功能？

武王墩墓的3件青銅大鼎體積太大，“體重超標”，歷經2000多年的站立，足部已不堪重負，所以大家在博物館里看到它們足部都纏上了厚厚的“繃帶”。經測量，這3件大鼎里最大的一件通高約111厘米、口徑超88厘米，是目前所見東周時期口徑最大的青銅鼎。類似的大鼎也見于武王墩墓南部十幾公里的李三孤堆墓中，也就是著名的“鑄客大鼎”，器主人被認為是考烈王的兒子楚幽王熊悍。說明戰國晚期，楚國比較流行鑄造體積巨大的銅鼎。在鑄客大鼎的腹部和腿部都刻有“安邦”兩字，對于楚人來說，這些大鼎不僅是烹煮的禮器，也蘊含了楚人期望國家安定、國民安康的美好愿望。

此外，與楚地常見的束腰平底升鼎、帶蓋子母口小鼎所不同的是，這3件大鼎均作無蓋、折沿型，出土時鼎內均盛有大塊的牛、羊、豬骨骼，鼎的底部也有厚厚的煙炱痕跡，說明是烹煮這些肉牲的器具，典籍中通常稱之為“鑊鼎”。既然是烹煮之器，為何不配蓋子呢？大經學家鄭玄在《儀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設扃鼏”的注釋中指出：“扃，所以扛鼎。鼏，覆之”，意為：扃是用來抬鼎的工具，鼏則覆蓋于鼎上。唐人賈公彥疏曰：“以茅覆鼎，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也就是說，這種大鼎在使用時專門用茅草來做蓋，并遵循茅本(根部)朝向東方、茅末(草尖)朝向西方的原則，以尊崇陰陽的宇宙秩序。但歷經2000多年，茅草之蓋難以保存下來，所以今天呈現的都是無蓋大鼎了。

在先秦兩漢時期，九鼎既是王權身份的代表，也是國家政權的象征。在武王墩墓中，恰好出土了9件一組的束腰平底升鼎，搭配8件一組的方座銅簋。楚國東遷壽春后，國勢日蹙，財用不足，所以連這9件象征身份等級的升鼎也是拼湊而來，并非同批制作而成。

武王墩墓還出土了其他各種形制的青銅鼎35件。其中的一套三環鈕的子母口鼎，蓋子和器身呈子母口扣合，蓋上一圈制作了3個環形小鈕，粗細略有不同，但總體形制屬于同一類銅鼎，而且出土時也基本集中在一處。這套偏小的列鼎共有7件，由此說明，武王墩墓內的正鼎至少包含了兩套，其中9件束腰平底鼎搭配銅簋，而7件三環鈕子母口鼎搭配銅簠，從而形成了鼎簋、鼎簠兩套禮器組合。九鼎八簋是周禮的代表，是楚人系統學習周禮的結果，而鼎簠搭配則是周代江淮地區盛行的“地方化”禮器組合形式，是周禮的“變體”，也被楚人納入了自己的禮制系統內。這體現了楚人在融合中原禮制與南方傳統的基礎上，對于禮樂系統的本土化重構。

周代的祭祀活動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儀式表演。在楚王的這場“盛宴”中，食物的種類是極其豐富的。其中，銅簋一般被認為是盛放黍粟的，這是北方地區的主食品種，而銅簠則是盛放稻粱的，多產于南方地區，這樣也就可以理解上面提到的隨葬鼎簋、鼎簠兩種組合的緣由。佳肴之外，美酒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武王墩墓中出土的青銅酒器包括鈁、圓壺、尊缶等。這些酒器在出土時往往是兩兩成組，因為根據周禮規定，飲酒之時一定要配上“玄酒”或“明水”，其實都是指清水，因為水深色黑所以稱為“玄”，而祭祀所用的清水多要求在月明之夜去收集，以示潔凈，所以又被稱為“明水”。周禮崇古，而太古時還沒有發明酒，所以就用清水來替代，另一方面，以水配酒是希望防止飲者醉酒誤事。

考烈王的一生奮勇抗秦，矢志不渝。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深刻感受到秦人“并吞天下”之威脅的楚、燕、趙、魏、韓五國組成歷史上最后一次合縱攻秦，具有最強實力的楚考烈王被推選為縱長，但最終因作戰不利抗秦失敗。3年后，考烈王去世，在楚都壽春舉行了盛大的葬禮。從其墓中的隨葬品看，當時燕、趙、魏、韓甚至秦國，都派遣使者送上了贈賻之物，以助喪儀。如墓中出土的一件乳突環鈕子母口鼎，蹄足粗矮，鑄銘與刻銘并存。口沿處刻“豊”字，表明做器者身份，而器身下腹部鑄有中山國文字“三枼左使車嗇夫孫固工”，其后補刻重量，屬中原式樣，表明這件器物原產于中山國；還有兩件細足外撇的銅鼎，學界普遍認為是屬于典型的越式銅器，應來自百越之地。這些來自四方的饋贈，不勝枚舉，共同見證了這位楚王最后的榮光，也生動地反映出戰國時期頻繁的文化交流現象，為秦的大一統奠定了思想基礎。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