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贏家是如何被選中的

托比·斯圖爾特/文

2016年，一個典型的荷蘭冬日，天色陰沉，藝術品經銷商兼倫勃朗研究專家揚?西克斯有了一項非凡發現——至少他是這么認為的。那天上午，他正翻閱佳士得一場即將舉行的拍賣會的時，一幅17世紀的肖像畫映入他的眼簾，畫中是一位圍著蕾絲衣領的年輕男子。一剎那，西克斯的第六感被觸動了。佳士得將這幅名為《年輕紳士的肖像》（Portrait of a Young Gentleman）的畫作歸為“倫勃朗圈子”的某位藝術家所作，也就是說，它出自這位大師的某位弟子之手。然而，曾擔任蘇富比早期繪畫大師作品部門主管的西克斯早已潛心研究過倫勃朗已知的全部341幅畫作。當他凝神仔細審視目錄中那幅仿佛正與他對視的畫像時，一種既視感油然而生。這幅畫看起來異常熟悉，可他又確信自己從未見過。

從這種矛盾的印象中，一個令人激動的可能性在他腦海中浮現：這幅畫或許并非出自倫勃朗弟子之手，而是他本人的真跡！在西克斯看來，最關鍵的線索是畫中年輕男子的蕾絲衣領。這種衣領在肖像畫中只流行于17世紀 30年代初至中期，短短幾年后便基本銷聲匿跡了。根據衣領樣式，西克斯推斷這幅作品必定創作于1633—1635年。但那時倫勃朗尚未成名，這意味著他的弟子們當時還未登上藝術舞臺。在親眼查看這幅畫作，并將畫中精致的蕾絲花紋與一幅經鑒定的倫勃朗真跡對比后，西克斯得出結論：《年輕紳士的肖像》確系大師原作，是藝術界此前未知的作品，也是數十年來發現的首幅倫勃朗真跡。

倘若西克斯的判斷正確，或者更確切地說，倘若他的觀點能讓藝術界的人士信服，這幅畫的市場價值將得到大幅提升。佳士得最初認定這幅畫是倫勃朗的某位弟子所作，因此其預售估價為1.9萬~2.5萬美元。在拍賣會上，經過與另一位買家的一番競價，西克斯最終以18.5萬美元購得這幅肖像畫。而就在一年前，兩幅17世紀30年代中期的倫勃朗真跡肖像畫的成交價竟高達1.74億美元。

截至撰寫本書時，藝術界的權威人士尚未就這幅畫是否為倫勃朗真跡得出“官方”結論。一些有影響力的專家認同西克斯的看法，另一些則基于現有信息拒絕給出決定性意見。西克斯自然極力主張這幅畫是真跡，甚至專門出版了一本書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如果各方就此最終達成共識，認定《年輕紳士的肖像》確為倫勃朗所作，那么西克斯的這次收購將成為一筆相當精明的投資。

遭遇冷眼的科學家

一幅可能為倫勃朗真跡的作品竟長期乏人問津，這一點已然耐人尋味，但其背后還有一個更為深奧的謎團有待解開。倘若《年輕紳士的肖像》并非倫勃朗本人所作，可它在技法、風格、用料及其他方面卻都與倫勃朗真跡別無二致，連全球最博學的專家都無法將其與真正的倫勃朗作品區分開來。那么，為何僅僅因為少數幾位專家公開承認其為“真跡”，這幅畫的價值就會暴漲逾千倍呢？這些專家是如何在市場價值的塑造中擁有如此巨大的影響的？說到底，又是誰首先將倫勃朗推上神壇，使其作品價值能得到這般驚人的溢價的？為何一幅畫的價值并不是取決于其藝術價值，而是取決于（據稱）創作它的藝術家的名望呢？

這種現象絕非藝術界所獨有。1886年，一位名叫約翰?威廉?斯特拉特的紳士向一份當時頗具聲望的科學期刊——《英國科學促進會會刊》投了一篇論文，闡述了自己對新興的電磁學領域的一些觀點。由于文書失誤，手稿上不慎遺漏了作者姓名。期刊編輯團隊在不知作者身份的情況下審閱了論文，最終斷然拒稿，認為這篇論文在質量和科學相關性方面遠遠達不到期刊的高標準要求。更糟的是，編輯們認定這篇論文出自“悖論家”，也就是偽科學家之手，并在給這位“匿名作者”的信中直言不諱地表達了這層輕蔑之意。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令人尷尬不已的錯誤。斯特拉特，也就是瑞利勛爵，在物理學界是一位響當當的人物。事實上，他堪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在漫長而輝煌的職業生涯中，他幾乎包攬了科學家能獲得的所有重要獎項，包括諾貝爾獎。如果說牛頓解釋了蘋果為何會從樹上掉下來，那么瑞利勛爵就解釋了天空為何是藍色的。將瑞利稱為偽科學家，無異于把邁克爾?喬丹說成是業余籃球運動員，或是把流行天后泰勒?斯威夫特歸為自封的流行歌星一樣，貽笑大方。

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后，該期刊的編輯委員會立馬改變了態度。期刊接受了這篇論文，并倉促將其發表，但這并不是因為瑞利修改了論文，而是編輯們在把封面和正文重新合到一起后，得知了作者身份。他們羞愧難當，忙不迭地向這位杰出的科學家致歉。

在這里，我們再次遇到了這種奇特的現象：事物的價值不取決于其內在價值，而取決于其創造者是誰。編輯委員會一開始對這篇論文嗤之以鼻，等到他們弄清楚作者是誰，態度立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僅僅把“瑞利”這個名字和這篇論文聯系起來，就把它從一篇無法發表的垃圾論文變成一流的科學成果。至于其他那些做著重要工作、資歷深厚，但提交的論文上沒有如此顯赫名字的科學家，這個插曲昭示著他們的投稿很可能就沒那么幸運了。由于該期刊只能發表固定數量的文章，給瑞利的論文騰出版面，就意味著要拒絕另一篇可能相當有價值的作品。

地位疑云

社會地位，指的是群體成員對某個人所展現出的尊重或敬意。幾乎從我們出生那天起，每個人要么向他人表達過這種尊重，要么接受過他人的尊重。我們中的許多人也曾體會過這種尊重被剝奪的滋味。社會地位是一種獨特的資源，因為它本質上是社會性的：脫離了他人，我們既無法獲得它，也無法行使它。如果你被困在一個荒涼的熱帶島嶼上，你可以呼吸空氣、飲用雨水、吃點椰子，這些都無須他人的幫助。但無論你之前聲名多么顯赫，在這個島上，你都不具備任何社會地位，因為這里不存在能賦予你地位的社會群體。對某人較高地位的認可，體現在人們向其表達尊重或敬意的時刻，因此，從定義上講，一個地位體系至少需要兩個參與者。

在某些時刻，我們會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比如當我們感覺被地位更高的人冷落時。如果你得知一些朋友上周末參加了一場盛大的派對，而你卻沒在邀請名單上，或者你在工作中發言，卻被老板無視，這些時候，你會更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他人眼中地位的高低。反過來，當我們憑借社會地位而非實際功績獲得本應屬于他人的有價值的東西（比如一項獎勵）時，很多人內心會涌起一陣愧疚。

基于社會地位構建的等級制度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這種制度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過去，并遍布世界各地。公元前1750年左右頒布的古巴比倫法律文獻《漢謨拉比法典》，就將人們劃分為上層階級、普通民眾和奴隸三個等級。在現代社會之前，像大革命前的法國這樣的歐洲社會就實行三等級制度，包括神職人員、貴族和平民。每個等級都享有不同的法律權利，承擔不同的責任，并擁有不同的特權。社會等級制度也是古印度種姓制度以及東南亞和非洲許多其他社群等級體系的基礎。

社會地位對社交生活而言如此重要，以至于“感知自身在社會地位中的位置”這一能力，似乎已通過進化烙印在我們的心智中。年僅2歲的兒童群體中就會出現等級劃分。到4歲時，孩子們就能對自己的同伴做出評估，并準確說出哪些同伴更有影響力。

大量研究表明，在新形成的社交群體中——即便是那些存在時間很短的群體（比如某次研討會或瑜伽靜修營中形成的群體），群體成員幾乎都會在毫無提示的情況下，迅速判斷出彼此聲望的高低。事實上，只需觀察幾毫秒，我們就能對他人的社會地位做出評估，并相應地調整自身行為，進而形成社會地位的等級秩序。

和其他靈長類動物一樣，我們在判斷地位時，往往會依據某些線索，比如性別和體力，同時也會考量社會文化層面的地位信號，如著裝、職稱和受教育程度。我們或許并不了解彼此的人生經歷，但幾乎能立刻分辨出群體中誰是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誰又是無足輕重者。

無論身處何種社交場合，我們都會浸淫在一片密集、紛亂且瞬息萬變的關乎地位的評判“云團”之中。我們每個人都是他人持續評價的對象，同時我們也在不斷地評判他人——評估他們的品質、行為，以及他們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會規范的預期。在每一次互動中，我們都會審視他人的笑容、舉止、衣著、自信程度、謙遜態度、能力、友善度、耐心，凡此種種。基于這些評判，我們會決定對他們展現多少尊重，以及相較于其他人（包括我們自己），他們值得我們給予多少敬重。

在這個星球上，并非只有人類會這么做，大多數動物群體也會通過在內部為成員分配等級位置來區分彼此。你有沒有想過“啄食順序”這個短語的由來？挪威科學家索爾雷夫·謝爾德魯普-埃貝創造了這個術語，用來描述他在一群家禽中觀察到的社會等級制度。

如果有機會，你不妨去雞舍看看那里的動態。你可能會看到一只好斗的母雞通過啄擊其他雞來迫使它們屈服。在不經意的觀察者看來，這種看似無端的暴力可能就像昆汀·塔倫蒂諾電影里的場景，但實際上，這種行為對維持社會等級至關重要。同樣，靈長類動物群體通常由一只阿爾法雄性（首領雄性）帶領，并得到一群非正式盟友的支持。珍妮·古道爾對黑猩猩群體的研究，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這些群體中復雜的社會結構。此外，她的研究還表明，雄性黑猩猩會花相當多的時間來提升自己在黑猩猩社會中的地位，否則就會被打壓。等級制度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方式，在動物界中廣泛存在。

“受膏”的力量

為了讓“地位”這一抽象概念更易理解，并闡明與之相關的“賦予地位”和“獲得地位”這兩個行為，我常引用一個經典例子。

大約3000年前，一群古以色列人長途跋涉來到如今耶路撒冷老城之外的一處天然泉眼基訓泉旁。這并非一群普通的當地人來取水回家那么簡單。這群人中有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名為撒督的神圣祭司、希伯來先知拿單、一位高級軍官，以及王室衛隊成員。他們此行的目的至關重要，具有世界歷史性意義：所羅門將在此加冕，成為其父的王位繼承者。

遵照其父的旨意，所羅門騎上大衛王的御騾前往基訓泉，這一舉措彰顯了大衛王對他的厚愛。抵達泉邊后，所羅門下馬，站到撒督身旁。先知拿單在一旁注視著，祭司撒督將一只羊角裝滿膏油，往所羅門的頭上倒了些，又將膏油涂抹在他的頭皮上。就這樣，所羅門即日起正式登基為王。在場有人吹響了歡慶的號角，眾人齊聲高呼：“所羅門王萬歲！”緊接著，一場“舊約”風格的盛大慶典就此拉開序幕。正如《列王紀》中所記載的：“眾民跟隨他上來，且吹笛，大大歡呼，聲音震地。”

往人頭上涂抹膏油的儀式或許已在現代社會銷聲匿跡，但在圣經時代卻十分常見。這種被稱“受膏禮”的儀式具有象征意義，它當眾將某人或某物列為特殊、神圣且親近上帝的存在。受膏禮可見于為國王舉行的登基儀式，為祭司舉行的授職儀式，也用于祈求病人康復。一些實物也會被涂上膏油，以示其配得上侍奉上帝。有時，上帝會直接指示某人執行這一神圣的受膏禮，但多數情況下，是祭司、先知或其他有權勢之人主動主持這一儀式。在《舊約》中，受膏會以一種深刻的方式將受禮之人與其過去割裂：它能讓受禮者一躍進入更具影響力、權力、重要性、幸福感或福祉的境地。

其實“受膏禮”在當今社會依然存在。在各種各樣的場合中，我們都會看到備受尊崇的人士或機構通過儀式將他人推上高位，或通過隆重的儀式宣告其地位的晉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會公開為新總統舉行就職宣誓儀式，而候任總統需將手按在《圣經》上。在高中和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身著色彩鮮艷的長袍、頭戴滑稽帽子的顯要人物會念出畢業生的名字，在他們領取文憑時與他們握手。在昂首闊步走上舞臺、撥動帽穗之前，學生們擁有一種身份；而在那之后，他們便享有了另一種更高的身份。這些例子在我們的生活中屬于非常態，它們是標志著人生重要轉折的特殊場合。而“受膏禮”這一現象并不僅限于這些正式儀式本身，它還是一個普遍存在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聲望卓著的個人或機構會通過明確的方式，或僅僅是通過關聯，將地位賦予某人或某物。只需想想社會上那些通過依附于權威機構而獲得地位的人物就能理解了：哈佛畢業的律師、《紐約時報》的記者、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隊員、高盛的銀行家、谷歌的工程師、米其林星級廚師、大都會歌劇院的獨唱演員、戛納獲獎導演，相關例子不勝枚舉。我們可以說，這些人被各自所屬機構“受膏”了。反過來，這些人也擁有了認可他人和他物的權力，同樣能賦予后者更高的地位，從而構建起一個龐大的聲望授予關系網。如果你有朋友是大都會歌劇院的歌手或哈佛畢業的律師，你的地位也可能會因此提升，因為你與這些顯赫人物建立了聯系。隨著這張由認可關系構成的復雜網絡不斷擴展，地位會從那些已然擁有聲望的人身上，流向那些正在努力“往上爬”的人。

同樣，如果你就職于某家公司、就讀于某所大學、居住在某個社區、效力于某支球隊，或是隸屬于其他在當地小有名氣的社會團體，并且你的聲譽因這種關聯而受益，那么你也算是“受膏”了。

“受膏”并非只發生在那些高端場合。任何上過中學的人都知道，“受歡迎”的孩子只需在午餐時和那些害羞的書呆子坐在一起，就能提升后者的地位。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工作場所和朋友圈，也存在于監獄、精神病院和養老院。幾乎在任何群體環境中，我們都會遇到一些人，他們之所以地位較高，是因為他們與某個有聲望的人存在某種聯系。

“大偏移”

我們中的許多人或許有幸以某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受膏”，但無論是否如此幸運，所有人都身處這樣一個地位體系之中——這個體系會賦予某些人和機構地位，卻對另一些人和機構不予認可。

每當我們依照社會規范行事時，就是在參與維系這個體系。這些規范是一套具有指令性的行為準則，規定了哪些行為被寄予期望，哪些被允許，又有哪些被禁止，而且它們往往與一個基礎性的地位等級制度緊密相關。例如，在商務午餐時讓老板先開口或許是明智之舉，因為這通常是表達敬重的一種方式。當你停下來等待老板開啟對話時，你其實是在含蓄地確認他們更高的地位。仔細想想，地位等級制度支配著許多細微的互動規范，包括誰會打斷誰、誰會認真傾聽、誰會使用正式頭銜而誰不會、誰穿什么樣的衣服，諸如此類。

同樣，在日常生活中做決定時，我們所有人都會依賴并認可那些先前已“受膏”的人和事物。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對某事物好壞的評價，比如我們談論它、發推文提及它、贊賞它、渴望它、關注它、為它投入資源的程度，并不取決于該事物自身的品質、屬性或內在價值，而是取決于我們最常將其關聯到的個人或機構的聲望。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常規化、習慣性的行為過程中，我們在一天里會多次根據“某物的創造者是誰”以及“我們對這些人的看法”來賦予事物價值，而非依據事物本身的優劣。這種做法如此頻繁，以至于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是我們心智運作系統的一部分。我們通常甚至不會注意到，基于相關個人或組織的聲望來判定某事物的價值，與基于事物自身的價值來判定這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這種思維捷徑極為普遍，我稱之為“大偏移”。

這種判斷事物價值的方式，并非通過評估其自身固有的特質，而是依賴與該事物相關聯的個人、群體或組織所擁有的聲望。換句話說，就是根據與之相關聯的個人（或組織）的身份來界定某事物的價值，而非依據事物本身的特質。

這種看重“人”而非“物”的傾向看似無傷大雅，但實際上其影響卻極為深遠。由于“大偏移”的普遍存在，“受膏”的運作方式開始決定我們的經濟市場和社會互動如何運轉，甚至決定個人財富是積累還是損耗。我們將會看到，“大偏移”會催生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使那些受膏者能輕易地維持其社會地位。它還可能導致一些反常的結果，其中最顯著的是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情境中呈現極端的不平等。這些深層社會進程并非只是將一部分人提升到更高的地位，還會將許多其他人歸入永久性的更低地位。

理解“受膏”的核心要義在于：那些享有聲望者——處于社會等級較高位置的人——往往能比其他人獲得更多、更好的機會。這些優勢的產生，未必僅僅因為那些“受膏者”在自身領域表現出色。有時，是聲望本身讓他們在爭取“受膏”的競爭中占據了優勢。我們常常只因為某件事物是由精英創作的，就認定它很棒，進而又會因為這位創作者創作了特別的作品而賦予其更高的地位。

看出其中的循環邏輯了嗎？當你已經處于等級體系的頂端附近時，再獲得額外的聲望，就有點像在一場賽跑中，在一開始就擁有巨大領先優勢的情況下獲勝一樣。“大偏移”會為你帶來這樣的結果：如果有足夠多的人根據你現有的地位來評價你的行為，那么當你已然享有較高地位時，你就具備了一種內在優勢。就這樣，我們普遍存在的踐行“大偏移”的傾向，使得受膏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再回想一下那位備受敬重的物理學家。由于瑞利先生已是瑞利勛爵（這得益于他先前的“受膏”），一份頗具聲望的期刊更傾向于發表他的作品，而非那些沒有響亮名號的學者的作品。而當一份世界知名期刊選擇發表他的文章時，這又進一步為他本就卓越的聲譽增添了光彩。在一份內容豐富且亮眼的簡歷上再添加一篇論文作品后，瑞利勛爵日后發表文章會變得更加容易。他會贏得更多有聲望的獎項，獲得更多專業任命，吸引更多門生，還能積累更多資金投入他的科學研究。由于“大偏移”推動著“受膏”的動態過程，他崇高的社會地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穩固，而非削弱。但正如我所提及的，一份著名期刊選擇發表他的作品，就意味著有其他人的作品被拒絕。這是我們常常會忽略的一點。由于資源是有限的——期刊只會發表固定數量的論文——那些已“受膏”者通常會占用原本會流向地位等級較低者的資源。毫不夸張地說，編輯委員會推翻最初決定的選擇，便讓另一位科學家失去了發表論文的機會。當瑞利勛爵從“大偏移”中獲益時，其實擠占了其他人的機會。

盡管最近輿論場上不乏關于特權、代際貧困等的討論，但在內心深處，我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堅信，人們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付出的努力和展現的主動性。但這并非事情運作的全貌。我們越是聲名顯赫，其他人就越容易對我們抱有信任，為我們創造更多機會，從而讓我們更上一層樓。而如果我們處于社會底層，人們會默認我們能力較差。久而久之，當我們反復遭遇這種較低的期望時，我們的自信心就會減弱，成功的機會也隨之減少。更糟的是，這種持續的不利處境不僅會打擊我們，還會打擊其他人對我們的未來進行投資的積極性，進而使我們更有可能長期處于較低的社會地位。

關于本書

我第一次萌生寫一本關于“受膏”的書的念頭，源于一次不同尋常的經歷，它讓我突然對自己的職業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那是我人生中的一段艱難時期：我正在經歷離婚，剛搬到波士頓一間供暖不足的小公寓里，而那年的秋天異常陰冷灰暗。毫無征兆地，我接到了一家頂級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的電話，她想和我聊聊當時商業媒體上熱議的一則重大新聞。科技巨頭微軟提出收購華爾街的明星企業雅虎，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收購嘗試之一。但雅虎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以及公司董事會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不過，微軟那位善變的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鮑爾默并未就此罷休，他轉而采取了強硬策略：微軟將組建一個由10人組成的團隊，提名他們取代雅虎現有的董事會。如果雅虎的股東投票支持這些人進入董事會，新董事會很可能會對微軟收購公司的提議持更開放的態度。

探討了這些背景后，這位高級合伙人向我拋出了一個提議：我是否有興趣加入微軟支持的董事候選名單？我當然感到受寵若驚，但也滿是困惑。當時，我從未在任何公司的董事會任職過，也從未經營過一家公司。對于大型上市公司的大規模收購，以及此類情況下出現的復雜公司治理問題，我都沒有第一手經驗。誠然，作為一名曾在多所精英院校任教的商學教授，我對諸多管理問題十分熟悉，也為許多高管提供過咨詢。但讀書、授課、發表見解是一回事，實際去做又是另一回事。以我的技能和經驗來看，我并不認為自己是直接參與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治理的理想人選，更何況當時這家公司正處于備受矚目的收購風波之中。

然而，我很快就領悟到，這個邀約其實與我的技能和經驗無關，而是與我的資歷有關，與“受膏”這一機制有關。這家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招募的并非我本人，而是我簡歷上的頭銜和大學名稱。由于這些資歷，決策者們認為我能迅速掌握這份工作的復雜之處。與此同時，我與這些大學的關聯能為新董事會增光添彩，這一點也大有裨益。公司文件會將我的資歷與姓名并排列出，這樣我簡歷上那些知名大學的名字就能“傳遞”給雅虎。這種情況是一種含蓄的認可，仿佛那些大學本身在為這家公司背書。

最終，微軟決定放棄收購嘗試，我也終究沒有加入雅虎董事會。盡管如此，能得到這個機會，既讓我感到興奮，也讓我保持清醒。收到這份感覺并不應得的邀請，我內心有些不安，這也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是什么在維系著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類似這種邀約每天都在上演。企業、大學、文化機構、政府，以及其他許多組織將機會賦予的對象并非最勝任的人，而是那些“受膏者”。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在這種資源分配體系下，那些簡歷上沒有光鮮頭銜或不具備其他地位標志（如合適的膚色、性別、文化資本、門第等）的個人和群體，就會被邊緣化。事實就是如此：地位體系是我們的社會分配稀缺資源的核心方式之一。我意識到，我需要寫一本書，來幫助解釋地位動態如何構成了多種不平等形式的基礎，以及為何它們如此普遍且悄無聲息地存在。

大量研究已經詳細記錄了現代社會中不平等的演變過程及其嚴重程度。此處僅舉幾例，如《不公正的勝利》《美國不平等的起源》《精英陷阱》《看不見的女性》等圖書，都提供了大量證據，揭示出收入不平等的持續存在、代際社會流動性顯著、內隱偏見以及公然的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存在。

本書也探討了這些主題（以及更多其他主題），但采用了一種不同的、我希望具有啟發性的視角。我的目標是深入探究社會的運作方式，剖析那些導致個人社會地位與其自身價值脫節的基礎性動態機制，以及在此過程中以削弱平等的方式分配機會的種種現象。直接理解性別歧視、種族歧視、階級歧視及其他各類“歧視”背后的歷史、制度、文化和經濟動態固然重要，但若不揭示“受膏”那獨特且極具吸引力的邏輯，我們就無法充分理解當今社會及其經濟結果。

事實上，地位體系不僅揭示了隱性的種族或性別偏見，還解釋了我們周遭世界中存在的各類不平等現象。“受膏”這一機制可以說明：為何碧昂斯和加斯·布魯克斯的歌曲下載量是其他優秀歌手的數千倍，即便在多數理智的人看來，他們的演唱水平并未高出后者數千倍；為何一瓶一級酒莊的葡萄酒售價會超過1000美元，盡管很少有買家能在不看標簽的情況下辨認出瓶中酒的品質，而一瓶品質上乘的葡萄酒只需25美元即可購得；為何一幅正宗的倫勃朗畫作能拍出數億美元，而其最有才華的弟子所畫的一幅幾乎一模一樣的作品，售價卻只是前者的零頭；為何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收到的申請數量遠遠超過隔壁的公立大學……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你從這本書中能獲得的一個啟示是：生活在社會中，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在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勢利眼”，即便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無論我們懷有何種更具體的偏見，在一生中，我們的判斷和決定都會基于社會地位而做出——從個人關系、職業生涯，到在社交和工作場合的行為舉止，再到我們形成的特定品味與審美偏好，無不如此。這種行為會對我們自身及他人產生重大影響，往往導致那些可能違背我們公平正義觀念的結果。若不理解“受膏”的動態機制如何在幕后持續發揮作用、塑造我們的選擇及其所產生的結果，就根本無法真正理解當今的經濟與社會。

在閱讀接下來的章節時，我希望“受膏”不再顯得像是一種隱匿在我們視線之外的神秘力量。隨著對這個“贏家通吃”的世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希望你能更深入地探討當今一些最緊迫的社會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對“受膏”及其運作機制的新認知，能讓我們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群體，都能擁有更強的同理心。如果你已處于較高的社會地位，或許這本書能促使你多一份謙遜——對自己所獲得的優勢有更清晰的認識，對這些優勢心懷更多感恩，并且更愿意向那些未能因“受膏”而獲益者伸出援手。

現在，是時候讓我們正視“受膏”這一現象及其影響，并思考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是否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了。

（作者為美國知名經濟社會學家；本文為《地位游戲：人生贏家是如何被選中的》一書引言）

責任編輯：劉錦平 主編：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