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0萬噸塑料涌入海洋，BBNJ協定下的公海清理環評怎么做？海潮訊

本文來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海潮天下·導讀】

隨著BBNJ協定生效，學術界出現了一個關于“塑料移除技術”（Plastic Removal Technologies）是否屬于BBNJ框架下的環境影響評估（EIA）范疇的熱議。一篇最新發表的論文提出：雖然清理塑料是有益的，但在公海大規模部署攔截裝置可能對野生動物遷徙物種產生次生危害。該研究首次系統性地論述了如何在BBNJ協定下為這類新興海洋活動建立評估標準，這被視為“基于預防原則的治理”思潮的最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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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海潮天下

海洋塑料污染已成為當代最嚴峻的生態危機之一。據估算，每年有多達1270萬噸塑料垃圾涌入海洋，且隨著全球塑料產量預計在2060年翻三倍，這一數字還將急劇攀升。面對這一現狀，各類塑料清理技術應運而生，其中最受關注的當屬“海洋清理”（The Ocean Cleanup）等項目了。然而，當這些旨在治理污染的行動走向公海，一個法律與生態的雙重課題隨之浮現：如何確保這些“清道夫”本身不會對脆弱的深海生態造成二次傷害？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編注意到，來自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伊森·貝林格（Ethan Beringen）在2026年3月8日的《海洋發展與國際法》（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期刊上發表了一項新研究。為助力全球環境治理、并供我國學者了解最新研究動態信息，編譯分享信息如下，供感興趣的讀者們參閱。

圖源：海洋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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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清理行動的潛在生態代價

作者指出，雖然清理積存塑料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技術手段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目前的清理方案多采用大型浮動圍油欄或拖網系統，這種物理過濾方式在捕獲塑料的同時，極易產生“兼捕”現象。特別是生活在海面微層的小型生物（Neuston），以及海藻等重要有機物，往往會被一同撈起。即便是像Seabin這類自主浮動過濾設備，也被證實具有較高的兼捕率。

此外，深海塑料清理更具挑戰性。針對沉入海底的塑料，目前雖有自動潛航器等技術構想，但其運作原理類似于底拖網捕撈，極有可能破壞深海生境。另一個被忽視的環節是后端處理：從海中回收的塑料往往伴有嚴重的生物污損，成分復雜且規格不一，循環利用難度極大。如果回收后的塑料最終只能填埋或焚燒，其產生的溫室氣體或再次泄漏風險，實際上只是將環境壓力從一處轉移到了另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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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NJ協定 在重塑規則

在過去，公海上的塑料清理活動處于某種法律真空或模糊地帶。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第206條規定了各國在可能造成重大污染或損害時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EIA），但缺乏具體的執行標準。直到《海洋生物多樣性協定》（簡稱BBNJ協定）的達成，這一局面才有了實質性改變。

BBNJ協定第四部分，為公?；顒又贫嗽敿毜沫h評流程。對于塑料清理這種新興活動，由于其技術多樣且對生態的影響尚存在顯著的科學空白。

貝林格在研究中強調，BBNJ協定為這一難題提供了制度上的破局可能。根據BBNJ協定，對于塑料清理這種效果“未知或知之甚少”的技術，發起國必須啟動初步篩選程序。這意味著，任何擬議在公海進行的規?；謇砘顒?，其所屬國政府都必須啟動初步篩選程序。環評就不僅僅是企業自愿的公關行為，而將轉化為受國際法律約束的行政程序。這種程序除了要求評估單一系統的運作，還應該評估大規模部署后的疊加影響。例如，當成百上千套系統同時在北太平洋垃圾帶（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作業時，對遷徙物種和深海生境的復合影響，得有個清晰的科學預判。

該研究詳細描述了現有清理技術的潛在負面效應。例如，常見的浮動圍油欄或拖網系統在攔截塑料的同時，極易兼捕海洋生物。受威脅最直接的是海面微層生物，這類包括小型魚卵、幼體在內的脆弱物種構成了海洋食物鏈的基礎。即便是先進的垃圾收集器，也常因機械過濾過程造成顯著的兼捕損失。此外，大規模部署清理設備還可能產生累積性的環境足跡，甚至干擾深海碳循環（Carbon Cycle）。這些風險使得“清理”行動本身可能演變成一種“問題轉移”——即在解決塑料污染的同時，給海洋生物多樣性帶來了新的威脅。

作者指出，這種篩選不光要審查技術本身的安全性，還得評估“累積影響”。單一的清理設備可能影響有限，但若要實現清理目標，往往需要數百臺設備協同運作。例如，有模型預測，即便在公海部署200臺清理裝置，若不配合陸源減排，其效果也微乎其微。因此，環評必須考慮大規模部署對特定海域（如大洋環流區）生態系統的疊加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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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污染治理已經是全球海洋治理的一個老大難。上圖是被海浪沖上岸的廢舊塑料漁網。?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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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自愿不行，

最佳實踐需規范、轉型

面對日益嚴峻的海洋塑料污染局勢，諸如荷蘭非營利組織“海洋清理”（The Ocean Cleanup）等機構已開始嘗試在公海部署大規模清理系統。其實際操作的核心是一套長達2.2公里的網狀系統，通過兩艘船只拖曳前進，旨在捕獲海面漂浮的塑料垃圾并將其轉移至船只運回陸地處理。

盡管該機構聲稱其目標是在2040年之前清除全球90%的海面浮動塑料，但研究者通過文獻綜述發現，這類大規模物理清理手段引發了科學界的深度憂慮。最核心的矛盾在于，旨在保護環境的行動可能意外成為生物多樣性的殺手。該研究引用相關實驗數據指出，這種大規模拖曳圍欄極易對海面微層生物造成兼捕傷害，這些微小生物是海洋生態系統的底層基石。此外，對于像“西濱”（Seabin）這種通過水過濾清除微塑料（Microplastics）的自動浮動設備，研究也提及其在靠近海岸的測試中表現出極高的生物兼捕率，這進一步印證了技術手段在區分垃圾與生物時的局限性。

貝林格在文章中指出，這些行動雖然初衷良好，但本質上屬于公海上的一種新興活動，其法律屬性和環境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游離于傳統法律框架之外。隨著BBNJ協定的簽署和推進，應填補這種監管真空。

▲上圖：“海洋清理”組織的03號系統（System 03）通過長距離浮動屏障將海面塑料匯集至尾端的圍攏區。該系統依托實時監測與數據模型，精準鎖定太平洋垃圾帶（GPGP）中的塑料密集區進行作業。收集后的廢棄物約每四天清理一次，集中轉運至支持船只進行后續處理。圖源：海洋清理

同樣以“海洋清理”項目為例，該組織此前已主動開展過多次自愿性環評，并根據各界反饋改進了設計，如增加“海洋生物安全艙口”（Marine Animal Safety Hatch）以方便受困動物逃生。它的原理是利用傳感器探測動物出沒并自動開啟艙口以供其逃生，同時通過放慢航速來給予生物避讓時間。

▲上圖：“海洋清理”官網發布的一個圖片，太平洋垃圾帶（GPGP）清理影響評估框架。重點分析了大型塑料、微塑料以及清理作業對九類海洋生物群落的具體影響。該框架同時將海洋碳循環納入評估范疇，涵蓋了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微塑料對海洋碳輸出（Ocean carbon export）過程的潛在干擾。圖源：海洋清理

但是，該論文作者對此持審慎態度，現有的環境影響評估（EIA）大多由機構自身發起或由其母國荷蘭政府委托評審，雖然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但在評估深度上，尤其是對瀕危物種的長遠影響和生物污損（Biofouling）帶來的二次污染風險，仍受到不少學術質疑。作者認為他們的這種積極姿態值得肯定，但自愿行為不能替代全球統一的監管標準。

在BBNJ協定的框架下，未來的環評將更具透明度與問責性。雖然最終決策權仍主要保留在發起國手中，但協定建立的國際機制將提供指導和監督。這有助于防止所謂的“問題轉移”——即打著解決塑料污染的旗號，卻破壞了生物多樣性。

科學界同時也提出警示，過度依賴技術清理可能會產生一種誤導，讓公眾和政策制定者誤以為僅靠終端治理就能解決危機、從而削弱了從源頭削減塑料生產和消費的緊迫感。完全清除海中積存塑料在物理規模上近乎不可能，如果清理行動被視為推遲限制塑料生產的借口，那么海洋生態環境的惡化將難以逆轉。貝林格主張，未來的環評標準應進一步細化，特別是要解決公海缺乏統一監管主體的問題。

感興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讀者可以參看該研究的全文：

Beringen, E. (2026). Cleaning the High Sea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under the BBNJ Agreement and the Removal of Existing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28. https://doi.org/10.1080/00908320.2026.2631493

思考題·舉一而反三

【思考】基于伊森·貝林格的研究，如果我們跳出技術細節，從法律規則、全球公平和科學倫理等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其實可以思考一下幾個有趣的問題。照例，舉一而反三，我們來思考幾個小問題（沒標準答案，僅供激發好奇、啟發思考）。

Q1: 該研究提到，大型清理設備在撈起塑料的同時，也會把海里微小的生命、魚卵和海藻一并撈走。如果“清理”本身也會傷害海洋，你覺得，還應該繼續嗎？

Q2：回收上來的“洋垃圾”最后去了哪里，真的消失了嗎？論文中提到了一個非?，F實的問題：海里的塑料經過長時間浸泡和日曬，變得非常糟爛，而且上面長滿了海生物，很難再加工成高質量的新產品。如果這些辛苦撈上來的塑料因為沒法回收，最后只能送去填埋或者焚燒，這算不算只是把污染從大海搬到了陸地？你覺得，在BBNJ的框架下（or即將談判的塑料條約的框架下），該如何建立一套更“聰明”的系統，保證這些垃圾不會“轉個圈”又回到自然界中呢？

Q3：公海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但BBNJ協定開始要求各國政府對自家的清理項目負責。這就引出了一個公平問題：如果一個由NGO發起的清理項目在公海不小心破壞了珍稀物種的棲息地，這個責任該由公司承擔，還是由它所屬的國家承擔？

Q4：“海洋清理”作為一個荷蘭的非營利組織，依靠捐贈和私人資金去維護公海（不屬于任何國家的公共領域）的生態。這類私人非營利機構，承擔了本應由全球政府履行的“環境公共責任”，這是一種治理的進步呢，還是權責的錯位？畢竟，塑料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是全球跨國企業和消費大國，那么清理海洋的巨額成本，為什么主要由這種社會公益力量、志愿者來承擔？

Q5、誰有權定義“什么是對海洋最好的干預”？這個研究中提到，有些國家和機構認為清理塑料是當務之急，但科學家卻擔心這會破壞深海碳循環（Carbon Cycle）。這本質上是兩種價值觀的博弈：是“肉眼可見的垃圾”更重要，還是“看不見的生態平衡”更重要？在全球治理中，當各國對環境保護的優先順序產生分歧時，你覺得，該由誰來擔任最后的裁判官？是掌握技術的發達國家，還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沿海小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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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源 | Beringen, E. (2026).

文 | 王海詩

編輯 | 海潮君

排版 | 盧曉雨

時間 | 2026年3月14日

本文參考資料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908320.2026.263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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