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電成本懸殊：中國1520美元，歐洲3389美元

盡管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中國風電企業仍在歐洲市場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包括擬建英國最大的風電制造基地。

2025年8月，中國風電巨頭明陽智能在德國的一項海上風電交易被取消。根據原協議，明陽本將為德國北海的Waterkant風電場提供風力渦輪機，但一年后，開發商Luxcara決定改用德國公司西門子歌美颯的設備。

對于這一變更，Luxcara給出的官方理由主要是基于商業考量。不過，一些媒體仍將其解讀為中國風機制造商在歐洲遭遇的“政治阻力”。

幾乎在德國項目受挫的同時，明陽智能在英國找到了新的落腳點。一個月后，明陽與英國能源企業章魚能源（Octopus Energy）達成了戰略合作，雙方計劃利用章魚能源的軟件平臺，結合明陽制造的風力渦輪機，共同開發高達6吉瓦的陸上風電項目。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向對話地球指出，歐洲各國產業政策、安全認知以及地緣政治取向存在差異，是造成企業面臨“差別對待”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國風電企業需要構建起全面的風險防范體系。他表示：“面對日益激烈的貿易摩擦，中國風電企業應主動利用法律、游說等多種工具，在當地的法律體系、政治制度框架內主張自己的權益。

牛津能源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侯安德（Anders Hove）則告訴對話地球，歐洲各國政府并未就是否接受中國海上風電技術釋放清晰的政策信號，因此歐洲風電場項目方往往需要依賴自身判斷，并通過與政府溝通來評估是否采用中國設備。他強調：“即使現任政府批準，也不意味著未來政府會繼續支持這個項目。” 歐洲的長期建設項目周期漫長，對政治確定性要求高，這也會影響對華合作。

相較陸上風電，海上風電項目投資規模更大、建設周期更長，也因此對政策穩定性和融資環境更為敏感。即便挑戰重重，中國風電企業仍希望能夠進入具備長期潛力的歐洲市場。

中國風電出海

中國風能產業整體已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根據全球風能理事會（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的報告，2024年全球新增陸上風電裝機容量109吉瓦，中國新增將近80吉瓦，占比約七成。

咨詢公司伍德麥肯茲（Wood Mackenzie）的一份報告則顯示，2024年中國企業引領全球風力渦輪機制造市場，金風科技、遠景能源和明陽集團首次包攬了全球前三名的位置。

這主要受益于中國強勁的國內需求，歐洲風力渦輪機制造商，如維斯塔斯（Vestas）、德西門子歌美颯（Siemens Gamesa）和德國諾德克斯（Nordex）在世界其他幾乎所有地區仍然領先。

但隨著國內市場競爭加劇、產能持續釋放，中國風電設備開始明顯向海外市場溢出。據海關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風電設備出口規模同比增長超過七成，海外訂單中標量達到26.14吉瓦；而僅2025年上半年，這一數字已接近19.5吉瓦。

這種國際擴張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睿咨得能源（Rystad Energy）的數據顯示，自2020年以來，中國制造商在中亞、中東、非洲和南美等地區的訂單份額，已從不足30%提升至50%以上。

盡管這些海外訂單仍以陸上風電為主，但中國在海上風電領域的大容量機組、供應鏈整合以及規模化制造能力，正成為其嘗試進入歐洲市場的重要產業基礎。

歐洲的風電焦慮

根據歐盟2024年的一份政策簡報，歐盟部署的大部分風電設備由本土風機制造商提供，占據其風能市場85%的份額，在海上風電領域，這一占比則高達94%。

不過，歐洲的裝機節奏與政策雄心之間的落差，正在成為歐洲能源轉型的核心壓力之一。

為了實現歐盟2030年 42.5% 的可再生能源目標，歐洲風能協會（WindEurope）預計，歐盟的風電裝機容量需要提升至425吉瓦，其中海上裝機容量目標為 86-89 吉瓦。而英國在2024年擁有15.9吉瓦的海上風電裝機容量，其目標是到2023年增至43-50吉瓦。

秦海巖指出，歐洲能源轉型目標清晰、需求前景穩定，但裝機速度明顯滯后。根據歐洲風能協會的測算，為實現2030年目標，歐盟在2025-2030年間需要年均新增約36吉瓦風電裝機，而2024年的新增規模僅為12.9吉瓦。并且基于當前的建設速度，協會預計歐盟能在未來五年間年均新增規模約為23吉瓦。

根據歐洲風能協會的分析，歐洲新建風電場數量不足，主要有三個原因：審批流程緩慢繁瑣電網不足和電氣化進程緩慢。例如德國一座將近1兆瓦的海上風電場于2025年上半年已經全部安裝完畢，但需要等到2026年才能接入德國電網。

侯安德表示，許多人將歐洲風電供應鏈的瓶頸簡單歸因于某個國家或某一政策，但實際上，更核心的問題是長期不確定性對行業信心的侵蝕。“企業無法預估每年的裝機規模，因為很多事情都充滿變數。裝機速度的放緩，更多反映的是這種系統不確定性，而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具體問題。”他說道。

在侯安德看來，疫情以來的通貨膨脹，尤其是原材料價格和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已迫使不少企業放棄競標。更關鍵的問題在于，部分歐洲政府對海上風電成本的預期脫離現實。相較于陸上風電，海上風電投資更大、建設周期更長，對融資成本極其敏感，因此過去幾年，歐洲多國海上風電拍賣屢次出現流標、延期甚至重新設計拍賣規則的情況。

中國制造商擁有一個穩步增長的國內市場，而歐洲制造商卻在疲于應對低迷的需求。侯安德說道：“當你的客戶今年不買設備，明年也不買，你就無法擴大規模，也無法通過實踐學習來降低成本。需求不足使整個供應鏈處于閑置狀態。”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風機企業看到了進入歐洲市場、尤其是海上風電領域的窗口期。

“低價”神話

中國生產的風力渦輪機往往比歐洲制造商的產品便宜，這種差距在海上風電領域尤為明顯。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簡稱IRENA）的數據，2024年歐洲海上風電的平均總安裝成本為每千瓦3389美元，是中國每千瓦1520美元成本的兩倍多。

秦海巖認為，這種領先源于持續的技術創新、完善的產業體系和充分的市場競爭。中國風電技術在大容量機組、長葉片、高塔架等方向上已處于全球領先位置。目前，中國已下線的海上風電機組最大單機容量達到26兆瓦級，葉片長度超過150米，相關新技術在提高發電效率、降低度電成本方面具備明顯優勢。

中國風電項目在國內開發成本可能較低，但這未必會直接轉化為海外市場的優勢。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的數據顯示，中國制造的風力渦輪機在海外市場的價格比美國和歐洲公司的產品低20%，而海上風力渦輪機（包括塔架）一般占海上發電項目總安裝成本的 30% 至 43%。更重要的是，侯安德提醒道，在歐洲項目中，除了風機本身，還有大量隱性成本需要考慮。

由侯安德撰寫的報告指出，更大的風力渦輪機和更大規模的項目推動了歐洲海上風電成本的大幅下降。隨著風機體量不斷增大，運輸費用也將顯著上升。而且航運業也面臨著脫碳轉型，這將進一步推高遠距離運輸的成本。

融資同樣是一個關鍵變量。報告指出，在部分歐洲市場，一旦開發商決定使用中國制造商的設備，銀行可能要求更高的利率、更嚴格的貸款條約或者額外的擔保，這將抵消部分前期設備成本優勢。

本土化待檢驗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一些中國企業計劃在歐洲建廠來滿足本地化生產要求。例如明陽去年宣布在蘇格蘭建造英國最大的風力渦輪機制造廠，這項耗資15億英鎊的項目將創造1500多個就業崗位，預計2028年底投產。這種做法降低了風機的運輸成本，并有助于遵守歐洲的本地化要求。

對于這種“混合供應鏈”路徑，秦海巖認為，從單純產品出口轉向本地化運營，是中國風電企業走向成熟國際化的必由之路。通過與當地開發商和產業鏈深度合作，中國企業既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人才、資本、技術、供應鏈等資源，也有助于緩解歐洲的產能約束，提升整體項目效率。但這種模式是否能夠在高成本環境下保持競爭力，并真正帶動當地就業，仍有待時間檢驗。

明陽智能在蘇格蘭的建廠計劃目前仍處于推進階段，尚未最終敲定。盡管明陽智能已將蘇格蘭阿德西爾港口列為優先選址，并與英國及蘇格蘭政府展開多年磋商，但具體投資規模、建設安排及最終落地仍有待進一步審批和確認。不少報道認為，英國國內圍繞能源安全、對華投資審查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的討論，將使項目推進面臨額外阻力。

侯安德提醒道，盡管歐洲希望能夠促進本土制造，但由于齒輪箱、葉片、鑄鍛件等關鍵部件，中國在全球產量中占據約70%的份額以上，這些“歐洲制造”的風電設備，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中國供應鏈。

與中國合作

為緩解供應鏈瓶頸與成本壓力，歐洲一些企業開始探索與中國制造商進行“有限度”的合作。

侯安德特別提到英國章魚能源與明陽智能的合作：在該模式下，章魚能源保留對軟件和管理系統的掌控權，而中國制造商僅提供風機硬件。

章魚公司未就該項目的具體細節置評，但通過電子郵件向對話地球確認，雙方正在洽談如何推廣風電硬件，以加快英國的能源轉型并降低用戶的賬單成本。截至發稿，明陽智能尚未回復置評請求。

“這種‘軟硬件分離’的安排，確保了管理權限留在歐洲，而物理設備由中國供應。這不僅能引入競爭，且風險可控。” 侯安德指出，歐洲對中國設備的擔憂，往往更多是“聲譽風險”，而非實質性的技術安全問題。。

目前，歐洲真正采用中國風電整機 (無論是海上還是陸上)的項目仍寥寥無幾，中國風電在歐洲仍處于“被評估、被試探”的階段。

秦海巖指出，將產業競爭上升為貿易保護，只會推高風電項目成本、延緩部署節奏，最終影響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整體能力。多項研究也表明，保護主義措施可能導致風電市場增長放緩、成本上升，并削弱產業的長期財務可持續性。

侯安德則認為，即便中歐合作尚未大規模落地，僅憑潛在競爭者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打破歐洲風電市場的沉悶僵局。“僅僅是中國企業有參與的可能，這種潛在的競爭壓力就已經對激活供應鏈活力大有裨益了。”他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