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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王蒙給彭荊風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你是“老”作家了,讀者、青年作家和你的同行們,都是很關心你并對你寄以厚望的。
彭荊風時年54歲,王蒙49歲,王蒙給“老”打了個引號,從文學創作年頭上講,彭荊風的確挺老,可是一個引號,似乎也傳達了彭荊風文學創作的“嫩”。
這封信是針對彭荊風的中篇小說《云里霧里》寫的,大概是彭荊風請王蒙指教,王蒙回了一封信。
小說寫云南邊陲,解放軍戰士高大壯,被懷疑與瑤族姑娘有不正當關系,從前哨被押往團部。途中發現瑤族姑娘失蹤,并有敵人越過邊境入侵的跡象。高大壯忍辱負重,主動請纓,帶路深入原始森林,與入侵敵人殊死搏斗,最后獻出了生命。
只看主人公這名字,高大壯,就知道彭荊風想要塑造什么形象了:又高又大又壯。
王蒙說了一段好話,然后說:
可惜,你大概太鐘愛你的主人公,并生怕讀者誤解了你的主人公了。小說一開始,你就不斷地暗示乃至明白告訴讀者,你的主人公是無辜的,這就大大減少了懸念,減少了云里霧里的濃重氣氛,也減少了這一特殊場合的嚴峻性和考驗的嚴峻性。甚至讀者會想,這本來是很容易弄清的一個問題嘛,何嚴峻之有?
這就是小說創作最容易犯的毛病。幼稚的寫作者總是試圖告訴讀者,這個是好人,他被冤枉了,他被誤解了,他是高大壯的,傳統說書人基本都是這個敘述方式,但是作為復雜的小說,也這樣寫,是因為作家的恐懼:作家總是在作品中證明自己是愛憎分明的。
實際上小說中的形象,有他自己的成長過程,就像現實中的人,昨天是這樣想的,但是今天又換了一個想法,昨天面對美女不敢碰一下人家的手,今天又抓心撓肝地想,昨天在戰場上拉不開槍栓,但今天非常勇敢頑強。作家在這個過程中,就像足球場上的裁判,完全隱身,讓人物自己活出一個過程來,才是高明的寫手。
彭荊風這篇小說,前半部分反復告訴讀者,高大壯是清白的,他受了冤枉,然而押解他的戰士就是不聽他的,連和敵人激戰時都是如此。這樣一來,這個簡單的戰斗小組,一方是純潔到高大全,智慧與勇敢,忍辱與犧牲共存,另一方卻是懵懂無知,即使大敵當前,戰士也在當他是犯罪分子。高大壯太過高大全不真實,戰士的呆頭呆腦同樣不真實。
其實,彭荊風還可以有另一種寫法:高大壯和瑤族姑娘有些小曖昧,又何損他的英雄形象?甚至的確犯了錯誤,是不是也可以寫?戰士在押解他、在深入原始森林搜索,在后來的戰斗中,從不理解到理解他的愛情,又有何不可?
我看這樣更加符合“云里霧里”這個題目,不過在1983年,作者沒那個腦子,沒那個技巧。
寫帶有缺點、不足的人物,曾經叫“中間人物論”,那是“黑八論”之一,是被大批特批的。趙樹理最擅長寫這種“中間人物”,比如有著小九九、小算盤的農民,結果趙樹理受到殘酷迫害。
王蒙說:
主人公在這種被誤解、因而連武器也沒有的狀況下與敵人拼搏的精神,也未能貫徹始終,使我這個對軍事生活外行的人覺得可惜,他最后只是白白地挨了一槍。
這個幾人的小組,遭遇了幾十名侵入國境的敵人,他們埋伏起來觀察,但敵人用一把無聲手槍,沖著遠處隨便打了兩槍,就打中了高大壯。所以王蒙說,白白挨了一槍。本來是高大全的形象,但是在到來的激戰中,卻沒有發揮什么作用,總之不明不白地犧牲了。
王蒙說:
我想,你的作品也許還有一個副主題:即是對于那種簡單化的、懲辦主義的工作方法的批評。如果人們稍微動一動腦筋,注重調查研究,注重聽取不同意見和當事人的申訴,堅持實事求是,不是本來可以不這樣誤解一位好同志嗎?
這是彭荊風更加做不到的事,他哪敢有任何批評精神?
彭荊風寫的東西是這樣的:少將坐的吉普車已經很老舊了,機關給將軍配了新車,但是將軍死活不換。在去大禮堂觀看演出時,少將發現自己的老上級、中將司令騎自行車來的,于是第二天將軍騎上了自行車。
這就是典型的馬屁文學。這種文學可以拍一切上級,從科長到處長到將軍,一路拍上去。
1983年,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已經走向尾聲,尋根文學開始萌芽,而彭荊風對文學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六十年代。他一輩子也沒有走出那個年代。
所以1995年,當莫言在云南拿走了10萬元大獎,彭荊風批莫言的行為,第一從話風上可以看到某些年代的遺留物,第二從到處亂送攻擊莫言小報的手段上,可以看到熊熊妒火。
硯邊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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