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觀美國變化（中）——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出現融合跡象

學人簡介：魏加寧，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學術顧問，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作者授權首發。

國內政策基礎理論變化：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

效率與公平歷來是經濟研究的永恒主題，也是社會實踐的永恒難題。在美國，效率與公平問題主要是通過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輪流執政的方式來實現相對平衡的。

（一）共和黨：更多關注效率，注重經濟增長

在意識形態系譜上，共和黨的位置相對靠右，比較注重提高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以往，每當經濟低迷的時候，往往是共和黨人更容易被選舉上來，上臺后采取“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通過推進“小政府，大社會”改革，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經濟增長。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世紀80年代，共和黨總統里根執政時，通過采取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減稅降費、放松管制、鼓勵創新、促進增長，終于使美國經濟克服了“滯脹”。

根據以往經驗，由于石油企業和軍工集團是共和黨最積極的支持者，因此共和黨上臺之后，往往更容易因石油問題而動武。名義上是“為了實現地區實力均衡”，實際上是在給石油企業提供發展機會，為軍工集團實現彈藥去庫存，并推動國會通過更大規模的國防預算來采購軍火，以補庫存。由于戰爭會帶來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經濟比較容易升溫、甚至過熱，因此共和黨執政時期，石油板塊、軍工板塊的股價漲幅通常會比較強勁。

（二）民主黨：更多關注公平，加強社會保障

民主黨在意識形態系譜上所處位置相對靠左，更加關注公平，主張加強社會保障。以往，每當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公平比較嚴重的時候，民主黨更容易被選舉上來進行糾偏。民主黨執政期間，往往會采取凱恩斯主義政策，強化和擴大政府職能，努力縮小貧富差距。1945年杜魯門的“公平施政”；1963年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建設；以及2010年奧巴馬的醫保改革，都是在民主黨執政時加以推動的。

根據以往經驗，由于工會和低收入群體往往是民主黨的傳統支持者，因此民主黨的政策更傾向于推動給窮人提供醫保，提高福利和提高就業機會，故而民主黨執政時期，通常醫藥板塊、汽車板塊、高新技術板塊的股價漲幅會比較大。

（三）美國國內政策基礎理論的最新變化

最近一個時期，美國國內政策的基礎理論似乎正在發生變化。過去，支撐美國歷屆政府經濟政策的，要么是凱恩斯主義，要么是反凱恩斯主義（或新自由主義）。

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流行多年以后，世界經濟出現了十分矛盾的現象：一邊是產能過剩，一邊是貨幣超發。造成這種矛盾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貧富差距過大，但深層次原因還是政府與市場關系之爭。

一方面，有人認為這種矛盾現象都是市場惹的禍，即“新自由主義”是罪魁禍首。例如，詹姆斯·克羅蒂在《為什么全球市場會遭受?期的產能過剩？———來?凱恩斯、熊彼特和?克思的視?》一文中指出：對新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的非主流學者認為，?旦放棄以增?為目標的主動需求管理，將會導致實際GDP增?的放緩和失業率的增加。高失業率和“靈活的”勞動?市場反過來造成實際工資的低增長和不公平的加劇。

并且，金融的自由化又會導致實際利率高企，并增加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用新自由主義代替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發展政策，也減弱了它們快速長期增長的可能。

這些問題并不是全球一體化本身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由新自由主義的特殊制度及其實踐所造成的【1】。

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這種矛盾現象都是政府惹的禍，即“國家資本主義”才是最終元兇。

例如，布魯蓋爾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徐建煒（Jianwei Xu），在《科技創新競爭如何加劇全球產能過剩？》一文中就明確指出：當前全球產能過剩具有三?顯著特征：（1）影響范圍?：覆蓋傳統重?業與?科技制造業等多個領域；（2）政策同步性：主要經濟體并?實施產業?預，??依次?動；（3）戰略導向性：技術主導權被視為國家安全?標，競爭具有強烈戰略屬性。【2】

更有國際組織將產能過剩歸咎于中國，并將中國的產業政策支持工具直接列表如下：

到底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實施的必然結果，還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實施的不夠徹底，學術界眾說紛紜。有關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和特色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比較，具體參見下表。

特色社會主義

（政府主導）

凱恩斯主義

（政府干預）

新自由主義

（市場至上）

政策目標

快速增長/國家安全

充分就業/刺激消費

效率優先/控制通脹

經濟基礎

國企主導/民企為輔

私有企業＋少量國企

財產私有化

市場角色

名基礎性作用/實政府主導

市場經濟＋政府調控

自由市場化

政府角色

產業政策＋規劃指導

大政府＋適度干預

小政府/放松管制

貿易政策

出口導向/退稅/補貼/低匯率

促進就業優先于自由貿易

貿易自由化

宏觀政策

財政刺激＋貨幣刺激

財政刺激

穩定貨幣/減稅降稅

對此有學者指出：市場經濟本來是企業間競爭，但如果市場主體都是國有企業、跨國公司、電商平臺或科技巨頭，這些壟斷企業都能夠影響各自的政府，那么企業間競爭就有可能變成政府間競爭，甚至變成國家間戰爭。

近年來，人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國社會被嚴重撕裂的一面，而忽略了美國的學術界，甚至兩黨黨內都有一些人正在努力走向融合。一方面，一些傳統上原本是左派的議題比如貧困問題等，越來越多地被右派所利用。例如特朗普雖然是代表共和黨參加總統競選，但卻主要依靠底層民眾、依靠民粹實現兩次當選。另一方面，一些傳統上原本是右派的議題反而被越來越多的左派人士加以重視，比如說提高效率，放松監管。

特別是2025年，伴隨著《“豐裕”議程》的提出，以及圍繞著該議題所展開的爭論，有學者提出，在美國，除了總統競選周期（4年）、國會選舉周期（2年）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周期（終身）以外，還存在著一個更長的政治周期——“政治秩序周期”。《“豐裕”議程》的作者指出，美國過去幾十年先后經歷了“新政秩序”（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秩序”兩個大的階段，“現在是到了應該對新自由主義進行反思的時候了”。

更有學者主張，應當超越左右之爭，跳出“大政府----小政府”的怪圈，減少監管數量與提高監管質量并重，并把關注的重點更多地放到加強政府的執行能力和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上來。

與這場理論探討同時，在實踐上，美國政府也正在發生變化：特朗普二次當選后，一上來就把提高政府效率放在了首要位置，讓馬斯克負責“政府效率部”（DOGE），大規模削減政府人員和經費支出。雖然后來遇到一些困難，馬斯克與特朗普表面是上鬧掰了，但是在提高政府決策和執行效率方面卻發生明顯變化。

對外政策基礎理論變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出現融合跡（一）國際關系理論三大流派

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礎理論是國際關系理論，主要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以及建構主義三大流派。

首先看現實主義。所謂“現實主義”是一種實然的世界觀，就是現實世界是什么樣子。現實主義重視權力與國家利益，強調“均衡”的重要性。對于國際秩序的看法，現實主義強調世界的無政府狀態；把國與國的關系看成是零和博弈，關注彼此間權力和實力的消長，并認為權力或實力一旦出現失衡就會發生戰爭。

其次看自由主義。所謂“自由主義”是一種應然的世界觀，就是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自由主義大多強調制度、規則與合作，更喜歡宣揚民主和人權。對于國際秩序的看法，自由主義通常更重視國際規則，更強調國際合作，認為有了國際規則和國際組織的存在，所謂“野生叢林”就變成了“動物園”，老虎在獅虎山里游逛，斑馬在斑馬區里游玩，大家各自活動，相安無事。

其中，“貿易和平論”認為發展自由貿易、各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可以促進世界和平；而“民主和平論”則主張民主能夠推動世界和平，減少國家間戰爭，并用統計數據證明幾百年來“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打仗”。

最后看建構主義。所謂“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政治的核心不是物質力量（如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而是觀念、文化、認同、規范等社會性因素。物質因素只有通過社會建構的“觀念框架”才能夠被理解和實現，因此更加注重觀念、身份和規范的作用。

（二）共和黨：更加靠近現實主義

以往，共和黨更靠近現實主義，重視權力與國家利益，強調實力“均衡”的重要性。

回顧戰后歷史不難發現，共和黨執政期間發動或參與的戰爭或軍事行動，以石油產區居多，尤其是中東地區，借口大都是反對地區霸權等。在過去共和黨執政期間發生的10次戰爭中，直接發生在石油產區的占40%，間接涉及石油的占20%。如黎巴嫩危機（1958）、利比亞空襲（1986）、海灣戰爭（1991）、伊拉克戰爭（2003）。最近特朗普政府在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則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三）民主黨：更靠近自由主義＋建構主義

與共和黨相反，民主黨更加靠近自由主義，再加上一些建構主義。更多強調制度、規則與合作，更喜歡宣揚民主和人權。

回顧戰后歷史不難發現，民主黨執政期間發動和參與的戰爭或軍事行動，大多是以意識形態（“遏制共產主義”），人道主義干預和維持國際秩序為主要理由，地點大多在亞洲或歐洲，如朝鮮戰爭（1950）、越南戰爭（1961）、科索沃戰爭（1988），甚至包括在俄烏戰爭中支持烏克蘭（2022）。

關于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關系，以及共和黨與民主黨所處的大致位置在圖中也可以一目了然。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區分只是一種相對的傾向性描述，并不能整齊劃一。因為同樣是共和黨人，也有信奉自由主義的；同樣是民主黨人，也有信奉現實主義的。

還有專家指出，基辛格雖然是現實主義，但在共和黨內部也是臭名昭著。里根、布什雖然是共和黨人，但也都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對抗色彩，可以說是新保守主義的邏輯，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去“民主改造”整個世界。而特朗普則是一個思想“混合體”。

圖示說明：

橫軸：

左 → 權力政治（現實主義）

右 → 制度合作（自由主義）

縱軸：

下 → 物質力量（軍力、經濟）

上 → 觀念與身份（建構主義，規范、價值、認同）

（四）理論上，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融合：新自由現實主義

從理論層面看，在美國，最近出現了一些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融合的跡象，甚至有學者明確提出了“新自由現實主義”。

所謂“新自由現實主義”，結合了新現實主義對國際無政府主義和權力競爭的強調；同時部分接受新自由制度主義對國際制度和合作可能性的認可。認為國家既不會一味追求對他國的權力壓制；也不會盲目相信制度一定能帶來共同利益。在安全核心領域，諸如軍事與領土爭端等，要保持現實主義的高度戒備與權力考量；但在可合作領域，諸如經濟合作、環境議題、全球治理等，則愿意通過制度與規則創造互利互惠的框架，從而減少沖突成本。

（五）特朗普：交易型現實主義＋民粹型民族主義＋工具型自由主義

從現實層面看，特朗普的思想結構比較復雜，屬于現實主義與民族主義加少量自由主義的一種認知混合體。

首先，在理念上，特朗普屬于現實主義，其政策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基本特征：一是國家利益優先，“美國優先”，重視國家主權，實行貿易保護，減輕海外負擔；二是對國際組織持懷疑態度，甚至退出一些他認為作用不大、花錢不辦事的國際組織；三是大國競爭思維，重視與其他大國的戰略競爭，而不是制度合作。

但特朗普又非傳統現實主義，而是一種“交易型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重視聯盟的穩定和長期戰略，而特朗普則重視交易邏輯，把外交關系看作談判或生意，這或許與他的商人出身有關。二是他認為必要時不惜對盟友施壓，如要求北約成員國和日韓等盟國增加軍費開支等。

其次，在情感上，特朗普還具有較強的民族主義情結。主要表現在：實行貿易保護、促進產業回流等經濟民族主義；嚴格限制移民、美墨邊境筑墻等邊界民族主義；質疑國際機構、退出一些國家組織等主權民族主義 ；重視國家認同、強調美國優先等文化民族主義；以及重視軍事與國家安全的安全民族主義 。

但是特朗普的民族主義又與傳統歐洲的“精英型民族主義”不同。傳統歐洲國家強調貴族精神，貴族子弟平時要接受軍事訓練，睡硬板床，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打仗時要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但是特朗普的民族主義依靠的是基層民眾，是“MAGA”，是典型的民粹型民族主義。

再次，在手段上，特朗普把自由主義作為實現其現實主義目標的工具，故稱為“工具型自由主義”。一是繼續利用國際聯盟體系，“為我所用”。盡管特朗普經常批評盟友、向盟友施壓，但并未真正退出北約組織、美日同盟以及美韓同盟。二是仍然維持經濟聯盟與供應鏈合作，強調供應鏈聯盟和所謂“友岸外包”，屬于有限的制度合作。三是繼續堅持技術與貿易規則，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繼續推動技術標準聯盟和出口管制協調。四是特朗普最近直接向澳大利亞政府喊話、施壓，要求澳大利亞政府給伊朗女子足球隊五名隊員解決避難簽證問題，這也是典型的自由主義作為。

最后，今年以來特朗普政府發動的“突襲委內瑞拉”、“轟炸伊朗”等一系列軍事行動，都帶有明顯的雙重目的——既是為了經濟利益（現實主義），也是為了政治目的（自由主義）。因此有人評論道，特朗普2.0是以現實主義為手段來實現自由主義之目的。也有人認為，實際上更可能是以自由主義為借口來達到現實主義之目的。孰是孰非，有需繼續觀察。

（五）美國的“自利性偏差”

所謂“自利性偏差”是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主要是指人們往往會以自我為中心，以自己的立場和利益作為出發點，來定義“公平”與否，評價是否“合理”。

需要指出的是，二戰后美國在對外政策方面，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存在著明顯的“自利性偏差”。一方面，共和黨雖然更多偏好現實主義，但是卻是以美國為中心，以美國的霸權地位作為衡量標尺，來衡量世界各國之間的實力是否均衡。另一方面，民主黨雖然更多偏好自由主義，但也是以美國為中心，以美國人的價值觀作為衡量標尺，來評判其他國家的民主、人權狀況。這是我們在觀察美國政府所作所為時所不應忘記的。

說明：（上）篇文章發出之后，有專家指出：文中有關“三權同黨”的概率計算，實際上有一個隱含的假設條件，就是“統一政府”、“總統與法院多數同黨”等政治現象是“相互獨立”的事件；但是政治學界則認為，這些政治現象并非相互孤立事件，而是“相互關聯”、甚至密切相關的。也有朋友用AI提問獲得以下有關分析方法的建議（附后），在此向他們一并表示感謝！但因不是文章重點，所以不展開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下AI提出的以下建議

要準確表述這種相互關聯的政治現象，統計學和政治學專家通常不會使用簡單的獨立概率乘法，而會采用以下幾種更嚴謹的模型：

1. 馬爾可夫鏈模型 (Markov Chain Model)

由于政治狀態（誰執政）是隨時間變化的，且當前的權力結構往往取決于前一期的狀態，馬爾可夫鏈非常適合描述這種“狀態轉移”。

邏輯： 建立一個轉移矩陣。例如，如果今年是“統一政府”，明年繼續保持統一政府的概率，遠高于從“分裂政府”突然變成“統一政府”的概率。 應用： 它可以計算在長達 50 年的時間跨度內，系統處于“三權同黨”狀態的平穩分布（Stationary Distribution），而不是簡單地把歷史百分比相乘。

2. 聯合概率與相關性模型 (Joint Probability with Correlation)

如果你想修正圖片里的乘法公式，需要引入相關系數 ( ho) 或 Copula 函數。

邏輯： 這種模型承認 A（控制國會）和 B（控制法院）之間存在正相關性。

公式示意：

P(A \cap B) = P(A)P(B) + ext{協方差}(A, B)

由于總統和國會往往“同生共死”（總統大選通常帶動國會選情），這里的協方差是正值，所以實際概率會比圖片里算的 22\% 高得多。

3. 生存分析 / 風險模型 (Survival Analysis)

由于最高法院法官是終身制，任命具有嚴重的滯后性，研究者常使用生存模型來預測“任命機會”何時出現。

邏輯： 把“大法官席位空缺”看作一個隨機事件，但把“填補席位的人選黨派”看作是當時政治環境（總統+參議院）的函數。

結論： 這解釋了為什么三權同黨往往呈現“成堆出現”的特征——一旦某個長壽黨派執政時間夠長，它就能把法院徹底“染色”。

[1]詹姆斯·克羅蒂著，《為什么全球市場會遭 受?期的產能過剩？ ———來?凱恩斯、熊彼特和?克思的視?》；原?出處：Crotty, J. (2002). Why there is chronic excess capacity. Challenge, 45(6): 21-44. 譯?出處：《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1期。

[2]布魯蓋爾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徐建煒（Jianwei Xu），《科技創新競爭如何加劇全球產能過剩？》，載《中企出海研究》，2025-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