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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從“數字屏幕”走向“現實世界”,從“會聊天”轉為“會辦事”,人工智能(AI)創新迭代,應用場景不斷豐富,正加快走進千家萬戶,給我們打開無限的可能。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引發廣泛關注,也傳遞出鮮明信號:要抓住人工智能發展機遇,拓展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的廣度和深度,盡快打開經濟增長的新空間,培育新模式、壯大新動能。今后,如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其將怎樣改變生產生活?記者就此進行了采訪。
加快培育產業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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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強調“推動重點行業領域人工智能商業化規模化應用”。這是政府工作報告連續第三年部署“人工智能+”,也是首次提出“智能經濟新形態”。在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唐冬生看來,這一新表述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人工智能從“技術突破”走向“規模應用”,關鍵在于找到真正能夠落地的產業路徑。
“人工智能要產生市場價值,必須有物理載體,與真實世界發生互動。”唐冬生在采訪中說,“這個載體,就是具身智能。”
過去一年,他的調研足跡遍及上海以及佛山、深圳、杭州、蘇州等多個城市,走訪多家機器人和人工智能企業。在不少企業展廳里,他看到了各種先進的人形機器人樣機:能跑步、能翻跟頭,還能表演舞蹈。但產業發展不能只停留在展示和表演階段,關鍵還是要回答一個問題——市場在哪里?
一家工業機器人企業負責人坦言,雖然公司已經研發出具身智能的人形工業機器人,但訂單并不多。“工業生產環境是標準化的,傳統編程機器人已經可以完成大部分工作。”唐冬生轉述企業的判斷。工業場景的現實,讓他開始把目光轉向服務領域。
在調研中,兩款產品給了他很大啟發。一款是能夠跟隨用戶移動的智能音響,通過視覺識別和傳感器感知人的狀態,根據情緒推薦音樂;另一款是“保健助理”智能體,可以在用戶工作時進行肩頸按摩,還能簡單交流。
“它們的特點是功能很聚焦,賣得也不錯。”唐冬生說,一家企業甚至一次性拿到了上萬臺訂單。
在他看來,這類產品提供的不只是功能,更是一種情緒價值。“有了人工智能之后,產品可以理解人的情緒、陪伴人、回應人。”唐冬生說,無論是年輕人的療愈需求,還是老年人的陪伴需求,都為智能體產品提供了新的市場空間。比“把產品賣出去”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新市場”。
基于調研,他表示,智能經濟的新形態,不只是滿足已有需求,更重要的是通過新技術創造新的需求和新的市場。當昂貴、復雜、需要大量數據訓練的“全能人形機器人”與市場不匹配時,不如從單一功能、能解決具體問題的智能體產品開始,一步一步走。
唐冬生建議,構建具身智能應用生態,加快培育智能體產業集群。重點布局三類先導場景:服務領域推進智能體家電化,發展陪伴、健康、照料等智能體產品,如情緒陪伴式移動聊天智能體、追隨式移動音箱、親情體驗式按摩理療智能體;工業領域推廣倉儲物流、質檢、巡檢等智能體應用;特種領域突破危化檢修等高危場景應用。定期發布重點場景機會清單,鼓勵國資機構率先采購,推廣可復制的“樣板間”模式。
“未來產業不是等出來的,而是通過技術創新和應用場景培育出來的。”唐冬生說,“讓人工智能真正進入現實生活,形成規模化應用,智能經濟的新形態便會逐漸成形。”
“數字名醫”提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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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AI云陪診“楚大夫”的精準導引,患者掛號就診不再來回跑、到處問;借助人工智能增強現實(AI+AR)技術,醫生手術時仿佛開了透視眼,洞察入微纖毫畢現……
“近年來,‘人工智能+醫療衛生’不斷攀高向新,人們在求醫問診中切實感受到了科技的民生溫度。”湖北省孝感市中心醫院黨委書記、院長謝志斌說,隨著前沿科技的日新月異,傳承久遠的中醫藥也迎來振興發展重要機遇期。
去年10月,國家衛健委、發改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促進和規范“人工智能+醫療衛生”應用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人工智能+中醫藥”是深化重點應用的八大方向之一,重點加強智能中醫診療應用、加強中藥全周期智能管理、推進中醫藥裝備智能升級。
謝志斌坦言,當前,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還普遍面臨中醫醫師資源緊缺、服務能力不均衡、中藥質量把控難、居民候藥時間長等困境。而“人工智能+中醫藥”將更好打通基層中醫藥服務“最后一公里”。
從“數字中醫人”,到“仲景方證虛擬數字人”,再到中醫數字健康人“安診兒”……這些年,中醫藥診療大模型競相問世、持續迭代。就拿“安診兒”來說,它15秒即可完成體質辨識、生成個性化中醫養生方案。
在謝志斌看來,這些“數字名醫”化身基層醫生的“超級智囊”,成為區域醫療中心的“能力放大器”和“連接器”,有力提升了整體診療水平。
方便看中醫,放心用中藥。湖北省孝感市中醫醫院智慧煎藥中心依托互聯網、物聯網等信息技術,與醫院門診系統對接,實時接收電子處方,煎藥機熬藥結束后,打包機自動打包。隨后,快遞送藥上門,大大方便了患者用藥。
謝志斌表示,近年來,各地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推出“數字名醫”、中醫四診儀,構建區域中醫藥云平臺,建設智慧共享中藥房等措施,有效提升了基層中醫藥服務的可及性,推動優質醫療醫藥資源下沉。但需要看到,“人工智能+中醫藥”在數據采集、數據共享、算法優化、復合型人才等方面還存在短板。
“促進新一代智能終端和智能體加快推廣,推動重點行業領域人工智能商業化規模化應用。‘人工智能+中醫藥’前景廣闊,未來可期。”謝志斌說,相信隨著“智慧中醫藥”云平臺的搭建完善,中醫智能輔助診療系統的研發部署,中藥全周期智能管理的拓展優化,中醫藥智能裝備的更新迭代,縣域“智慧共享中藥房”的落子布局,中醫藥人才培養“AI+師承”的賦能提質,老百姓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越來越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培育未來“智匠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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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經濟以‘人工智能+’為核心驅動力,正改變著各個產業的生態與技能人才的需求結構。”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副校長王勁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職業教育也要通過“人工智能+”筑牢智能經濟發展人才根基,為未來培育“智匠之師”。
王勁松認為,從科研邁向產業化,“人工智能+”既為職業教育帶來挑戰,也蘊含著更大的機遇,要主動作為、先行先試,職業人才才能在服務產業發展中實現自身躍升。他表示,職業教育不能等產業來適配,而要主動適配產業,以變應變,以新迎新。
如何推動職業教育全面適配智能經濟新形態?王勁松認為需從四方面發力:一是重構專業體系,緊扣智能經濟相關產業鏈布局,增設如數據要素、具身智能等交叉學科專業,用數智技術提升傳統專業;二是鍛造智能師資,加快培育兼具職教能力與智能技術素養的復合型教師隊伍,補齊教師數智化技能短板;三是深化產教融合,聯動智能產業龍頭企業共建實訓平臺、開發產業課程,實現教學與產業同頻共振;四是創新培養模式,推行理論與實踐一體化、沉浸式教學,讓學生在實踐中提升智能技術應用與創新能力。
王勁松認為,強化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推動職業教育數智化轉型。從教學場景看,AI基礎設施可以拓展出諸如“智能孿生生產系統”等實訓場景,學生可以在逼真環境中模擬真實生產流程;從教師發展看,依托算力平臺和行業大模型,職業院校可以構建跨區域跨領域的新形態“虛擬教研室”,一線教師隨時接入產業前沿技術,解決“教材滯后于車間”的痛點。高質量AI基礎設施還有可能促使企業愿意將真實生產線、工業數據接入學校,共同開發新形態實訓課程,形成“校中有廠、廠中有校”的育人共同體。
“強教必先強師,打造未來‘智匠之師’,可以為職業教育服務智能經濟新形態提供有力保障。”王勁松指出,與傳統“工匠之師”相比,“智匠之師”要求技能人才的能力從“一技之長”向“跨界融合”轉變,教學視野也要從傳授當下技能延伸到預判產業未來,構建“人工智能+教育+工程學科”培養新范式是解決這一新情況新問題的重要途徑。
“未來,我們要培養的是能在數字孿生空間中加速技術迭代、駕馭人機協同新場景的技能人才。”王勁松強調,無論技術如何迭代,“精益求精”的精神始終是職業教育的靈魂。“未來的‘智匠’,既要有擁抱智能的‘變’,也要有守住匠心的‘不變’。這正是我們從‘工匠之師’走向‘智匠之師’的精神內核,也是職業教育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底氣。”
重塑產業發展方式
重慶兩江新區賽力斯超級工廠內,數千只機械臂在空中揮舞,上百臺自動導引運輸車靈活穿梭運輸物料。當一輛汽車通過檢測點位時,高精度智能相機自動捕捉圖像,結合深度學習算法,迅速完成對底盤上百顆螺栓狀態、位置的自動檢測。哪怕是頭發絲般的細微偏差,也逃不過系統的“火眼金睛”,檢測精度達99.9%。
這樣的智能化場景,給臺盟中央參政議政委員會副主任孫昌隆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不僅是機器換人,更是數據驅動。”孫昌隆說,“這一場景生動展現了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也讓人直觀感受到‘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產業發展方式。”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在孫昌隆看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是對過去兩年“人工智能+”行動的升級與深化,其在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中發揮著核心引擎作用。
孫昌隆表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意味著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局部環節的“輔助工具”,更是逐步嵌入產業運行的核心流程,成為“操作系統”。同時,也意味著推動人工智能從實驗室里的“盆景”,走向千行百業的廣闊“風景”,實現商業化規模化發展。
近年來,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各行各業。在制造業,AI視覺檢測、智能排產系統讓生產線更高效穩定;在消費領域,智能推薦、虛擬試穿等技術不斷改變購物體驗;在醫療領域,AI輔助影像診斷幫助醫生更快、更準確地識別疾病風險……一個個“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正在悄然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
數據顯示,過去一年,我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超1.2萬億元,企業超6200家;2025年,我國開源大模型下載量位居全球第一;截至2025年底,我國規上制造業企業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普及率超30%;智能網聯汽車、人工智能手機和電腦、智能穿戴等智能終端融入日常生活,國內企業推出300多款人形機器人產品。
不過,在孫昌隆看來,“人工智能+”要進一步深化拓展,還面臨一些現實挑戰。一方面,制度供給仍顯不足。目前關于人工智能的相關法律法規多集中在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針對人工智能應用的系統性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形成;一些新問題如深度合成造假、AI生成內容的知識產權歸屬等,仍缺乏統一裁判標準。另一方面,技術發展速度快,但相關配套尚未完全跟上,數據孤島、算力成本高等問題,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人工智能發展。
對此,他建議,加快推進人工智能相關立法,建立基于風險等級的分級分類監管制度;同時完善配套支撐體系,推動算法審計、深度偽造檢測等國家標準盡快出臺落地;并打牢人工智能發展的底座,實施超大規模智算集群、算電協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強全國一體化算力監測調度。
“‘人工智能+’發展空間十分廣闊,它將從單一環節應用走向全產業鏈重構,從以理解為主的‘生成智能’邁向具備執行能力的‘行動智能’,同時,也從產業應用進一步向醫療、教育、養老等民生領域延伸。”孫昌隆說,“未來,人工智能將更加廣泛而深入地融入經濟社會運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
確保數據安全可靠
“‘人工智能+’領域的拓展以及新一代智能終端和智能體的發展,可能是人類科技發展的必由之路。人類期望人工智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驚喜,我們應在有約束的條件下讓人工智能蓬勃發展。”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喬紅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
喬紅認為,在人工智能已融入生產和生活各領域的當下,探索發掘新的應用場景,讓人工智能參與并創造智能治理新模式仍有廣泛空間。
“人工智能大模型有點像是人類的‘鏡子’,人類不能因為照鏡子感到害怕。”喬紅如此比喻,“AI是人類智慧或者勞動產生的數據資源的集大成,海量的高質量數據資源保障了大模型的性能,人類的智慧才是大模型的‘靈魂’。”她進一步解釋:“以具身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終端和智能體實現了軟件算法和硬件系統的統一,多學科交叉和數據模型的融合可以保障高性能、高泛化的具身智能體,在個人陪護、一些危險或者重復性工作的替代等方面有重要的應用,提高社會治理效率和效能。”
對于如何用好人工智能技術這個工具,喬紅認為,從數據和技術兩個方面著手,是探索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的關鍵。“要確保作為‘軟內容’的數據的真實、安全、可靠。國家層面的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和制度規范是保障數據用得準、用得好的關鍵。”喬紅說,“智能治理過程中,數據溯源機制在保護深度參與智能治理場景的個體中意義重大。我國在數據確權、安全和多模態處理中積累了大量技術成果,能夠保障數據資源的開發和數據價值要素的釋放。”
喬紅認為,在探索智能經濟新形態的過程中,政府、學術界、產業界及平臺方需協同發力,探索建立“基礎研究—技術開發—示范應用”的全鏈條支持機制,引導創新資源向解決現實問題領域傾斜;另一方面,對于人工智能替代了的一些行業工作,政府要做好過渡期的協調,這也是我國的體制優勢之一。
對于智能經濟新形態的探索,喬紅表示,要在明確社會需求的基礎上進行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支撐具身智能體的基礎和技術,不僅形成了重要的底座,也有很多垂域應用。用于具身智能系統的數據模型中,機理較少的部分與硬件系統的融合已經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要實現整體的高性能、高泛化,需要多學科基礎理論和高技術的融合,才能降低數據訓練用量,提高可靠性和可解釋性,實現不同具身智能體的遷移,為高質量的發展貢獻能力,讓智能經濟的發展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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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編輯:鄭怡
校對:鐘琦
終審: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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