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程序員工作的性別化——以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為例

李曉天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博士后

程序員工作的性別化

——以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為例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3期

作者 | 李曉天

責任編輯 | 楊可

本文從職業(yè)和工作組織兩個層面討論中國程序員工作的性別化過程：編程工作中社會與技術面向的二元對立造成性別化的等級分工，削弱了女性程序員的身份合法性；科技企業(yè)的加班文化與傳統(tǒng)性別角色期待相結合，導致女性更容易面臨工作與家庭沖突。本文進而以具身性概念分析女性被排斥的經歷和女性重新協(xié)調性別認同與職業(yè)認同、規(guī)劃職業(yè)發(fā)展的能動性，由此揭示程序員工作中的性別規(guī)則如何運轉，又如何得以改變。

一、引言

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信息技術產業(yè)已成為對中國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生活至關重要的一個行業(yè)。信息技術產業(yè)不僅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且改變了億萬人的生活方式。作為信息技術產業(yè)中的關鍵行業(yè)，軟件行業(yè)飛速發(fā)展，軟件工程師作為一種新興職業(yè)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中國軟件業(yè)從業(yè)人員多年來持續(xù)增長，2021年達到809萬人（中國工業(yè)和信息化部，2022）。根據(jù)開源項目托管平臺GitHub的數(shù)據(jù)，2021年中國開發(fā)者（所有參與過編程類工作的人群）規(guī)模達到755萬（拉勾招聘，2022）。本文考察的軟件工程（編程）指參與設計、開發(fā)、維護與測試計算機軟件的一系列工作，其最大的特征是在計算機終端使用和處理各種程序與代碼。軟件工程師職業(yè)包括研究與開發(fā)（架構、前端與后端），運營維護，測試，算法等各種崗位。

編程工作誕生于計算機技術發(fā)展較早的英美國家。在美國，經過“二戰(zhàn)”后到20世紀80年代這段時期的發(fā)展，軟件工程逐步被確立為一種工程師職業(yè)（Abbate，2012），并日益成為一種男性主導的職業(yè)（Hayes，2011）。在中國，編程工作也普遍被視為一種男性主導的工程師職業(yè)，女性程序員成為一個“隱形群體”（蔡玲，2020；孫萍，2019）。互聯(lián)網行業(yè)某招聘平臺的一份報告顯示，在程序員群體中，男性占79%，女性僅占21%（拉勾招聘，2022）。一家編程行業(yè)自媒體2021年對55萬名程序員的調研顯示，男性程序員占比高達90.6%，女性僅占9.4%（程序員客棧，2021）。這些數(shù)據(jù)證實了編程行業(yè)中男性的主導地位。

現(xiàn)有研究揭示了程序員群體中的“極客文化”對女性的排斥（Alfrey & Twine，2017；Margolis & Fisher，2002；Varma，2007）。西方語境下的研究還強調程序員群體的極客文化導致了科技企業(yè)中的加班文化：在極客文化影響下，工程師因為對技術的癡迷而長時間工作。這體現(xiàn)了一種新型的男性氣質，超時勞動可以視為一種男性氣質競賽（Cooper，2000；Massey，1995；Kunda，2006；Wu，2020）。李曉天（Li，2023）對中國女性程序員的研究也提出，程序員的極客文化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加班文化對女性程序員形成雙重排斥。本文旨在重新審視基于西方理論的雙重排斥框架是否適用于中國信息技術行業(yè)。一方面，極客文化是西方的舶來品，它是否主導中國科技公司的企業(yè)文化還有待驗證；另一方面，中國科技公司中的加班文化主要源于市場競爭的壓力和管理者的設計（嚴霞，2020；Li，2022），這和西方研究的發(fā)現(xiàn)存在明顯差異。基于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的情況，本文將聚焦于程序員職業(yè)性別化的具體過程。本文討論社會/技術二分的思想如何影響程序員群體對其工作的理解，這種理解又如何進而造成該職業(yè)中的男性優(yōu)勢，以揭示在中國語境下程序員職業(yè)文化排斥女性的具體過程。本文借鑒性別化的組織理論（Acker，1992），用經驗材料說明中國科技行業(yè)的加班文化如何加劇程序員職業(yè)中的性別不平等。結論部分將討論中國語境下這兩個相對獨立的過程相對于西方研究的差異及其啟發(fā)。

在討論數(shù)理和工程類（STEM）職業(yè)中的性別不平等時，很多研究者開始關注女性如何在“男性職業(yè)”中管理自己的職業(yè)認同、規(guī)劃職業(yè)生涯甚至改變男性主導的文化（Denissen，2010；Hatmaker，2013；Khilji & Pumroy，2019；Yu & Jyawali，2021）。但在現(xiàn)有研究中，結構因素對女性的排斥與女性勞動者的能動性通常呈現(xiàn)為兩個相對獨立的論題，顯示出社會學分析中結構/行動二元對立的常見問題。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引入“具身性”（embodiment）這一分析概念，以回應結構主義理論中物質世界/精神結構、結構/行動的二元對立。具身性關注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身體實踐（bodily practices）、身體實踐的文化再生產及其與各種話語的關系（Lock，1993：137），它強調身體兼具約束性與能動性的二元性（duality），提供了一種超越結構/行動二分（主客二分）的理論路徑（希林，2010）。勞工研究的傳統(tǒng)，特別是對性工作（Hoang，2015）和審美勞動（蘇熠慧，2018）的討論尤其關注勞動者的身體實踐與身體體驗。身體策略的概念強調個體協(xié)調作為客體的身體與作為主體的身體之間沖突的能動性（Hoang，2015；Mao，2021）。本文使用具身性這一概念開展一種超越結構/行動二分的分析嘗試，同時延續(xù)勞動研究中關注身體體驗與身體策略的傳統(tǒng)，以期揭示程序員工作中的性別規(guī)則如何運轉（也即女性程序員被排斥的體驗），又如何得以改變（也即女性程序員管理日常工作與職業(yè)生涯的能動性）。

二、文獻回顧

（一）職業(yè)與組織：兩種性別化理論

20世紀50年代，在現(xiàn)代計算機發(fā)明之初，編程是硬件研發(fā)的輔助工作，完全由女性負責；隨著計算機在政府與大型商業(yè)機構中的普及，到70年代，女性已成為美國編程行業(yè)中的少數(shù)（Abbate，2012）。在這一時期，編程被重新定義為一項中產階級男性從事的工程師工作，相關崗位逐漸被男性占據(jù)（Abbate，2012；Haigh，2011）。在80年代，美國計算機科學專業(yè)的女性畢業(yè)生穩(wěn)定在約20%的水平，和其他工程專業(yè)相近（Hayes，2011）。與美國相比，編程行業(yè)在中國發(fā)展較晚。在國內的學科分類中，計算機類、軟件工程等專業(yè)都在工學分類下；在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中，軟件工程也被歸入工程類專業(yè)。

在工程師職業(yè)性別化的討論中，社會/技術的二元論（social/technical dualism）是主要的解釋框架。雖然工程師在實際工作中必須同時處理這兩種面向，但是主流觀念往往強調其技術面向（相對抽象、客觀的技術性問題），忽視甚至否定其社會面向（專注于人的各種工作，包括工作中的人際互動、各種資源的協(xié)調、了解他人的需求等），并且延伸為理性化與情感化、硬技能與軟技能的對立（Faulkner，2000，2007）。“工程師文化”強調抽象思考、對技術的迷戀、親自動手的樂趣等，貶低人際互動、情感交流等社會面向；這種二元對立也符合傳統(tǒng)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對立（Robinson & Mcllwee，1991）。軟件工程師主導的高科技公司普遍存在植根于“工程師文化”或“極客文化”的企業(yè)文化（Alfrey & Twine，2017）。在對一家高科技企業(yè)的民族志研究中，孔達（Kunda，2006）發(fā)現(xiàn)其企業(yè)文化強調工程師對技術與“頂尖產品”的癡迷，而這種癡迷讓員工自愿投入到高強度工作中去。在互聯(lián)網創(chuàng)業(yè)活動興起后，典型的極客形象演變?yōu)閷夹g高度癡迷、通過技術創(chuàng)業(yè)取得巨大商業(yè)成功、社交上非常笨拙的男性形象（Varma，2007）。在美國的科技行業(yè)，極客文化對女性氣質的排斥是科技企業(yè)中性別不平等的基礎（Alfrey & Twine，2017），女性程序員經常在日常工作互動中感到敵意與排斥（Alegria，2019）。極客文化中蘊含的社會/技術的二元對立觀念導致管理者更容易關注女性程序員的“人際交往技巧”，進而鼓勵她們放棄編程，進入基層管理崗位（Alegria，2019）。

在對職場性別不平等的討論中，女性主義學者已經指出：工作組織本身就是性別化的。“性別化的組織理論”（gendered organization theory）提出，工作組織只關注工作領域，它期待的“理想員工”（ideal worker）是工作職責優(yōu)先、沒有任何照料責任的勞動者，而這個理想員工是一個男性的形象（Acker，1992）。工作組織中往往存在男性化的（masculine）職場文化，例如以男性為主、將女性排除在外的日常工作互動（Kanter，1993），在辦公室展現(xiàn)“繁忙”、愿意應對不期而至的工作任務（Kelly et al.，2010）、努力成為問題解決者的“靠譜人物”（Cooper，2000），而其最典型的表現(xiàn)是對超時勞動的要求。按照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期待，男性可以投入到超時勞動中，因為“掙錢養(yǎng)家”是男性的主要職責，“好員工”和“好父親”兩種身份并不沖突；而在職場取得成功的女性則往往會被貼上“放棄家庭”的負面標簽（Williams et al.，2013）。在信息技術行業(yè)等知識密集勞動中，工作與生活的邊界日益模糊，一些研究開始強調女性勞動者可以有策略地協(xié)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Bourne & Calás，2013；Gray et al.，2017）；但也有研究認為，“邊界協(xié)商”的話語將工作組織中的性別不平等掩飾為“個人選擇”問題，遮蔽了對結構性問題的討論（Padavic et al.，2020）。

這兩種經典的理論路徑為研究者理解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中的性別不平等提供了基本框架（Li，2023）。但對于中國科技行業(yè)來說，極客文化是西方的舶來品，究竟如何影響中國程序員群體還有待驗證，對程序員群體的職業(yè)文化如何排斥女性勞動者還缺乏經驗考察。同時，在中國科技企業(yè)中，在市場競爭壓力下管理者主導的加班文化也與西方的情況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單獨討論中國科技公司的加班文化對程序員工作性別化的影響。本文將揭示在中國語境下程序員職業(yè)性別化的具體過程。

（二）具身性與勞動研究

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身體逐漸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視角。在身體社會學領域中，國內研究者在經驗研究中尤其關注與疾病、殘障和醫(yī)療相關的身體體驗，在理論上闡釋具身性概念如何連接微觀的身體體驗和宏觀的社會結構、國家干預與社會規(guī)范（黃盈盈、鮑雨，2013；林曉珊，2011；吳心越，2021；余成普等，2019；袁長庚，2020）。將具身性帶入勞動研究的主要是直接涉及展示和消費女性身體的模特工作（Mears，2011）、性工作（Hoang，2015）與“審美勞動”（aesthetic labor）等概念（蘇熠慧，2018）。

值得強調的是，在不需要展示女性身體的專業(yè)工作中，具身性同樣重要。阿克爾（Acker，1992）在性別化的組織理論中指出，工作組織中的理想員工是 “抽象的人”（abstract man），即“去肉身化的人”，但現(xiàn)實生活中的勞動者是有身體的，身體的性別差異有助于男性貼合理想員工的形象。希林（2010：10）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可以理解為關于身體如何被吸納到資本主義生產技術中的討論。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對勞動者身體的監(jiān)控是管理控制的有機部分。在福柯理論的啟發(fā)下，工廠女工的身體成為流水線生產體制規(guī)訓（discipline）的對象（Pun，2005）。情感勞動（Hochschild, 1983）是勞動者的另一個身體面向——表現(xiàn)情感的身體語言被納入勞動過程管理的典型體現(xiàn)。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旨在超越社會學理論中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轉而強調結構/行動的二元性（duality）。希林（2010：189-91）強調，社會學的身體理論也應該超越“限制性的身體/意愿性的身體”的二元對立，強調身體兼具約束性與能動性的二元性。在醫(yī)療社會學研究中，個體/病人的身體如何被客體化，“病態(tài)”的個體又如何訴諸自己的身體體驗、重塑自己的主體性，構成了一對持續(xù)糾纏的命題。在勞動研究中，具身性同樣強調超越主客二分的分析方式，強調勞動者的身體既是被塑造、被控制的對象（作為客體的身體），也是行動的、有策略的身體（作為主體的身體）。例如，工廠女工被規(guī)訓的身體同時也是反抗的身體，身體的疼痛與夢魘是勞動者反抗的表達（Pun，2005）；女性模特在遭受身體規(guī)訓和男性凝視的同時也積極管理自己的身體，享受聚光燈下的美麗與自信（Mears, 2011）。毛婧瑀（Mao，2021）對少數(shù)民族女性歌舞表演者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不平等的性別規(guī)則為女性身體帶來限制的同時，勞動者在日常服務工作中會發(fā)展出相應的身體策略來改善自己的處境。廣義來說，“身體策略”的概念強調個體協(xié)調作為客體的身體與作為主體的身體間沖突的能動性（Hoang，2015）。

性別視角內在于具身性概念中。在前文提到的模特工作、性工作與女性服務業(yè)勞動者的研究中，性別視角都處于核心位置。生育是女性獨有的具身性體驗，和工作與家庭的關系緊密相關，尤其值得研究者重視。在互聯(lián)網公司中，生育過程增加了女性勞動者面臨的工作與家庭的沖突，最終加劇了職業(yè)生涯中的性別不平等（梁萌，2018）。

從這些傳統(tǒng)出發(fā)，本文借用具身性這一概念來理解女性程序員的勞動體驗。具體來說，男性職業(yè)對女性的排斥體現(xiàn)在特定的具身性后果中，同時女性勞動者也發(fā)展出相應的身體策略來回應性別化的過程。延續(xù)身體理論超越主客二分的思考路徑，本文關注作為客體的身體和作為主體的身體之間的緊張關系，同時呈現(xiàn)編程行業(yè)對女性的排斥與女性程序員的能動性。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經驗材料來自筆者在2018—2020年對50位受訪者的訪談（包括47個正式訪談和3個非正式訪談，其中男性受訪者共32名，女性共18名）。受訪者主要是在信息技術行業(yè)，特別是互聯(lián)網公司工作的程序員，通過個人關系網絡以及滾雪球的方式取得聯(lián)系，以面對面訪談（n=17）或電話訪談（n=33）的方式接受了半結構式訪談。在訪談前，筆者向受訪者介紹了研究背景、目的和基本思路。訪談主要圍繞日常工作體驗、職業(yè)規(guī)劃與期待、對編程工作以及其中的性別差異的看法、對管理方的態(tài)度等話題展開。正式訪談的時長約0.5~1.5小時，平均約為50分鐘。

本文的受訪者反映了信息技術行業(yè)勞動者以青年為主（年齡范圍在23~36歲，平均為27.8歲），受教育水平較高（包含碩士研究生學歷15人、本科學歷30人、大專學歷5人）的特征；而且涵蓋了不同的職位等級（從初級程序員到技術總監(jiān)），崗位類型（前端、后端、測試、運維等編程崗位）與就職企業(yè)背景（中小企業(yè)和互聯(lián)網巨頭）。除兩名實習生外，受訪者工作經驗在1~13年之間，平均工作年限為4.4年。具體來說，受訪者中有30名男性技術崗位勞動者（包括25名程序員、3名初級管理崗位程序員，以及2名專職技術管理人員），16名女性技術崗位勞動者（包括9名程序員、5名有編程經驗但已經離開相關崗位的勞動者，以及在美國從事編程工作者2人）。考慮到程序員崗位上男性數(shù)量占絕對優(yōu)勢，盡管筆者為尋找女性受訪者付出了額外努力，還招募了兩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女性程序員，但在總體樣本中男性程序員還是明顯多于女性。因為在實際工作中產品經理與程序員有密切的工作交流，本文也納入了4位產品經理（包括男性1位、女性3位）對程序員工作的看法。受訪者的工作地點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國信息技術行業(yè)較為發(fā)達的城市。

所有的正式訪談都在受訪者同意的情況下錄音，逐字轉錄后，使用NVivo12軟件進行了兩輪編碼分析。非正式訪談內容在訪談后由筆者根據(jù)記憶整理為筆記，也加入編碼分析中。受訪者信息均經過匿名化。部分直接引用內容經過筆者編輯，以方便閱讀。

四、程序員工作的性別化

（一）社會/技術的二元對立

與其他工程師職業(yè)類似（Faulkner，2007），受訪者對程序員的日常工作的描述體現(xiàn)出一種社會/技術二元論。其中技術面向主要包括按照編程語言的規(guī)則完成技術性的工作內容，社會面向主要包括日常工作中的人際互動和對互聯(lián)網公司的產品與業(yè)務的理解和思考。這兩個面向同時存在于程序員的日常工作中，常常相互交織、不可分割。很多程序員在訪談中表示，日常工作中最困難的不是編碼本身，而是各種溝通工作。多位受訪者將溝通能力列為和學習能力、邏輯能力同等重要的職業(yè)素養(yǎng)。程序員在日常工作中要面對不同的溝通對象，因而需要掌握不同的溝通方法。以前端工程師為例，他們既需要和后端工程師協(xié)調各種技術細節(jié)，也需要和用戶界面（UI）設計師交換使用的素材，還需要和產品經理確認頁面的功能設計與邏輯，有時還要充當他們的溝通橋梁。有六年工作經驗的J（男，前端崗位）表示：“比如說這東西點了以后沒反應，有可能是你這個前端頁面寫得有問題，有可能是后臺這個數(shù)據(jù)服務沒響應你。但是產品經理他肯定是來找你……所以說你在這個中間，你就作為一個溝通的橋梁”（2018RD2）。

程序員不僅需要良好的溝通能力，而且要“能從產品/業(yè)務的角度思考問題”，從技術角度對他們提出的需求加以調整。擁有九年工作經驗的技術團隊主管B（男）在談技術人員的期待時表示，“（產品經理）更多關注的可能是大的功能，對于細節(jié)可能會有遺漏。開發(fā)、UI或者測試可以給產品做一個補充。我們整個項目團隊是為這個項目一起考慮的，而不是說這是產品（經理）的事，不關我的事”（2018RD9）。在日常工作中與程序員密切合作的產品經理也期待程序員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剛剛進入新公司的產品經理H（男，五年經驗）特別希望技術人員能在工作中給出建議，因為他們更熟悉系統(tǒng)中的各種技術細節(jié)與歷史問題，可以幫助他在產品設計中避開很多問題（2018RD3）。

創(chuàng)業(yè)公司算法工程師A（男，三年經驗）描述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思想轉變，這種轉變在程序員中并不罕見。他最初覺得，“我是做技術的，我為什么要給你搞這個業(yè)務？”后來發(fā)現(xiàn)，“沒有業(yè)務的話，其實也不可能會有技術”，所以“現(xiàn)在我要做一些技術的工作，還要做一些業(yè)務的分析，為下一步我們該如何調整產品做一些分析”（2020RD40）。男性測試工程師F表示，測試工程師必須“類似于最終用戶去體驗、去檢測軟件，但是可能對你的要求還要更高，因為你要考慮到不同人的體驗、不同人的需求”（2018RD8）。

很多受訪者在描述日常工作時提到了編程工作中的社會/技術二元論，而在談到程序員中的性別差異時，則將這種二元論轉化為社會面向與技術面向的二元對立。其中技術面向代表編程的“硬技能”，對應著邏輯、理性、抽象思考能力和對代碼技術的鉆研，社會面向代表日常工作中的“軟技能”，對應著感性、細心、溝通能力和情感化的表現(xiàn)。如圖1所示，訪談資料顯示，技術面向往往被視為男性更適合、更擅長的領域，而社會面向被視為女性所屬的領域。這兩個面向并非同等重要，只有技術面向被視為編程工作的核心，社會面向遭到忽視或者貶低。

例如在談到日常工作時間分配時，很多程序員（包括一些女性程序員）自然而然地提到，每天“真正”用在編程上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這種表達暗示其他溝通與協(xié)調的工作不屬于“真正的”編程工作。在被問到給有志于編程的女性什么建議時，擁有六年工作經驗的I（男）建議可以“學完之后轉產品經理，知己知彼”（2020RD33）。這個職業(yè)建議暗示著技術面向的編程工程應該由男性負責，女性應該轉向更偏向社會面向（了解與分析用戶需求）的產品經理工作。測試工程師F（男，七年經驗）甚至認為，即使測試需要了解不同用戶的不同行為與心理，男性也比女性更適合測試工作。“男生可以偏向技術方面發(fā)展，可以做自動化或者性能（測試）。這方面他要比女生有優(yōu)勢一些。因為一般女生不喜歡看代碼，她一看覺得好煩啊，所以女生這方面強一點的很少”（2018RD8）。

盡管被歸屬于女性的社會面向被貶低或忽視，這并不意味著女性程序員不享受編程中純粹的技術樂趣（Faulkner，2000）。事實上，訪談資料顯示，女性程序員和男性程序員群體有類似的多樣性：既有人喜歡技術中簡單、純粹的美感，也有人高考后盲目地選擇了這個專業(yè)，只是為了較高的收入而從事相關工作。多位女性受訪者強調了在從事編程工作中她們解決bug（程序錯誤）后的滿足感與成就感。為了工作需要自學編程的S（女，創(chuàng)業(yè)公司，三年經驗）不僅沒有覺察到女性在編程中的劣勢，而且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女性力量”和“單純的編程的快樂”（2019RD11）。在美國一家注重性別平等的科技企業(yè)工作兩年的Z（女）認為，在性別氛圍相對寬松的工作環(huán)境中，女性更容易自由地表達她們對“技術本身”的興趣（2019RD16）。

在社會/技術二元對立思想的基礎上，性別差異常常被本質化（essentialized），被用來解釋為何男性更適合編程工作。這些觀點包括：男性更擅長邏輯思維，思維也更加靈活；男性更適應數(shù)學或理科的思維（而女性更喜歡學文科）；男性對編程更感興趣、更愿意做技術性的工作，因此編程在男性眼里更輕松（而女性容易產生畏難情緒）；男性學習能力更強，而且主動學習（而女性是被動學習），在學習編程知識時更喜歡鉆研（而女性只是淺嘗輒止、工作夠用就好）。即使在另一位女性程序員在場并表達反對意見的情況下，Q（技術小組長，男，四年經驗）依然表示：“在排除一些例外的情況下，男生的邏輯性會更好一點”（2020RD34）。這種關于性別差異的觀點非常普遍，甚至一些女性程序員也有類似看法。

在這種觀念影響下，女性程序員的工作能力與技術實力往往遭到懷疑或貶低。一些男性程序員認為，在招聘過程中，一些團隊對女性程序員的招聘要求會降低。例如前文引用過的Q表示，他的團隊中招聘女性只是為了“調節(jié)氣氛”。盡管很多男性程序員也會用“搬磚”這樣的字眼來形容自己的工作，以此調侃編程工作中很多“復制、粘貼”類的重復性勞動，但在提及女性程序員的工作時，這種重復性勞動便可能成為她們技術能力不足的體現(xiàn)。

多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網絡上流傳的一類主題為“當女程序員遇到問題”的模因圖（meme）。這類模因圖用對比的方式描繪了男性程序員和女性程序員在工作中遇到問題時的不同處境：男性程序員抓耳撓腮，只能獨自冥思苦想，而女性程序員身邊圍滿了想要幫助她解決問題的男性同事。這種模因圖反映了網絡潮流文化中對女性程序員工作能力的貶低。在受訪女性程序員的實際工作體驗中，她們從來沒有得到這樣的優(yōu)待。的確有部分受訪者表示，在招聘面試與日常工作互動中，一些女性程序員可能會被優(yōu)先考慮（見下節(jié)討論）；有女性程序員也發(fā)現(xiàn)，在日常工作中，一些男同事可能會更加友好地配合她們；但正如C（創(chuàng)業(yè)公司開發(fā)崗位，女，兩年經驗）所說，得到工作的前提是“技術很好，至少還說得過去”，如果只是長得好看，但是技術上“問這也不會、問那也不會，其實反而會招黑”（2019RD12）。在一家創(chuàng)業(yè)公司擔任技術總監(jiān)的L（男，八年經驗）在描述他所管理的男性程序員和女性程序員的差異時表示，女性程序員“抗壓能力比較差，情緒比較容易崩潰”，但是即使如此，“哭完還是得繼續(xù)做，把工作完成”（2018RD5）。

這些對性別差異的看法進一步體現(xiàn)在程序員的勞動分工上。在那些被認為需要更多邏輯思維能力和編程能力的崗位上，男生的比例相對更高；女性進入程序員行業(yè)時，也會被建議選擇那些不需要“太多”邏輯或者不需要“太多”數(shù)學的崗位（Campero，2021）。一般來說，人們認為負責后臺邏輯與數(shù)據(jù)的后端開發(fā)崗位比負責前端邏輯與界面的前端開發(fā)崗位更需要抽象思維能力與編程技巧，而測試崗位比前后端開發(fā)崗位所需要的編程技能要少（孫萍，2019）。訪談中很多程序員提到，在他們工作過的開發(fā)團隊中，前端崗位上的女性比后端崗位上的多，測試崗位上的女性又比開發(fā)崗位上的多。當被問到對女性程序員的工作建議時，在創(chuàng)業(yè)公司擔任iOS軟件開發(fā)的E（男，五年經驗）推薦女性做偏美工類、編碼工作少的崗位。

我建議（女生）學一下H5開發(fā)寫網頁或者是UI設計，這兩個是我強烈推薦的，女生做的挺多的。首先它不是那么難，特別是我感覺你做UI設計，每天去設計一些美好的東西，感覺對自己形象、各種審美都有提升（很有幫助）。（2020RD30）

本科非計算機類專業(yè)的X（女）希望通過培訓課程走上程序員崗位，她發(fā)現(xiàn)在報名時，“前端都是女生，后端基本是男生”，因為培訓機構的培訓人員暗示前端更簡單、更適合女性（2020RD29）。這種性別化的等級分工觀念讓前端以及測試崗位的女性程序員承受了“技術不好”“不愿意/沒有能力做后端”的污名。事實上，前后端開發(fā)的學習難度取決于所學習的語言和日后從事的工作。實際工作中的情況也是如此。擁有六年前端開發(fā)經驗的女程序員M提到，“可能現(xiàn)在前端、后端都差不多，因為前端現(xiàn)在很重，很多邏輯其實放在前端”（2019RD17）。正是因為看到前端開發(fā)的技術正在日趨成熟，N（前端開發(fā)，女，六年經驗）才在從事全棧開發(fā)工作（不同分工都有涉及的開發(fā)工作）兩年以后選擇了前端崗位（2019RD15）。

工作場所中這些因為歷史和性別偏見原因而存在的等級分工“驗證”了很多程序員對于性別差異的看法。“女性不適合這些崗位”和“這些崗位中女性確實更少”構成了某種“循環(huán)論證”。在“技術性更強”的崗位上，女性更容易被排斥。結果，由于做編程工作的長期職業(yè)發(fā)展受到了限制，女性也更可能提前考慮轉行，從事其他更可能有長期發(fā)展的職業(yè)。在培訓報名時不顧性別偏見、堅持選擇從事后端開發(fā)的女性程序員O（創(chuàng)業(yè)公司，三年經驗）表示，她還是想要“慢慢過渡到產品崗位上”，因為考慮到“不可能一直做（基層）碼農，所以你要往上升的話，要么產品經理，要么做到架構（工程）師。但是架構師的話，肯定是那種邏輯能力強、技術比較厲害的人。對我來說，技術比較厲害、邏輯比較強的話，不太適合我，所以往產品上面可能會更適合我一些”（2020RD29）。

在很大程度上，女性的這種想法源于缺乏技術崗位上的角色榜樣。女性程序員R畢業(yè)于計算機相關專業(yè)，但從業(yè)后選擇逐漸轉行做項目管理。她提到：“因為其實我感覺現(xiàn)在公司里做到這個層次（資深開發(fā)崗位）的女生就不多……可能是因為現(xiàn)在公司里面發(fā)展得比較好的、這種行業(yè)里面發(fā)展得比較好的也都是男的，所以會讓人感覺可能女生就也很難發(fā)展到那兒”（2019RD10）。

在女性更容易被排斥到相對低等級或非技術崗位的情況下，女性程序員的“身份合法性”，尤其是她們成為技術人員的真誠性（authenticity）更容易被質疑（Faulkner, 2011）。例如，有五年經驗的男性產品經理H表示，在日常工作互動中他會“更信任男性程序員”（2018RD3）。在程序員群體內部，對女性程序員的身份合法性的貶低更為直接和嚴重。一些男性程序員會直接質疑女性職業(yè)選擇的真誠性。擁有十年工作經驗的P在訪談中表示，他從高中時就自學編程，因為自己對編程有發(fā)自內心的興趣。但是女性不會將寫程序當成“一個職業(yè)”“一件值得一生去追求的事情”（2020RD46）。同時，對技術缺乏熱情、只把編程當作謀生工具的看法并不會讓男性程序員產生“身份認同”的危機。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訪談中，有三年經驗的女性程序員G在回憶自己的求學經歷時會主動提到，“當時專業(yè)不是自己（主動）選的”，“也不會把編程當作一種興趣”，她因此感到自己的程序員身份缺乏合法性（2019RD13）。

（二）加班文化與性別角色分工

加班文化指的是高科技行業(yè)普遍存在的對員工超時勞動的要求，例如“996”工作制、以彈性工作制為名的超時勞動等（梁萌，2019；Li，2022）。在加班文化的主導下，很多受訪者表示“這個行業(yè)不看性別”。他們強調，在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上，性別不是市場競爭的關鍵，關鍵是個人的能力與技術。但是，工作組織中的加班文化也有性別化的后果。

在被問到程序員最重要的特質時，程序員和產品經理都提到按時完成工作、解決問題的“責任心”。由此可見，超時勞動完成工作任務不僅是管理者的要求，也成了關乎程序員敬業(yè)精神的一項道德責任。面對超時勞動的要求，很多受訪者認為男性更加“抗壓”。“抗壓”既包括能夠長時間工作，也包括面對工作壓力時的心態(tài)問題。如前所述，創(chuàng)業(yè)公司技術總監(jiān)L（男）表示，女性程序員面對超出自己工作能力的任務時“心態(tài)可能會崩潰”（2018RD5）。一些女性受訪者也相信男性更能長時間工作。研究生學習計算機相關專業(yè)的R在實習時從事了一年多編程工作，她“工作到晚上八九點，感覺已經是我的極限”，但周圍很多男性程序員“十一點、十二點下班感覺都是蠻平常的事情”（2019RD10）。女性的身體條件也被認為不適合長時間加班（見下節(jié)討論），太晚下班在路上也可能不安全，所以一些團隊為了“照顧女生”而不讓女性加班太晚。

一些女性程序員主動選擇遠離這種加班文化。正如C所說，她希望“正常工作之外，有一些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工作把我的時間都壓榨干凈了”（2019RD12）。加班文化也會消磨女性程序員對編程本身的興趣。R在研究生學習與實習過程中都能感受到編程的樂趣，但體會到超時工作的壓力后，她畢業(yè)時選擇了項目管理崗位。

因為在學校你干這個的壓力跟你工作干這個的壓力不一樣嘛。我覺得，在學校是在一個很輕松、沒有那么大壓力的情況下編程，其實我感覺自己還是蠻喜歡的。但后來出來實習之后發(fā)現(xiàn)，其實并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2019RD10）

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被照顧”，遠離加班文化的女性勞動者不再是工作組織中的“理想員工”。同時，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分工觀念影響并合理化了不同的選擇。當然，男性程序員也會感受到超時勞動對生活與健康的侵蝕。例如日本男性更可能會成為“過勞死”現(xiàn)象的受害者（森岡孝二，2019）。男性程序員也在訪談中提到工作與生活無法平衡的困擾，但對他們來說，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擁有九年工作經驗的B（31歲，男）如今擔任技術團隊管理工作，在被問到日益增加的家庭責任是否影響他加班時，他表示否定。

不會。主要是工作和生活你更重視哪一個。如果你更重視家庭，你可以把更多的時間放在家庭上；但是如果你事業(yè)心比較強的話，你可能會花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自然而然陪家人的時間就少了。

（問：如果一家互聯(lián)網公司給你一份996的工作，你會考慮嗎？）

我可能會考慮他這份工作能給我?guī)硎裁础ξ壹彝サ挠绊懀C合考慮一下，如果給我?guī)淼幕貓蟠笥诮o我生活的其他影響，那我就會考慮。（2018RD9）

當他們“選擇”事業(yè)時，男性程序員對事業(yè)的投入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有時甚至被描述為“養(yǎng)家糊口的壓力下”的被迫選擇。與之相對，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需求往往被用來合理化女性職業(yè)發(fā)展上的犧牲（Padavic et al.，2020），一些女性程序員會主動考慮將精力轉向家庭領域。特別是對于需要不斷學習、持續(xù)更新技術能力的編程工作來說，女性程序員在結婚之后可能要面臨嚴重的精力分配困境。在某創(chuàng)業(yè)公司擔任前端開發(fā)的女性程序員D表示：“因為我覺得女生結了婚之后，她肯定要為家庭承擔一部分時間，但是做開發(fā)這個東西，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你可能沒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投入到這個學習中”（2018RD6）。在數(shù)據(jù)處理崗位工作的女程序員K也表示，“特別是如果女生以后要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不得回家干點家務活啥的；男生即使不加班，他回到家里，他也不干活呢”（2019RD27）。

有了照料勞動的責任后，女性能夠投入工作的時間可能會進一步減少。項目管理崗位的R（女，一年經驗）和算法工程師T（男，兩年經驗）都提到，在面對加班的要求時，“不可能兩個人都這么忙”（2019RD10；2019RD24）。這時，女性更可能會為了家庭責任而放棄需要加班的編程工作。

五、具身性：被動的身體與主動的身體

程序員工作的性別化過程體現(xiàn)了女性面臨的歧視與排斥，與此同時，很多研究者強調不應該忽視女性勞動者在“男性職業(yè)”中管理自己的職業(yè)認同和規(guī)劃職業(yè)生涯的能動性（Denissen，2010；Hatmaker，2013；Khilji & Pumroy，2019；Yu & Jyawali，2021）。卡茨（Katz，2004）在討論能動性這一概念時提出，能動性包含個體在困境中的韌性、在既有結構下改變個體處境的努力以及對現(xiàn)有結構的抵抗等多種維度。在中國科技行業(yè)中，女性程序員也并非處于完全消極被動的狀態(tài)，而是嘗試在工作場所與職業(yè)規(guī)劃中發(fā)揮能動性。研究者應該同時關注女性程序員被排斥的體驗和她們發(fā)揮能動性的過程。具身性概念提供了一種超越主客二分的分析路徑，可以同時揭示女性程序員被排斥的體驗和她們管理日常工作與職業(yè)生涯的能動性。

前文所分析的程序員工作的性別化過程有明顯的具身性特征。下面的例子雖然有刻板印象的性質，但是真實地反映了投入工作而疏于自我照顧的具身性后果。在科技企業(yè)中，極客文化最主要的具身性特征是外形上的“不修邊幅”與衣著打扮上的隨意，例如社交媒體上流傳著程序員“脫發(fā)”“不洗頭”“好幾天不洗澡”的調侃和“程序員形象邋遢”的偏見。最極端的例子是在辦公室中穿著短褲、人字拖、帶公司標志物的T恤。Y（巨頭企業(yè)開發(fā)崗位，男，一年經驗）描述了這種不在意著裝的態(tài)度。

有一個特性是真的，程序員穿著打扮這一方面，都是爆款。你只要看到一個同事穿一件新衣服，你只要上淘寶一搜這件衣服，往款式一搜排行第一的，一定是那一件。（2020RD42）

外形與著裝的隨意不僅暗示了程序員的身份認同，而且有技術等級差異的意涵。外形上“不修邊幅”可能代表著個人對技術的高度投入與自信。在某家跨國企業(yè)工作的軟件工程師O提到，“公司內部的話，技術上反而會有一種感覺，穿得特別邋遢的人他的技術一定非常好。因為感覺他特別像一個硬核的程序員，尤其像在硅谷的公司，你穿一件公司T，穿個拖鞋，這是最常見的打扮”（2020RD49）。

加班文化也有類似的具身性特征。長期超時勞動可能對身體健康造成損害，最直觀、最常被程序員群體提及的是掉頭發(fā)或禿頭，也包括皮膚差、沒時間打扮、不化妝、穿衣隨意甚至沒有時間洗澡。這些身體特征和加班文化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分別在一家創(chuàng)業(yè)公司和巨頭企業(yè)從事開發(fā)工作的U和Y（均為男性）生動地描述了他們工作的狀態(tài)。

每個人每天都是24個小時，我們也沒憑空多出幾個小時，那么多工作一下子壓過來，肯定就得加班加點干。有時候一加班加到十一二點，一整就是一宿，第二天還得上班，怎么辦？別說洗頭發(fā)洗臉了，有時候為了多睡5分鐘，我一個星期不洗澡都有可能。你說這種強度、這種壓力下的工作，頭發(fā)能不掉嗎？也沒有時間去管理自己的身材。（2020RD32）

因為大家也沒有時間去搞那些東西（穿衣打扮），而且也不在意。因為我平常穿拖鞋，這樣就不用洗襪子了，就可以早點睡覺。（2020RD42）

（一）工作場所中的被動與主動

在工作場所中，女性程序員可以選擇“同化”（assimilation）策略，“體現(xiàn)”（embody）出和男性同事類似的特征。例如在工作占據(jù)大部分時間的狀態(tài)下，一些女性程序員會用“糙漢子”“很糙”這樣的詞形容自己。對她們來說，“早上上班化妝、晚上下班卸妝”是在浪費僅剩的休息和娛樂時間。考慮到日常工作社交的范圍有限，C提到，“大家都這么熟了，什么樣子沒見過”（2019RD12），所以化妝沒有必要。

然而，相似的具身性后果對兩種性別的社會意涵是不同的。掉頭發(fā)或皮膚不好對女性程序員來說是更負面甚至是災難性的后果。黃盈盈和鮑雨（2013）發(fā)現(xiàn)，在乳腺癌的治療過程中，掉發(fā)有強烈的符號作用，提醒女性患者在身體呈現(xiàn)方面的異常感。對于程序員來說，脫發(fā)問題雖然比較輕微，但也發(fā)揮著明確的符號作用，提醒女性程序員她們的女性氣質會因此受損。訪談中，男性程序員提到“女生還是應該比較關注自己的外在”，“誰希望自己剛30歲就變成個黃臉婆，頭發(fā)還賊少”，甚至“化妝品（花費）可能比程序員一個月的工資還高”（2020RD36）。女性受訪者也擔心“我熬夜賺的錢夠不夠我買護膚品”，希望可以找個“對身體或者皮膚更好一點的工作”（2019RD12）。簡而言之，選擇同化的策略會導致女性氣質受損。

但是，女性程序員如果“體現(xiàn)”出更多的女性氣質（無論是重視外貌還是顧慮月經等生理過程），其職業(yè)身份可能會被貶低。在工作場所中，女性程序員注重化妝、穿衣打扮等行為被視為不專業(yè)的體現(xiàn)。工作多年的女程序員N發(fā)現(xiàn)，“雖然你是女生，但是你做了社會上覺得男生應該做的工作，那你就應該是個男人”（2019RD15）。

女性程序員如果展示出對外表的關注，她們作為程序員的身份合法性會遭到質疑。“你作為一個女程序員，你去打扮，他反而覺得你不應該，他甚至會覺得你這是一種不專業(yè)的表現(xiàn)。因為他覺得，女程序員要靠你的腦子、你寫代碼的能力去做……因為一個人的時間、精力就那么多，你把精力花在這方面，你另一方面肯定就少了。他覺得你把這個東西花在外表上面，那你是不是在工作、真正需要投入的方面花費的太少了”（2019RD15）。

正如前文所說，程序員職業(yè)中現(xiàn)存的性別化的等級分工和女性不適合技術性的崗位的看法構成了“循環(huán)論證”。從身體視角看，程序員職業(yè)中對女性氣質的排斥與女性不適合編程的看法也構成了類似的“自證預言”：在外貌與打扮等方面展現(xiàn)女性氣質的女性程序員在工作場所遭受質疑，而其結果又被用來證明女性不適合編程。

在這種環(huán)境中，N在著裝打扮上的策略是上班時選擇相對簡單樸素的白色T恤等容易融入程序員工作團隊和職業(yè)場所的打扮，在周末外出游玩、約會等場合化妝打扮，選擇連衣裙等更女性化的服裝。這樣的選擇在女性程序員中并不少見。通過這樣的身體策略，女性程序員可以協(xié)調職業(yè)認同與女性氣質呈現(xiàn)之間的沖突，增加在職場中的韌性。

作為女性獨有的身體體驗，月經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工作場所中性別化的身體解讀的一部分。對于加班文化所要求的極端工時來說，月經可能帶來的身體疼痛以及伴生的情緒負擔可能會影響女性員工的工作產出。一些男性員工傾向于夸大女性在月經期的負面情緒，這反過來進一步塑造了男性是具有穩(wěn)定產出的理想員工的形象（當然，男性程序員在日常工作中同樣需要情緒管理工作）。值得強調的是，“月經疼痛的身體”僅僅在加班文化中才有問題。在北京一家跨國企業(yè)工作的O（男）提到，如果有更靈活的上班時間安排，月經疼痛、需要休息等狀況不會影響該公司女程序員的工作產出，因為她們可以選擇在家辦公，或者靈活地把工作安排在其他時間（2020RD49）。

與此同時，擁抱女性氣質也可以為女性程序員帶來自信和優(yōu)勢。在求職面試中，女性程序員可以利用其相對稀缺性增加面試成功的機會。擔任技術團隊管理工作的B（男）分享了一個關于女性程序員求職的笑話：“一個女學霸去面試，問她什么她都會，C語言也會，Python也會，最后呢，不合格。另外一個女的長得很漂亮，但什么都不會，這個會嗎？不會。沒關系，我可以教你。另外一個會嗎？不會，沒關系，我也可以教你，然后她被錄取了”（2018RD9）。

盡管這種話語貶低了女性程序員的職業(yè)技能，但是女性程序員也會策略性地認可和利用這種“性別優(yōu)勢”。研究生學習計算機相關專業(yè)的R在找工作時發(fā)現(xiàn)，“有很多確實技術方面我覺得比我能力強的男生，我拿到這家公司的offer，但他們卻沒有拿到，所以我覺得確實是在找工作方面占有一定優(yōu)勢”（2019RD10）。畢竟，只有在獲得相應工作機會之后，女性程序員才有機會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挑戰(zhàn)所在團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排斥女性的過程與女性程序員發(fā)揮能動性的過程同時體現(xiàn)在女性程序員展現(xiàn)女性特質的身體策略中。

女性程序員還可以通過化妝、盛裝打扮等方式凸顯女性氣質，增加自己在職場日常互動中的自信。在美國科技公司工作的女性程序員Z提到：“重要場合比如說做presentation，整個人特別怏、很懶散的狀態(tài)，如果你還要跟別人爭論的話，感覺說服力不夠。化完妝以后，整個人看起來會更加精神奕奕。你出門之前看下，覺得自己特別美，自信心會暴漲。這樣（展示）達到的效果比較好。另一方面，面對面的交流當中，形象也是讓大家舒服的一種方式。如果你不修邊幅什么的，對方很難會有l(wèi)ong-term attention（長期注意力）在這上面”（2019RD16）。

（二）職業(yè)規(guī)劃中生育的身體

除了工作場合中女性氣質的呈現(xiàn)之外，女性的身體會不可避免地被視為生育的身體。即使女性程序員并沒有結婚生子的打算，想要專注于技術與職業(yè)發(fā)展，但出于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期待，企業(yè)的招聘部門依然會將適齡女性程序員的身體視為（潛在的）生育的身體，從而形成對女性求職者的歧視，特別是導致26~30歲未生育的女性程序員面臨困境。即使是明確表示“暫時不會生育”，女性程序員也可能不被企業(yè)信任。性別歧視的陰影始終籠罩著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生育年齡的女性程序員。

這個社會上存在的東西，哪怕是沒發(fā)生在你身上，你其實還是會對它有所恐懼……如果要說我是什么時候真正地感受到，就是面試的時候，他看你是女生、看你到適婚年齡之后，他會問你一些關于這方面的打算問題，面試官會問，HR也會問。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直觀的感受。（2019RD15）

在這段引文中，“這方面的打算”指的是女性的生育計劃。在求職面試過程中，男性候選人可以成為沒有肉體的“抽象的人”，女性候選人生育的身體卻成為企業(yè)考察的對象。這代表了作為客體的身體被審查、被排斥的體驗。

不過，女性程序員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人生規(guī)劃，主動規(guī)劃自己的身體，盡管有時候要以暫緩或者調整職業(yè)發(fā)展為代價。一些女性程序員選擇了靈活的職業(yè)發(fā)展策略，提前規(guī)劃離開程序員崗位，同時發(fā)揮技術背景的優(yōu)勢，從事相關的產品經理、項目管理等工作。考慮到女性程序員在結婚生子后“就不會把重心放在技術的研究上”，這樣自己對公司、對社會可能就“沒有太多的價值”，所以計算機相關專業(yè)的研究生V（女，實習產品經理）初入職場時就考慮從編程類崗位換到產品經理崗位（2019RD18）。

數(shù)據(jù)分析崗位的女程序員K也意識到類似的困境：“有小孩之后，如果沒有幫忙照顧小孩的人，很多女性要先回歸家庭，但我不想在家待著”。為了緩解這種困境，她選擇離開這個要求個體勞動者超時勞動、過度投入的工作環(huán)境。她計劃“有了小孩之后不干這個（工作），或者說不在北京了，回到我們自己老家那邊，也要干點其他事情”（2019RD27）。這段話說明，即使遭到技術崗位排斥、從競爭激烈的一線城市遷移回家鄉(xiāng)，K也要堅持工作，以避免徹底退出生產領域。女性程序員試圖尋找平衡工作與家庭的工作機會的嘗試是她們規(guī)劃生育計劃的一部分。這體現(xiàn)了女性勞動者希望掌握生育的身體、為增強自身在職場中的韌性付出的努力，盡管這有時意味著她們需要退出競爭激烈的高科技行業(yè)，轉而從事其他行業(yè)的工作。

另一種常見的選擇是在生育期暫緩職業(yè)發(fā)展。擁有六年工作經驗的前端開發(fā)工程師M（女）一直為工作和技術提升投入大量精力，她感覺現(xiàn)在的工作過于輕松、沒有學習的機會，可能會影響她的職業(yè)發(fā)展；但是剛剛結婚的她感覺“差不多到了該生孩子的年紀”，考慮到二十八九歲且沒有孩子的女性程序員在求職時可能遭遇的歧視，她決定暫時推遲職業(yè)的發(fā)展，先備孕和生育。在照料勞動最密集的兩三年過去之后，她可以重新投入到職業(yè)發(fā)展中（2019RD17）。但是職業(yè)生涯一旦中斷，女性在職場上的晉升可能會明顯落后于男性，生育后女性對工作的投入也可能明顯下降（梁萌, 2018）。女性程序員必須在作為客體的被限制的身體和作為主體的行動的身體之間做出艱難的妥協(xié)。

六、結論

本文詳細刻畫了促使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中程序員職業(yè)性別化的兩個互相強化的過程。在職業(yè)層面，作為工程師職業(yè)的一種，軟件工程的社會/技術二元論（dualism）被分裂為社會面向與技術面向的二元對立。編程工作的技術面向被歸為男性領域，被歸為女性的社會面向遭到以男性為主的程序員群體的忽視或貶低。在職業(yè)內部分工中，男性占據(jù)著技術與邏輯上更加復雜的工作，這被視為男性更有邏輯與抽象思考能力、更適合編程工作的證據(jù)，進而強化了性別化的等級分工。女性程序員不易找到長期職業(yè)發(fā)展的角色榜樣，因而更可能主動提前離開編程行業(yè)，這也強化了女性不適合編程工作的刻板印象。程序員職業(yè)中現(xiàn)存的性別化的等級分工和女性不適合技術性崗位的看法構成了“循環(huán)論證”。在工作組織層面，高科技行業(yè)存在要求超時勞動的加班文化。在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期待下，男性程序員被視為能夠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理想員工”，而女性則在孩子的生育與照料中承擔得更多，既可能因此主動遠離加班文化，也可能被動地因為雇主的歧視而喪失工作機會。

具身性這一概念可以連接微觀的身體體驗與結構性因素，超越限制性的身體/意愿性的身體的二元對立，強調作為客體的身體與作為主體的身體的統(tǒng)一。在對程序員工作性別化的分析中，具身性有助于同時理解職業(yè)文化與加班文化對女性的排斥（作為客體的身體）和女性重新協(xié)調性別認同與職業(yè)認同、規(guī)劃職業(yè)發(fā)展的能動性（作為主體的身體）。具體來說，程序員的職業(yè)文化與企業(yè)中的加班文化排斥女性程序員女性氣質的具身性表現(xiàn)，排斥她們生育的身體；同時，女性程序員也在策略地利用女性氣質可能帶來的自信與優(yōu)勢，靈活地規(guī)劃自己的職業(yè)選擇，以增強自己在男性化職業(yè)中的韌性，努力把握她們的職業(yè)自主性。這說明盡管男性化職業(yè)中的性別規(guī)則會給女性帶來結構性的限制，但是女性程序員也可能會根據(jù)具體的工作情境與社會條件，利用甚至轉變這些性別規(guī)則。本文的分析說明，具身性概念提供了一種超越傳統(tǒng)理論中技術與社會、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二元對立的分析路徑，通過一種超越主客二分的分析方式，展示了個人既受到特定社會結構的束縛，又有積極調整自身策略與行動的能動性。

本文的發(fā)現(xiàn)啟發(fā)研究者重新思考在中國語境下應如何運用職業(yè)與工作組織這兩種討論職場性別不平等的理論路徑。在職業(yè)層面，社會/技術的二元對立和等級化的內部分工是程序員職業(yè)排斥女性的主要機制，這和西方科技企業(yè)中的極客文化并不完全一致。現(xiàn)有西方研究通常將科技公司的加班文化視為程序員的極客文化的一種延伸（Cooper，2000；Kunda，2006；Wu，2020）。但是，中國科技公司中的加班文化主要源于市場競爭的壓力和管理者的設計（Li，2022），獨立于程序員群體的職業(yè)文化。職業(yè)和工作組織兩個層面對女性程序員的排斥是相對解綁的，呈現(xiàn)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過程（盡管當前其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從勞工研究的視角看，加班文化是企業(yè)管理者減少勞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適應市場競爭的必然選擇。為了鼓勵勞動者投入加班活動，管理者也需要特定的規(guī)范性控制手段，以協(xié)調勞動者的主體性與加班文化的關系（李曉天，2023）。所以，作為勞動控制的管理策略可能“意外”地加強編程工作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本文呼吁更多研究從交叉性（intersection）概念出發(fā)，關注中國科技行業(yè)中性別與勞動議題的交叉。

近年來，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編程行業(yè)，女性程序員的收入也穩(wěn)步提升（周姝祺，2020）。一些社會力量也在積極推動女性學習編程知識，“程序媛”等強調女性程序員身份認同的詞匯開始流行。在職業(yè)層面，軟件工程專業(yè)中的性別平等議題已經進入公眾視野。本文強調，工作組織對超時勞動的期待同樣對女性有巨大的排斥作用。為了促進以編程工作為代表的工程師行業(yè)的性別平等，不僅要改變性別化的職業(yè)特征，也需要改造以加班文化為代表的性別化的工作組織。技術/社會二元對立的思想過度強調編程工作的技術面向，同時暗示社會面向的工作屬于產品經理、運營與設計等崗位。這種技術/社會分工的思路將產品經理等工作視為社會面向上“理解人的需求”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產品經理等工作崗位可能被視為“更適合女性”。但是，產品經理、運營等崗位上的員工同樣也受到科技企業(yè)中加班文化的影響，這又意味著男性優(yōu)勢。工作崗位的性別含義與工作組織中的性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在這里變得更為復雜。本文呼吁針對高科技行業(yè)中不同崗位的性別問題開展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