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演員拿全部身家給志愿軍捐飛機，驚動中南海，毛主席：了不起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北京，春雨初霽。夜幕里，懷仁堂的燈光溫黃而柔和，一曲《拷紅》剛落，觀眾席爆出雷鳴般掌聲。毛澤東微微欠身，伸出手，對臺上那位身著水袖的小個子女演員說道：“你這個香玉，了不起嘛。”這不是一句客套，而是對她半年前那場舉國皆知的義舉的肯定。

毛澤東為何如此動情？時間撥回到一九五一年仲夏。全國電波里傳來急促播報——“志愿軍某高地連遭百余架敵機轟炸”。山河為之震顫，千里之外的西安，一位方才結(jié)束排練的豫劇名家捂著胸口聽完新聞，淚如雨下。她叫常香玉，二十八歲，已是豫劇舞臺的頭牌。那天夜里，她對丈夫陳憲章說了句響亮的話：“咱給前線買架飛機，可行？”陳憲章只回了一個字：“行！”

話出口容易，錢從哪來？常家不算寒門，可“買飛機”是天文數(shù)字。她二話不說，賣房子、賣卡車、連孩子脖子上的金鎖都摘了，又把多年積攢的公債全部兌現(xiàn)。三名孩子最大的八歲，最小才三歲，夫妻倆狠下心把他們送進(jìn)西安保育院：“媽去替你們守大天空。”短短兩日，他們湊出第一筆經(jīng)費，但遠(yuǎn)不足以支付一架米格—15的價格。常香玉給劇社下命令：“走，義演！”

這一走便是半年。八月七日離秦嶺，先到開封，后赴鄭州、新鄉(xiāng)，再南下漢口、廣州。白天搭臺，夜里趕路，連軸轉(zhuǎn)。一張戲票兩角錢，觀眾卻常掏一塊，找零都不要。新鄉(xiāng)劇場免租費，工人幫忙搬景片時撂下一句：“支持志愿軍，咱不能含糊。”到了廣州，時任市長葉劍英送來一條寫著“愛國藝人”的條幅；一位南洋歸僑當(dāng)場摘下手表遞給后臺，“拍了當(dāng)票錢吧”。山海之間，陌生人暖意如潮。

一百八十場戲，足跡跨七省。翌年二月七日，常香玉把籌得的十五億二千萬舊幣匯往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郭沫若親自開收據(jù)并致電感謝——那架戰(zhàn)機后來被命名“常香玉”號，又改稱“香玉劇社”號，編號醒目地漆在機身。消息傳到北京，《人民日報》連續(xù)報道，周恩來總理接見她時笑著說：“香玉同志，你做了大事，全國人民領(lǐng)情。”

輿論正熱，外界卻很少知道她早年的硝煙。常香玉本名張妙玲，一九二三年九月生于河南鞏縣董溝窯洞。父親張福仙是跑碼頭的豫戲伶人，家族嫌唱戲丟臉，信里斬釘截鐵：“不準(zhǔn)再姓張。”于是小妙玲拜常老大為義父，改名常香玉。九歲開嗓，十五歲能連翻十幾個“虎撲滾”，父親練功極狠，練不好就斷飯。日軍侵華后，她跟班子一路西走，洛陽、西安，邊逃難邊唱戲。二十一歲嫁給愛國知識分子陳憲章，抗戰(zhàn)歲月里義演募捐、救助難民，一句“國家的難，就是自己的難”伴她一生。

一九四九年，五星紅旗升起，戲子變“藝術(shù)工作者”。常香玉自愿減薪，剩余錢都買建設(shè)公債。新中國百廢待興，她想著“幫國家把窟窿補上”。這種樸素心思，最終醞釀出捐飛機的決定。倘若沒有那段積累，人們未必能在朝鮮戰(zhàn)場的高空看到寫著“香玉”二字的機翼。

飛機捐出三個月后，常香玉又坐不住。她向文聯(lián)遞交申請：“去前線給戰(zhàn)士們唱一折。”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中國人民赴朝鮮慰問文工團(tuán)第五團(tuán)出發(fā)，她任副團(tuán)長。踏上鴨綠江那天，志愿軍女兵把她高高舉起，笑聲蓋過炮聲。前線條件艱苦，野戰(zhàn)醫(yī)院里消毒水味夾著硝煙，她一口氣唱《花木蘭》選段，“撲咚”跪在地上，臺下坐著滿臉紗布的戰(zhàn)士。有人悄悄抹淚，有人跟著哼。清晨換崗的小兵擋在她門口，“保護(hù)愛國藝術(shù)家”，一句稚嫩宣言讓常香玉嗓子更啞，也更亮。四個月，她跑遍二十多個陣地，演出一百八十余場。一位機關(guān)槍射手遞來用敵機殘骸做的模型，“這是‘香玉劇社’號的小兄弟”，她笑得像孩子，把模型帶回祖國珍藏。

戰(zhàn)爭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畫上休止符，志愿軍打出了新中國的尊嚴(yán)。“香玉劇社”號安全返航，被安置在中國航空博物館，銀灰色機身依舊閃光。常香玉隨后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來又籌資建戲校、救災(zāi)、扶貧，身家來來去去，總是不盈余。二○○四年六月，她在鄭州病逝，享年八十一歲。臨終前留一句話：“唱戲人就得唱響正氣。”

今天，米格—15靜靜停在展館，鋁皮上還能看見補鉚的痕跡；豫劇《拷紅》的唱段仍在劇場回蕩。飛機、唱腔與八十萬里山河，被一位女演員用全部身家烙在一起。常香玉沒有寫過豪言，她說過最重的一句是：“我要吃一碗痛快飯。”倘若那碗飯里盛著山河無恙，盛著萬家燈火，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