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家八兄弟，各個成材，毛主席與他們均有交往，大哥是主席的老師

1936年的初春，湘潭縣河邊的石板街上，還能聽見人們提起一個老故事。茶鋪里一位老秀才端著蓋碗茶，慢悠悠地感嘆：“黎家的八個伢子呀，各有各的出息，將來總要在書上留名。”這話說得不緊不慢，卻一點不虛。多年以后回頭看，這個被鄉鄰口口相傳的“預言”，竟實實在在地應驗了，而且還多出了一層意味——黎家八兄弟，不但成了各行各業的棟梁人物，還先后與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有著剪不斷的關聯：有人是他的老師，有人是他的學生，有人在他主持的國家事業里擔起重任。

這家人，就在毛澤東故鄉湖南湘潭縣。父親黎松安是晚清秀才，人不算顯赫，卻極重視讀書教子，與妻子育有八子。因為兄弟們成就各不相同，很快被鄉里人冠以頗有畫面感的稱呼：“黎氏八駿”“八龍八桂”。從語言學、文學，到音樂、地質、鐵道、平民教育，再延伸到海外華裔作家，這八個人像是把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可能涉足的領域走了個遍。

有意思的是，在時代劇烈變動的前后幾十年間，這八兄弟的人生軌跡多次與毛澤東交叉。有人在辛亥之后的師范課堂與他討論古今人物，有人在北京城的紅墻之內與他談文字改革，也有人在戰火連天的歲月中，用音樂、小說、橋梁設計和礦業建設，默默呼應著那場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浪潮。

一、師生之情：從湖南課堂到中南海書屋

時間如果撥回1913年秋天，長沙城里的一所新式學堂，為后來的故事埋下了伏筆。那一年，三十出頭的黎錦熙受聘到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兼任第一師范歷史和國文教員。教案未必多華麗，卻扎實嚴謹。就在他的課堂上，一個來自韶山沖、穿著樸素、眼神專注的青年學生坐在中間的座位上，這人就是20歲左右的毛澤東。

在同學回憶中，這位毛同學個子不算高，說話不急不躁，上課時總是把身子略微前傾，眼睛緊盯著黑板。黎錦熙后來形容他：“衣著儉樸，少言寡語，聽講極專注。”課間別的學生吵鬧嬉笑，他卻常靠在窗邊，看書、記筆記，偶爾抬頭遠眺操場。一位年輕教師，一位鄉間青年，在課堂上談的是《史記》《資治通鑒》，走出教室，又會扯到時局、民權、新學與舊禮——師生之間的關系，很快突破了傳統的“先生—弟子”框架，更像是共同思索出路的同志。

這一層情分，并沒有被時間沖淡。新中國成立后，北平解放不久，毛澤東從香山移居中南海菊香書屋。194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他在辦公桌上看到一封由北京師范大學寄來的信，落款是老同學、時任北師大代校長湯藻貞。毛澤東翻完信，順手拿起電話，先與湯藻貞寒暄幾句，隨口問道：“北京現在還有哪些老相識？”

電話那頭報出了幾個名字，其中一個讓他頗為動情——“文學院院長黎錦熙”。毛澤東沉吟片刻，說了一句頗有他個人風格的話：“不要叫他們來看我，我去看他們。”短短十幾個字，透出的是一種很樸素的態度：身份變了，禮數和情分不能變。

于是，車子一路駛向北京和平門附近的北師大宿舍。聽說毛澤東要來，湯藻貞和黎錦熙急忙趕到樓下迎接。多年未見，兩人一見面，毛澤東快步上前，一邊握手一邊開口叫道：“黎教師，您好！”這一聲“教師”，并非客套，而是對當年那間簡陋教室的由衷致敬。

黎錦熙已經年過花甲，滿頭銀發，卻仍舊謙遜，連說“不敢不敢”。師生間寒暄幾句，話題自然而然回到湖南舊事，想起課堂上的討論、學堂里議論人物與時局的情景，兩人都頗有感慨。

到了中午，湯藻貞招呼家里人準備湖南臘肉，想用鄉味招待遠道而來的客人。毛澤東卻擺擺手：“不麻煩你們了，今天我請客。”很快，隨行工作人員訂好酒席。席間，毛澤東親自給黎錦熙夾菜、斟酒，一來一往看似尋常，卻把“尊師重道”四個字體現得非常真實。

那一年，黎錦熙已經當選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兼任北京師大校務委員會主席。之后幾年，毛澤東多次邀他入中南海談話，有時是閑敘家常，有時則牽涉到國家層面的文化、教育決策。一次，他帶著妻子黃鶴壽赴中南海赴宴。那桌菜相當講究，全是湖南家鄉味：香干大蒜炒肉、冬筍臘肉、豬血豆腐湯等。黃鶴壽回憶時，不禁連連稱“記憶尤深”。毛澤東不僅陪他們喝酒、敘舊，還時不時給這對老夫婦夾菜。飯后，黎錦熙在回家路上激動地對妻子說了一句：“這份關懷，不能忘。”

宴席散后，毛澤東把黎錦熙單獨留下，談話馬上轉向了一個關乎全國識字情況的大問題——文字改革。早在1949年8月25日，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曾就“簡化漢字”等問題致信毛澤東，建議推動文字改革。毛澤東表示贊同，還特別提到要請黎錦熙等人“審閱意見”。隨后，他在8月29日的復信中寫明，希望吳玉章將方案交給包括黎錦熙在內的幾位專家“座談一次，以集體意見見告”。

這并不是簡單的“征求意見”。不久之后，毛澤東親自點將，組成“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員中既有吳玉章、范文瀾、成仿吾，也有郭沫若、茅盾、馬敘倫。黎錦熙被任命為理事會副主席，在這項關乎全國讀寫能力的事業中成了重要一員。每當談到文字改革，黎錦熙都興致很高，思路如同打開的書卷，鋪陳開來。毛澤東則一邊聽，一邊提問，既有宏觀設想，也關心具體可行性。

1950年5月17日，黎錦熙致信毛澤東，就《中國大辭典》的編撰提出具體設想。五天后，毛澤東親筆回信，明確表示同意其中各項意見，并囑咐他可直接與胡喬木溝通。幾年之后，1954年元旦，黎錦熙又就“注音字母推廣問題”提出看法，毛澤東再次回信，簡明扼要地表態支持，并建議他與文字研究機構商討實施細節。

有一點不得不說，在新中國初創的歲月里，像這樣直接對最高領導人提出專業建議并得到正面回應的知識分子，并不算多。黎錦熙之所以能被如此信任，一方面源于早年的師生情誼，更重要的還是他在語言文字學、教育學領域扎實的研究積累。

為表達敬重，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還曾代毛澤東和周恩來，將各兄弟民族敬獻的貴重藥材轉送給黎錦熙。人參果、阿膠、紅參、麝香、貝母等，全是難得的藥材。黎錦熙后來回憶，說那是“一份很重的大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望。從那以后，他精神大為振奮，繼續在文字改革和教育事業中傾注心力。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來時，已近耄耋之年的黎錦熙悲痛異常。第二年，他寫下長文回憶建黨前夕毛澤東在北京的革命活動，字里行間仍保持一貫的冷靜敘述，但提及“早年度過的崢嶸歲月”，情感難免激蕩。這一段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師生之情，也由此畫上了歷史性的句號。

二、六子齊飛：從音樂、橋梁到礦業與文學

如果只看黎錦熙與毛澤東的師生緣，已經足夠耐人尋味。但“黎氏八駿”的特別之處，在于兄弟們幾乎各自走上不同路徑，卻都與新舊時代的巨大轉折發生了密切聯系，其中不止一人又在不同時間節點與毛澤東有過交集。

老二黎錦暉，是近代中國音樂史上繞不開的名字。早年，他以通俗歌曲、流行小調聞名，旋律上口，極受城市青年喜歡。抗日戰爭爆發后，全國彌漫著高漲的愛國情緒，他創作出《向前進攻》等激情昂揚的抗日歌曲，傳唱大江南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是《義勇軍進行曲》作曲者聶耳的老師，對新中國國歌背后那代音樂人影響深遠。

1956年前后的一次會面，讓這位音樂家與毛澤東有了直接對話。當時，黎錦暉在戲曲、電影界工作已相當成熟。閑談中，毛澤東突然提起一段舊事：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陳毅曾用黎錦暉創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改詞，把其中的“桃花千萬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紅花千萬朵，送給紅軍哥”。毛澤東說到這兒，帶著一點調侃意味問：“這算不算竊取了原作者的勞動果實？”黎錦暉聽完，笑著擺手回答：“不算，我覺得陳毅將軍改得很好。”一句輕松的回應，道出了那個年代文藝與革命之間的自然聯結。

老三黎錦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條路。1930年前后，他擔任《中華礦學雜志》主編和中華礦學社主事，是我國早期礦冶學家之一。抗戰期間，他回到家鄉湘潭縣，幾乎不顧個人得失，投入家鄉鹽礦、煤礦的勘探與開采，為地方工業發展花去大量家產。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得知這件事，對他的貢獻頗為肯定。這種在地方默默耕耘的技術專家，恰是國家恢復與建設階段極需要的人物。

老四黎錦紓的人生，則帶有明顯的“留歐知識分子”色彩。大革命前夕，他參加了進步青年組織組織的赴歐洲勤工儉學，與朱德分到同一組，遠赴德國。兩人曾在柏林合租房屋，相互照顧，在異國他鄉結下深厚友情。后來，黎錦紓在柏林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到南京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致力于平民教育事業。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朱德親筆寫信給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請他在進入南京后設法找到黎錦紓并予以保護。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向毛澤東推薦這位老友，希望把他調到中央工作。毛澤東得知黎錦紓有扎實學識和海外經歷，很看重這位“舊知識分子中的新人才”，打算委以重任。可惜命運太過無情，黎錦紓不久后因胃癌離世，未能完全施展所學，這無疑是新中國人才序列中的一大遺憾。

說到工程技術，老五黎錦炯的名字則常與鐵道橋梁聯系在一起。他1927年畢業于唐山交通大學，是著名的鐵道橋梁專家，也是灤河大鐵橋的總設計師之一。解放后，他歷任鐵道部設計局局長等職。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曾評價：“黎錦炯是黨內的鐵道橋梁技術權威，對我國的鐵道橋梁工程做過杰出的貢獻。”對于一位技術干部而言，這樣的評價既是肯定，也是壓力。黎錦炯后來提起此事時，心中像有一股暖流涌過，自覺這輩子沒有辜負自己所學。

老六黎錦明，則在文學領域留下了自己的印記。1925年，他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之后陸續寫出中篇小說4部、短篇小說11篇，以及多個劇本。小說《塵影》以“四·一二”政變后的海豐農民運動為背景，描繪大革命時期南方農村波瀾壯闊的斗爭場景。魯迅曾經評價說，黎錦明的作品“蓬勃著楚人的敏感和熱情”，這在當時已是難得的贊譽。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也讀過《塵影》。1954年國慶前后，黎錦熙以全國人大代表、常委身份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與毛澤東再度交談時，毛澤東突然問道：“六先生還好嗎？”接著，他主動談起《塵影》，細致地概括了小說的背景和主旨，甚至點明其中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揭示——那就是當時革命力量缺乏自己的武裝。這樣的閱讀和評價，不是泛泛而談，顯然是認真讀過、有所思考之后的判斷。

當黎錦熙將這番話轉述給老六時，黎錦明激動得落淚。對一位作家來說，被魯迅肯定是一段經歷，被毛澤東如此具體地讀懂，又是另一種重量。這種來自時代中心人物的目光，進一步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此后，他繼續創作反映農村社會現實的小說和劇本，在文壇上保持著相當獨立的觀察視角。

最小的老八黎錦揚，則把人生舞臺搬到了大洋彼岸。1915年出生的他，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合大學就讀，之后獲公費留學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此后多年，他以英文創作發表了十余部長篇小說，如《天堂之門》《中國外傳》等。最出名的《花鼓歌》被改編成音樂劇和電影，在美國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使更多外國觀眾通過文藝作品看見華人群體的形象。

到1976年，遠在美國的黎錦揚寫信給大哥黎錦熙，希望能有機會回國觀光，并請大哥設法向毛澤東轉達自己的愿望。那時周恩來剛剛去世不久，毛澤東身體欠佳、心情也較為沉重。考慮到具體情況，黎錦熙最終沒有把這件事提出來。直到毛澤東逝世五年之后的1981年，黎錦揚才得以踏上久別多年的國土。這段時間上的錯位，也多少映照出那個年代國際形勢和國內環境的復雜。

三、七弟與老師：課堂上的一件小事

在“黎氏八駿”當中，老七黎錦光與毛澤東的交往，頗有一層特別的意味——他同時是黎錦熙的弟弟、又是毛澤東的學生，既承接家學，又直接感受到新思潮的沖擊。

1921年夏秋之交，湖南第一師范附小補習班開學，十幾歲的黎錦光在其中就讀。同年9月，毛澤東受聘擔任一師國文教員，同時兼任附小補習班班主任。一批少年，就在這個普通的課堂里，第一次聽到了系統的民主、科學、革命思想。

上課時，毛澤東并不拘泥于課本。他會在講解文章的空隙，順勢講到時事評論，分析國內外形勢。有學生回憶，當時許多老師不敢多談政治話題，而他卻敢把許多報刊社論帶進課堂，以簡明的語言解釋給大家聽。這種講法自然受歡迎，聽課時教室里常常靜得只剩下筆在紙上劃過的聲音。

不過，一個班里總會有幾位調皮學生。補習班里有位叫唐生明的，最愛干的一件事就是吹口哨，還能吹得不留痕跡。每當上課氣氛稍微緊繃，他就用口哨打斷節奏。別的老師聽到，習慣性問一句“誰在吹口哨？”，同學們便裝模作樣四處張望，弄得老師始終抓不到人。

輪到毛澤東上課，這件事照舊發生。某天講課講到一半，教室后排忽然響起尖細口哨聲，音調時高時低。毛澤東停下粉筆，平靜地問：“誰在吹口哨？上課不許吹。”問了幾次，教室一片沉默，口哨聲只短暫停了片刻便又響起。似乎調皮學生覺得這位新來的老師也奈何不了他。

下課后，黎錦光以課代表身份把作業本送到毛澤東房間。毛澤東已經通過同學間的議論知道，他是黎錦熙的七弟。簡單寒暄幾句后，他語氣柔和，卻很認真地對少年說：“課堂上要守紀律，別學那些紈绔習氣。你哥哥讀書時很用功，你也要爭氣。”說完，又略一壓低聲音問：“那口哨，是誰吹的？”

黎錦光一時間有些猶豫。畢竟大家都是同學，主動指出同學不守紀律，在少年人的心里總帶著一點壓力。毛澤東看出他的為難，沒有急著追問，只補了一句：“莫擔心，說實話就是，對他也好。”一來一回，氣氛緩和了，黎錦光終于小聲說出了“唐生明”的名字。

第二天上課，情景幾乎重演。剛講到關鍵處，口哨聲又起。毛澤東沒有多說，猛然轉身，點名道：“唐生明！”對方一愣，下意識站起來應道：“到。”教室本來就安靜，這一聲更顯突兀。毛澤東接著問：“你的口哨，怎么不吹了？”這句話一落，全班學生都明白發生了什么。唐生明低下頭，不再出聲。從那以后，課堂秩序好了許多。

這件小事后來被多次提起。毛澤東在事后找黎錦光，肯定了他的“實話實說”，認為這種對課堂秩序負責的態度，非常重要。看起來只是一次管理調皮學生的小插曲，卻折射出毛澤東處理問題時的一種常見方式：先理解人，再點明理，由事引到道理處，讓對方記很久。

在這樣的課堂氛圍中成長，黎錦光對“老師”二字有著特殊感情。此后，他走上音樂道路。大革命時期，他進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后來擔任明月歌舞團樂隊指揮，在音樂實踐中不斷摸索。在較長的創作生涯里，他寫作、改編了上千首歌曲和戲曲選段，其中《接過雷鋒的槍》《送你一支玫瑰花》等作品廣為人知。

新中國成立以后，每逢有人問起少年時代的求學經歷，他總會提一句：“主席是個好老師。那時從他那里聽到很多革命道理，受用終身。”這話不帶任何渲染，只是淡淡一說，卻說明在他心里，那兩年的課堂經歷，遠遠超出了課本本身。

四、一個家族與一個時代的交匯

細看黎家的家世，可以發現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軌跡。父親黎松安是典型的舊式知識分子，考中過秀才，讀的是四書五經，信奉科舉出身的正統路徑。但到了20世紀初，這條路徑已經逐漸失去原有光彩。時代巨變逼近門口，這戶人家沒有固守舊習，也沒有簡單斷絕傳統，而是在家風里加上了一層新的內容——鼓勵孩子們接觸新學、學習外語、關心國事。

八個兒子，從大到小，幾乎把那個年代知識分子能走的路，走了個遍：有人留下教科書、字典和語言學著作，有人寫小說、編劇本，有人寫歌、學指揮，有人研究礦業、設計大橋，也有人遠赴海外，以小說講述中國人的故事。他們的職業各不相同，卻有幾個共同點：接受過維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思想大多趨向進步，普遍同情革命與抗戰，愿意把個人學問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

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他與“黎氏八駿”的交往其實包含了多重層次。既有少年時代“教師—學生”的情誼，也有新中國成立后“領導人與專家”的合作，還有與留歐、留美知識分子的間接關聯。老大的課堂影響，老二、老七的音樂創作，老三對礦業的投入，老四的平民教育理念，老五在鐵道橋梁上的專業能力，老六對農民運動的文學呈現，老八在海外的文化傳播，這些不同方向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都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發生了交集。

毛澤東一生尊重知識、重視教師，對民主人士和各類人才也有相當寬廣的胸懷。他與黎家兄弟之間的書信、宴會、談話，并不只是私人情誼的體現，更折射出新中國在處理“舊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一種思路：與其簡單劃分陣營，不如團結、吸納，讓他們在新的制度下找到用武之地。

從湘潭縣河邊的石板街，到北京中南海的菊香書屋，從黃埔軍校的操場，到柏林大學的課堂，再到耶魯校園的圖書館，黎家八兄弟各自在不同坐標上做了選擇。但無論身在何處，他們身上始終帶著一點共同的底色：重視學問，關心國家，愿意在關鍵節點承擔各自的一份責任。

“黎氏八駿”的故事，歸根到底是一個家族如何在時代巨浪中完成自我轉型的過程。讀到他們與毛澤東之間那些或深或淺的交集，很容易想到一句老話：個人的道路再曲折，也難以完全跳出時代的軌跡。這戶湘潭人家，既是湖南近現代史上的一段佳話，也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幅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