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川東布防，不料副參謀長反對：解放軍必學三國時的鄧艾入川

1949年11月28日上午九點，山城重慶的汽笛聲此起彼伏，解放軍車輛沿嘉陵江岸緩慢前行。站在街邊的市民只看到一片灰黑軍裝，卻很難猜到，這一刻的順利進軍，早在半年多前便被一位隱身幕后的將軍暗暗鋪好道路。

往前倒推八個月，3月5日，西柏坡的窯洞里燈火通明。中央高層討論渡江以后的全國部署，劉伯承一句“川北聲東擊西怎么樣”讓在場的人都點了點頭。很快，一場圍繞“真打川東、假打川北”的布局被批準。

布局成不成，要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那張參謀案桌。坐在桌前的是44歲的劉宗寬，黃埔三期、陸大特別班雙料高材生，也曾被稱為“武狀元”。表面看他是蔣介石系統里的少壯骨干，實際上卻已在第三黨、進而與中共地下組織保持來往，身份十分微妙。

再往前翻，1941年10月，劉宗寬被胡宗南以“走私”罪名扣進監獄。調查組查來查去找不到證據，卻架不住蔣、胡的聯名施壓，只得判他十三年徒刑。那次牢獄之災深深劃開了他與國民黨上層之間的裂縫，也埋下了后來“棋子”一角的種子。

1943年獲保釋后，他被陸軍大學留作教官。抗戰勝利那年秋天，重慶行營參謀處長一職找上門，他本想推辭，“留下，對革命更有用。”民主人士莊明遠的這句話改變了他的決定。劉宗寬點頭：“那就再忍一次。”

1949年春，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肖毅肅遲遲不到任，張群干脆讓劉宗寬代理參謀長。身份越高，手中線索越多，他干脆把情報直接寫進會議紀要。房顯志——中共在渝的交通員——每隔數日便把文件化整為零，透過秘密郵袋送往二野前指。

8月29日，歌樂山官邸，蔣介石抵渝后首度主持軍事會議。桌面上攤著的，是厚厚一摞川陜公路沿線的碉堡草圖。蔣抬眼問道：“共軍會從哪兒打進來？”滿屋將領對視，沒人吭聲。忽然，一個略帶關中口音的聲音響起：“陛下，三國時鄧艾取蜀，走的是陜入川之道，學生估計，共軍必依此例。”發言者是副參謀長沈策，而那份講話稿，昨晚剛剛由劉宗寬遞到他手里。

“有意思，與你想法一致。”胡宗南扶了扶眼鏡，率先表態。蔣介石順勢拍板：“川北必須頂住，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筑第二道防線。”命令簽發，劉宗寬看似恭敬答“遵命”，內心卻暗暗一松——誤導計劃正式落地。

為了讓假象更真，他又在川黔交界畫了一個“綏靖指揮部”圈，地圖上標注得嚴嚴實實，實際上一個正規團都沒拉來。那一帶只剩地方保安團，戰斗力甚至不足以守住一個集鎮。

九月下旬，一野十八兵團在秦嶺南麓做出大規模集結姿態，胡宗南被逼得連夜電令羅廣文兵團北調支援。與此同時，川東方向的道路卻悄悄為二野四、五、十二軍打開。山地道路彎急坡陡，可解放軍夜以繼日趕路，炮聲將到時，國民黨守軍才發現“綏靖指揮部”根本是空架子。

10月中，羅廣文兵團輾轉數百里又被拉回川東，官兵怨氣四起，連夜構筑工事都來不及。二野突入后，一場圍殲戰僅用了七十多個小時就告收束，羅廣文狼狽撤向川西，部下丟槍棄車，路兩旁堆滿步槍箱。

川東戰場剛靜下來，劉宗寬截獲情報：蔣介石準備調800輛汽車去陜南迎接胡宗南第一軍回重慶，他立刻設法將此情報交給潛伏小組。11月中旬，一野十八兵團閃擊隴南，截住這支號稱中央軍“模范”的王牌，半途全殲。重慶再無外援。

11月27日夜，長官公署機關與警衛團撤向成都。劉宗寬借口“整理檔案”留在重慶，轉身就把公署作戰室鑰匙交給地下黨，與城內民兵一起布置安全路線。翌晨，解放軍入城，幾乎沒聽到像樣的抵抗槍聲。

新中國成立后，劉宗寬被請到南京軍事學院。他講課時偶爾談到那場虛虛實實的布防：“兵家之道，不在紙上談兵，也不在口號，而在形勢與人心。”劉伯承曾在全院大會上評價：“西南一役，他代我們多用十萬兵力。”

多年過去，他三次遞交入黨申請，理由始終樸素：不求職位，只求一個名稱。1992年7月29日，劉宗寬在重慶病逝，享年八十七歲。黨組織隨后追認其為中共黨員，一紙批復，兩行小字，定下了那位“布防者”的最終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