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者給特朗普定性：外交就是打仗的幌子，國際秩序被他玩廢了

曾經需要在密室中反復斡旋、步步為營的外交談判，如今卻常常被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以近乎隨意的方式，轉化為對戰爭與和平的直接裁決。如果這種狀態持續下去，歐洲必須發出不同的聲音。長期研究“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德國政治學者妮科爾·戴特爾霍夫如此判斷。

就在戰爭爆發前夕，阿曼首席談判代表巴德爾·布賽義迪還曾公開表示，“和平觸手可及”。然而第二天，導彈便落入德黑蘭。外交真的已經走到盡頭了嗎？

戴特爾霍夫并不認同這種悲觀論調。她指出，外交并未消亡，但在特朗普的認知中，外交不過是權力運用的又一種工具。他是否談判，取決于談判能否幫助他更接近既定目標；如果他判斷使用武力更“劃算”，他便會毫不猶豫。伊朗問題正是如此。談判一度被描述為“富有成效”，特朗普也暗示仍有達成協議的可能，但軍事打擊已在籌備之中。

戴特爾霍夫現任德國萊布尼茨和平與沖突研究所所長，同時是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國際關系與全球秩序理論教授。她在“規范秩序”研究聯盟中，長期關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如何運作。

歷史上，軍事威懾并非完全游離于外交之外。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說，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方式的延續。外交實踐中，也存在所謂“強制性外交”，借助制裁與威脅，在危機情境下迫使對方改變行為。

“或許應該倒過來說，在特朗普那里，外交只是戰爭的手段。”

傳統意義上的外交，強調在利益沖突與持續摩擦中建立共同理解。這需要同理心、信任與耐心，也需要在非公開場合為妥協保留空間。特朗普的風格與此背道而馳。他頻頻在社交平臺上宣布立場與決策，隨時更改態度。他的目標不再是構建長期關系，而是清晰地傳遞一個信號：不讓路者，將被清除。

當被問及特朗普公然違反國際規則、甚至對國際法嗤之以鼻是否意味著“新常態”時，戴特爾霍夫給出了更為細致的分析。

規則被違反，本身并非災難。國際社會中，沒有任何國家能始終嚴格遵守所有規則。規則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規范一類廣泛情境，而現實的具體情況往往復雜多變。頻繁的違規，甚至可能提示規則本身需要調整。

但問題在于，當規則被公開嘲諷、以驕傲姿態踐踏，而無人提出嚴肅批評與交涉，整個秩序的根基就會動搖。規則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違規會受到批評與協商；一旦批評消失，規則也就失去支撐。

有特朗普的支持者辯稱，所謂“基于規則的秩序”早已名存實亡，特朗普不過是坦率表達國家利益。這種“推倒重來”的論調乍聽之下頗具吸引力，仿佛要掙脫舊有束縛。但回顧歷史，徹底擺脫限制與約束的嘗試，往往以大規模戰爭收場。

二戰后形成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雖非完美，卻在相當長時期內維系了相對穩定。若缺乏外交與國際法框架，世界將重新滑向強權即正義的叢林邏輯。

戴特爾霍夫認為，特朗普既是秩序衰敗的推動者，也是長期趨勢的產物。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全球的獨特優勢，使其多次在有無盟友支持的情況下，突破國際法邊界以實現自身利益。

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便是典型案例。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以“九一一”恐怖襲擊為背景，發動所謂“世界秩序戰爭”。伊拉克戰爭更是基于后來被證明錯誤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指控。這兩場戰爭代價高昂，傷亡慘重，未能帶來穩定民主，反而催生新的暴力勢力和跨國恐怖主義浪潮，包括“伊斯蘭國”。

這種以秩序之名行軍事干預之實的政策，使美國及其盟友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失去大量信任。新冠疫情期間的合作不足，更加劇了這種裂痕。

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軍事行動，公然違反國際法。2023年，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襲擊以色列，引發加沙戰爭。圍繞這些沖突，全球南北之間的分歧進一步顯現。許多“全球南方”國家不愿參與對俄羅斯的制裁，同時指責西方在烏克蘭問題與加沙問題上采取雙重標準。

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都出現了明顯的對立情緒。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前，已經出現裂縫。如今，他只是順勢而為，加速這一進程。

面對美國的強勢與不確定性，德國與歐洲是否只能順從？

戴特爾霍夫承認，考慮到特朗普對批評者的態度，表達反對意見需要分寸。但若完全沉默，風險更大。德國政治人物弗里德里希·默茨在伊朗遭襲后曾表示，現在不是討論國際法顧慮的時候。戴特爾霍夫指出，默茨顯然希望維持與特朗普的合作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一場為期十二天的沖突中，當美國支持以色列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時，默茨最初稱內塔尼亞胡與特朗普為歐洲“做了臟活”，但隨后與其他歐洲領導人一道對行動提出批評。如今，他顯然更加謹慎。

當違規被視為常態，甚至不再被視為違規，法律的力量便悄然削弱。 未來再要批評他國破壞規則，將缺乏立場與說服力。

戴特爾霍夫提醒，如果歐洲國家認為自己連口頭上維護國際秩序都無力承擔，那便是一個危險的轉折點。近年來，軍控機制不斷瓦解，自2013年以來未再啟動新的維和行動；全球貿易日益轉向關稅壁壘與政治陣營邏輯。秩序的約束力，正在減弱。

她主張，在對特朗普采取策略時，應在妥協與反對之間保持平衡。國際法并不會因個別大國違規而立即崩潰，真正的危險在于無人再提出批評。若所有人都選擇視而不見，法律將失去意義。

歐洲并非孤立無援。全球各地區仍存在潛在伙伴。關鍵在于，歐洲是否能夠以可信姿態堅持規則，并推動其適應二十一世紀的現實。秩序需要更加公平，讓“全球南方”國家真正參與其中；也需要在某些領域給予更大靈活性，將更嚴格的義務限定在自愿承擔的國家集團之內。

倡議從何而來？這本應是歐洲最重要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