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方志編纂的早期實踐——以《云中郡志》的編纂背景與命名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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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中郡志》是順治朝大同府首部官修方志，由知府胡文燁主持、士人徐化溥主筆編成，系統記錄了清初大同府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內容，填補了明末戰亂后地方史記錄的斷層。該志的早期編纂既響應了清初統治重心轉向政治治理、以方志強化統治認同與籠絡士紳的全國性政策，又源于大同作為邊疆軍事重鎮的戰略地位及“戊子之變”后地方治理的需求。其命名打破方志以當代地名命名的常規，采用唐代古稱“云中郡”，主要是因為順治朝大同府治頻繁遷移（大同府—陽和府—大同府）導致命名兩難，與主筆徐化溥對“云中”歷史地名強烈認同共同作用的折中結果。《云中郡志》不僅為研究清初晉北社會提供了珍貴的一手史料，更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際邊疆政權更迭、行政重構與文化調適的復雜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歷史意義。

關鍵詞：清代；《云中郡志》；大同府；治所移治；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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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清代政府高度重視地方志修纂，全國各地多次修纂志書，且體例得當、內容完備。《云中郡志》采用政府主導方向、地方士紳參與編纂的模式，由時任大同府知府胡文燁主持、本地士人徐化溥主筆，是清朝大同府編纂的第一部方志，其編纂與清朝的統治政策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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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中郡志》概況

《大同府志》的修纂始于明初，歷經永樂、正德、萬歷、天啟四朝修訂，然除正德版《大同府志》外，其余版本均在明末戰火中失佚，導致地方史記錄出現斷層。順治五年（1648年），大同總兵姜瓖以大同為據點叛亂，“戊子之變”爆發，清政府耗時近一年平叛。在此期間，胡文燁從昌平州調任大同府，為填補地方文獻空白，從民間購得萬歷年間《大同府志》殘本二三冊，召集郡中儒生考證補充，于順治七年開始修纂，九年成書付刻，全志共14卷，為清朝以來大同府首部政府牽頭編纂的志書。該志雖以“云中郡”為名，實為記錄大同府歷史與現狀的《大同府志》，詳細記載了清初大同府政治、經濟、民生、文化等情況，兼具文化與學術價值，在晉北地方史文獻中占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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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中郡志》較早編纂的原因

（一）清初地方治理需要

清朝時期，政府面臨嚴峻的統治問題，南有南明政權持續抵抗，北有蒙古伺機而動，內地因“剃發易服”“圈地”等政策引發不滿。這些雖無法動搖清政府的統治根基，卻可以直接影響地方穩定。隨著南明主力被擊潰，清政府的統治重心開始由武裝征服轉向政治治理，而核心在于如何化解地方潛藏的抵抗傾向。地方志作為一種滲透著濃厚政治意味的文獻資料，成為清政府重要的統治工具。

修纂地方志既能宣傳政府的統治正統、強化政權合理性、削弱民眾抵抗觀念，又能通過吸納熟悉地方的士紳參與，籠絡地方精英，使其成為連接政府與民間的橋梁，助力統治政策落地，因此是地方行政體系重構的重要一環。這一需求在順治朝編纂方志數量上得以體現。“據《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所載，順治年間全國共編撰方志1000余本。”作為北方戰略要地的山西省，“順治時期，全省修編志書32種”，《云中郡志》是其中成書較早的一本。

明代大同為九邊重鎮之一，軍事地位顯著。清朝時期，北方邊境威脅尚存，大同仍是防御西北、連接京畿的軍事樞紐。清廷非常重視大同的戰略地位，在大同府除安置了主管地方行政的大同府知府外，還設置有總領宣府鎮、大同鎮、山西全境軍務和大同府政務的省級行政機構——宣大總督。重要的戰略要地需要維穩，而維穩的前提就是要厘清當地的沿革、土地、人口等，這正是《云中郡志》能提供給統治者的信息。

只有盡早促成《云中郡志》的編纂，才能為大同府官員提供清晰的地方治理依據，亦能通過方志的文化整合功能，穩定大同的地方秩序。《云中郡志》的較早編纂，既與清朝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的方志修纂政策形成呼應，更與大同在清初的區域治理體系中所占據的核心戰略地位有關。

（二）大同府的特殊性需求——“戊子之變”的影響

順治五年（1648年），時任大同總兵的姜瓖舉兵反清，席卷華北大部分地區的“戊子之變”爆發，宣大總督耿敦緊急將大同府轉移至未反叛的陽和衛。當時的清朝政局未穩，南明政權尚危及統治，在距離京城不遠的華北地區爆發如此叛亂自然受到了清廷高度重視。直至順治六年（1649年）十月，楊振威殺死姜瓖并投降，“戊子之變”結束。清軍為攻破大同城付出巨大代價，城破后，為發泄久攻不克的怨氣，多爾袞命令對大同展開屠城報復。清軍除了留下主動殺掉姜瓖，滅姜氏一門并投降的楊振威及其余降將23人與家屬和所屬兵士600余名外，“大同其余從逆之官吏兵民盡行誅之”。

在姜瓖叛亂與清軍屠城的雙重影響下，大同府境內人口銳減，大量的土地因無主而荒蕪：

渾源、朔州、大同縣自多事于姜逆，人民新經死亡，共遺拋荒地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頃零，該糧銀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四兩零。

渾源州有更為直觀的記錄，順治十六年（1659年）所編《渾源州志》記載明代最后一次記錄的戶口數量為萬歷四十年（1612年）的“共戶一千三百七十九戶，男子八千二百三十五口，婦女三千八百八十六口”。“戊子之變”后順治六年（1649年）的人口數據缺失：“六年城破，冊卷盡失，無憑稽考。十五年奉旨復征徑解。”順治十六年（1659年）記為：“國朝十六年編造黃冊，戶一百五十四戶，口三千二百五。”僅渾源州的人口數量，便從萬歷四十年（1612年）的1379戶、17000余人，到順治六年（1649年）的數據缺失，再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的154戶、3250人，足見“戊子之變”破壞之甚，以至于渾源州經十余年的恢復，人口數量仍未與鼎盛時期持平。

人口銳減與土地荒蕪導致錢糧征收困難，地方財政陷入危機，更讓清勸農復業的國策在大同無從落地。因此清政府急需通過編纂一部府志來梳理地方信息、重構社會秩序，以穩固統治。而戰亂同樣令大同府文獻遭到重大破壞，此時的大同府，若因缺乏府志作為施政治理的文獻依托與參照，各項戰后恢復舉措或將因區域信息缺失、行政規制無據而陷入推行困境。此時府志的纂修已非可選擇的行政輔助事項，而是直接關系大同地區能否從戰亂廢墟中實現有效重建、清廷能否在這一邊疆戰略要地穩固統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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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中郡志》的命名問題

地方志一般多以所記述地區的當前時代地名來命名。而《云中郡志》在命名上與普遍地方志并不相同。《云中郡志》以順治七年（1650年）前大同府的相關史事作為主要記載內容，而命名選用大同在唐代時的故稱“云中郡”，并非順治時期的“大同府”之稱。這種以“故稱”命“今志”的情況在整個地方志編纂的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需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看待。關于《云中郡志》的命名問題，在乾隆年間所撰《大同府志》中有一個相關解釋：

云中郡者，唐以前之舊名，自遼改大同府，迄今因之。紀載之書，義取征信，大同府之不得復稱云中郡，猶知府知縣之不得復稱太守令長也。舊志冠以“云中郡”，泥古失實，今更曰《大同府志》。

可見，清政府給出的解釋即所謂“拘泥于古制”，但《云中郡志》不命名為《大同府志》不能只以一句“拘泥于古制”來解釋，還需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去看待。

（一）“云中郡”起源

歷史上使用“云中郡”做地名共有四個歷史時期：先秦、秦、西漢、唐。此名首次出現于先秦時期：

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而置云中、雁門、代郡。

趙之云中郡所轄領域為現內蒙古大青山以南、長城以北地區。秦始皇統一全國后，于秦始皇十三年（前234年）在原趙之云中郡舊址重置云中郡，所轄地域與趙之云中郡相同。西漢時期，云中郡除原來的轄區外還兼領九原郡（今包頭一帶）所轄范圍，較以往范圍更廣。此三個歷史時期的“云中郡”所統轄區域多為如今長城以北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包頭一帶，與清時大同府所轄區域范圍并不一致。以乾隆《大同府志》所記沿革來看，此三個歷史時期的“云中郡”均與清之“大同府”無關或是僅有一部分聯系。后魏于大同立平齊郡，“后齊改曰太平縣，后周改曰云中”，此時大同始稱云中。直至唐天寶元年（742年），“云州改為云中郡，以舊漢郡為名······十三載，云中郡領云中一縣”。至此，“云中郡”才真正與大同有關系，但也僅有742年到758年這十七年時間。

而《云中郡志》所記沿革中，將趙、秦、漢時“云中郡”的歷史情況記錄在冊并非記錄當時的大同府名稱，可見《云中郡志》的作者更多關注的是“云中郡”之名，而并非“大同府”之實。

（二）大同府移治影響志書命名

順治五年（1648年），咯爾喀部的二楚虎爾犯邊，多爾袞急調英親王阿濟格等人率軍前往大同支援，時任宣大總督耿敦率大部分官員前往郊外迎接援軍。

彼時姜瓖的形勢頗為微妙，作為降清的漢人將領，其在降清后，在大同又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棗強王后裔）以“以續先帝之祀”為名來維護明宗室象征，被清政府斥為“大不合理”，且其先前反復游離于大順、明、清三個政權，致使其長期處于清廷的猜忌中。當清軍主力調動、大同防務出現空隙時，其趁機以大同城作為據點發動叛亂，周邊府縣隨即相應。叛亂爆發后，總督耿敦率眾官員被迫撤離大同，轉移至尚未叛變的陽和衛以維持對局部地區的掌控。

順治六年（1649年），清廷為適應戰亂后的行政格局正式將大同府治轉移至陽和，陽和衛隨即升格為陽和府，原大同府被暫時廢除，不復立官。直至順治八年（1651年）局勢逐漸穩定后，新的宣大總督佟養量和宣大巡撫陳偉疏請復移大同，陽和府復降為陽和衛，大同府治重新遷回原址。但由于“戊子之變”的影響，大同城內官署修繕、人口恢復仍需時日，直至順治十三年（1656年），總督等官才還駐大同府城。至此，大同府治經歷了“大同府—陽和府—大同府”的變遷，《云中郡志》的編纂恰處于這一行政變動的特殊時期。

《云中郡志》于順治七年（1650年）開始編纂，此時大同府治已經移至陽和府，且陽和府的行政單位建置剛滿一年；順治九年（1652年）成書，此時大同府治雖已回遷至原址，但陽和府作為臨時府治的歷史尚未完全淡化。志書編纂時間恰好處于府治在大同府與陽和府之間來回移動的時期，這也導致志書命名陷入兩難：若以大同府作為方志之名，既與志書編纂初期陽和府為實際治所的事實不符，又顯得不尊重陽和府作為臨時行政中心的歷史；若以“陽和府”為名，陽和府也僅存有順治六年（1649年）到順治七年（1650年）兩年的建置歷史，后又復降為衛所，以一個短暫的行政建制來命名，方志又缺乏延續性與代表性。“在未復還大同鎮城之前，志書確實沒辦法叫《大同府志》，叫《陽和府志》也不妥”，以大同府古稱“云中郡”來命名府志就是一個頗為折中的選擇。

（三）徐化溥個人對志書命名的影響

明清易代之際，中央對地方的掌控漸滲文化領域，方志作為承載地方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受中央引導與操縱，一種由官員主導、士紳文人參與的方志編纂模式逐漸成形：地方行政官員負責統籌資源、確定方向，士紳文人則憑借學識與對地方的熟悉，承擔具體的撰寫與修訂工作，《云中郡志》就是以此模式編纂而成的。

順治七年（1650年），大同府知府胡文燁于陽和（時為大同府臨時治所）到任，其深知方志的重要性，遂籌備《云中郡志》的編纂。其首先尋訪陽和及周邊才士充實編纂團隊，當地有名望的徐化溥以才學出眾任主筆，全面負責撰寫。

徐化溥是陽和當地有名的才子，“徐化溥，號云門，大同縣人”。其撰寫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僅《云中郡志》中就收錄其碑文1篇、詩文3篇、跋1篇。清初侍郎曹秋岳（即曹溶，著名學者與藏書家）盛贊道：“云中有二士，徐化溥與傳芳也。”足見徐化溥在當地士人中的名頭之盛、地位之高。

徐化溥作為主筆，直接影響了《云中郡志》的命名。徐化溥在為《云中郡志》所撰后跋中提道：“撫此云中，實維重鎮：表里河山之勝，弘開萬雉金湯······”可見徐化溥為《云中郡志》撰寫原稿時就將“大同府”記作“云中”，其在構思志書原稿時，已形成以“云中”指代該區域的認知。主撰者對地方歷史地理的認知，會直接影響志書的整體敘事框架與核心標識，徐化溥將“云中”作為區域代稱的傾向，可見對《云中郡志》最終定名的推動作用。

《（乾隆）大同府志》中提到了徐化溥所著的另一部方志《云中志》稱：“徐化溥，號云門······撰《云中志》十四卷，詳密簡括，可佐國史。”目前資料尚未清晰地解釋徐化溥所撰《云中志》與《云中郡志》的關系，大多認為二志是兩本獨立的方志。對于《云中志》的記錄僅存于一些方志的資料中，具體內容尚不可知，無從考證。從現有信息來看，兩部志書不僅同出自徐化溥，且都為十四卷的篇幅，可見二志之間一定是關系密切的，這種編纂者與卷帙規模的高度重合，很難歸于巧合，足以證明二志的聯系——或為前后續修之作，或為同一編纂計劃下的不同版本。

無論是徐化溥在后跋中對“云中”的刻意強調，還是對《云中志》的命名傾向，都清晰地表明他對“云中”這一歷史地名有強烈的認同。這種認同最終轉化為對《云中郡志》命名的直接影響，使其在順治時期大同府治頻繁變動的尷尬語境下，得以超越短暫的行政建制名稱，最終為《云中郡志》定名。因此，徐化溥個人的學術認知與編纂實踐，實為《云中郡志》定名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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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云中郡志》作為清朝統治時期大同府首部完整保存并流傳至今的官修方志，其編纂與命名深度嵌入順治時期特殊的政治語境，既是清廷在北方邊疆掌控文化話語權的實踐，也是大同地區戰亂后秩序重構的文化見證，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區域性。

該志的較早編纂并非偶然。清初，統治重心轉向政治治理，地方志成為宣示正統、籠絡士紳的工具，順治時期方志編纂的興盛為其提供了政策支撐。大同作為戰略要地，加之“戊子之變”造成的殘破局面，使其迫切需要一部系統方志厘清基礎信息，為地方治理提供依據。在全國政策與地方急需的疊加作用下，《云中郡志》得以在順治時期快速編纂。該志延續明代方志體例嚴謹、內容全面的傳統，填補了明末戰亂后地方史記錄的斷層。其采用的官員主導、士紳參與的編纂模式，既體現了中央對地方文化的掌控，也為漢族士紳參與新政權提供了渠道。書中收錄的人口、賦役數據、軍事防御體系記載及士人詩文碑記，為研究清初晉北社會經濟、軍事格局等提供了一手史料。《云中郡志》命名的特殊性，并非乾隆《大同府志》所言“泥古失實”，而是順治時期大同府治頻繁變動導致的命名兩難，及主筆徐化溥對“云中郡”歷史地名強烈認同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命名既超越了短暫的行政建制變動，又借助古郡名的文化權威性凝聚區域認同，成為地方志命名史上的特例。

《云中郡志》不僅是記錄清初大同府歷史的重要文獻，更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際邊疆政權更迭、行政重構與文化調適的復雜過程，為理解清初中央與地方互動、區域社會恢復與轉型提供了重要視角，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與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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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千敏

來源：《名家名作》2026年第1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杜佳玲

校對：汪鴻琴

審訂：汪依婷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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