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慌”，又來了

中國新聞周刊

當地時間3月11日，國際能源署召集其成員國能源官員舉行緊急會議，32個成員國正式一致同意向市場提供總計約4億桶戰略石油儲備，成為該機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聯合儲備釋放行動。

目前已公布的初步計劃顯示，多國已宣布或準備實施具體措施。其中，日本宣布釋放約8000萬桶，德國宣布釋放1951萬桶，英國宣布釋放1350萬桶，法國方面為1450萬桶，美國表示將動用部分戰略石油儲備以平抑市場波動。部分歐洲國家則提出通過節能措施與需求管理政策減少短期石油消費。

不過，這些儲備釋放消息并未改變市場對供應沖擊的核心預期。瑞銀集團大宗商品分析師 Giovanni Staunovo表示，目前油價波動主要反映地緣政治風險溢價，市場更關注霍爾木茲海峽的運輸風險，而不是庫存釋放本身。

3月11日當天，國際原油市場整體呈現震蕩走勢。布倫特原油價格大體維持在每桶90美元上下，美國西得克薩斯中質原油價格在每桶86美元附近波動，亞洲基準的迪拜原油價格在每桶88美元左右。總體而言，當日國際油價波動區間為3%至5%，市場處于明顯的高波動狀態，與前期大幅度交易價格變動相比，尚未出現單邊大幅上漲。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1日，伊朗霍爾木茲海峽，懸掛泰國國旗的貨船“Mayuree Naree”號遭伊朗導彈襲擊后起火。圖/視覺中國

為何釋放戰略石油儲備？

近來，中東局勢突然升級，以色列、美國與伊朗之間的軍事沖突迅速擴大。作為全球能源運輸要道的霍爾木茲海峽，被戰云籠罩。

3月9日，面對能源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七國集團（G7）財政部長召開緊急視頻會議，討論是否通過國際能源署（IEA）協調釋放戰略石油儲備以穩定市場。會議當時僅表示“正在評估包括動用儲備在內的政策工具”，并未立即作出釋放決定。

歷史經驗表明，油價上漲10%，通常會推動全球通脹率上升約0.3至0.4個百分點。如果能源價格持續上漲，全球通脹可能重新面臨上行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G7財政部長此次就協調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展開討論，似乎是一場因地緣危機引發的能源政策協調會議。一個細節耐人尋味：此次會議并非由各國能源部門負責人主導，而是由財政部長直接主持召開。會議的主要目標是決議通過釋放可能增加原油供應的政策信號來引導市場預期，從而穩定國際油價。如果油價能夠維持在合理區間，對G7維持國內通脹水平和貨幣政策穩定將產生直接影響。

這場會議，實際上也反映出能源問題在全球宏觀經濟中的角色變化。G7當前圍繞油價與戰略儲備的討論，隱含著全球能源體系長期制度演化的一個縮影。從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建立的戰略石油儲備機制，到石油價格與美元金融體系之間的深度嵌合，再到近年來全球能源貿易格局日益明顯的區域化趨勢，正是在這些因素的疊加影響下，地緣政治沖突往往會迅速轉化為影響全球通脹、金融市場和宏觀政策的重要變量。

1973年石油危機的教訓

現代全球能源安全政策的起點，可以追溯到第四次中東戰爭（又稱贖罪日戰爭）后的石油危機。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APEC）宣布對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并大幅削減石油產量。短短幾個月內，國際油價從每桶約3美元上漲至12美元以上。對當時的西方工業國家而言，這一沖擊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當年，美國能源價格上漲迅速抬升了整體物價水平，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從1972年的約3.4%上升至1974年的約11%，釀成了戰后最嚴重的一次通脹。美國國內甚至發生了加油站限量供應汽油，告示牌上寫著“每位顧客限購10加侖汽油”，甚至部分州采取單雙號限制加油措施。當時，美國約三分之一的石油消費依賴進口，日本和歐洲的進口依賴程度更高。油價暴漲迅速引發通脹飆升和經濟衰退并存的局面，這也是戰后發達國家第一次大規模“滯脹”，最終推動了美國能源政策轉向，進而建立戰略石油儲備制度。

1974年，為了避免類似沖擊再次發生，美國推動成立國際能源署（IEA）。加盟成員國承諾建立國家級石油儲備，并在緊急情況下協調釋放庫存。這要求成員國至少儲備相當于90天凈進口量的石油庫存。

在最初的制度設計中，這一機制完全基于石油供需保障安全框架。其邏輯非常簡單：如果局部戰爭或運輸中斷導致供應減少，各國可以通過釋放庫存彌補缺口。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一制度逐漸發生轉變。例如，2011年利比亞沖突爆發后，國際能源署協調成員國釋放約6000萬桶石油庫存。2022年俄烏沖突之后，美國又釋放了超過1.8億桶戰略石油儲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庫存釋放行動之一。在這些案例中，石油基礎供應并未完全中斷，但各成員國為了穩定市場交易預期，仍然選擇釋放庫存。

在高債務與高利率并存的環境下，油價波動已經成為影響宏觀政策的重要變量。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今天討論戰略石油儲備的往往不是能源部長，而是財政部長和宏觀經濟政策部門。

“石油美元再循環”

石油價格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影響全球金融體系，主要源于“石油美元再循環”機制。

1971年，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隨之瓦解。隨著固定匯率體系終結，美元需要新的具備全球基礎需求的標的物來維持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能源價格成為全球經濟運行中最重要的變量之一。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與沙特等主要產油國逐漸形成一系列安全與金融合作安排。石油貿易繼續以美元計價，而產油國在能源出口中獲得的美元收入，則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及其他美元金融資產重新流入美國資本市場。這一循環過程被經濟學界稱為“石油美元再循環”，強化了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也使石油價格與全球資本市場形成緊密聯系。能源價格的波動因此不再只是商品供需的變化，而會迅速通過金融市場傳導至全球經濟體系。

1983年3月，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倫敦舉行了一次部長級會議。當時全球石油市場因需求下降和非OPEC產油國增產而出現供過于求，油價持續承壓。西方國家在兩次石油危機后大規模推進節能政策，削弱石油需求。這是OPEC第一次正式建立統一定價體系，并通過產量配額制度維持價格。但由于成員國之間存在激烈的市場份額競爭，一些國家開始超額生產，配額制度很快面臨挑戰。1986年油價崩盤，OPEC的價格體系被市場打破。

進入21世紀后，金融化成為石油市場的又一項深刻變化。隨著商品期貨市場的發展，石油逐漸從傳統能源商品轉變為重要金融資產。養老基金、對沖基金以及投資銀行紛紛將石油期貨納入資產配置體系，能源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之間形成更為緊密的聯系。

金融化還改變了油價形成機制。在傳統商品市場中，價格主要由供需關系決定，而在金融化市場中，價格還包含顯著的風險溢價，例如地緣政治風險、運輸通道風險以及政策不確定性等因素。這些因素即使尚未改變實際供應，也會通過市場預期迅速反映在期貨價格之中。本輪油價劇烈波動，正是這一機制的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輪現貨價格劇烈波動的同時，長期期貨價格變化卻相對有限。以布倫特原油期貨曲線為例，在油價沖高至119美元時，2026年遠月合約價格（指在期貨或遠期交易中，約定在未來較遠日期而非最近月份進行交割的標的資產價格）仍維持在85至90美元區間，而2027年至2028年的長期期貨價格則大致穩定在75至80美元之間。這種“短期暴漲、長期穩定”的期貨結構，反映出市場認為當前價格上漲更多源于短期地緣政治風險，而非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的長期變化。

世界風險的即時信號

當中東局勢緊張加劇時，國際能源市場擔憂的往往不僅是產油國的生產能力，更是能源運輸通道的安全。一旦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全球能源供應預期便會迅速變化，而期貨市場會提前將這種風險計入價格，使油價呈現出劇烈的短期波動。石油價格越來越像一種對全球風險進行定價的金融資產，其價格波動折射出地緣政治與金融市場預期之間的復雜互動。

近期，歐盟官員表示應加強對G7設定的俄羅斯石油價格上限的執行力度。歐盟方面認為，在全球油價處于高位的情況下，即便俄羅斯原油相對于布倫特基準存在折扣價，其能源出口收入仍可能上升，從而削弱通過壓縮單位價格來限制俄羅斯財政收入的政策效果。公開數據顯示，俄羅斯2026年財政預算假設原油價格約為59美元/桶，而今年3月初俄羅斯烏拉爾原油價格約為46美元/桶，仍低于預算水平。

資深能源戰略專家、新加坡金鷹集團中國公司榮休副總裁楊漢峰認為，目前國際原油定價機制以基準價格為核心得以確定，全球約60%的原油貿易以布倫特期貨價格作為基準，北美地區主要參照WTI原油期貨價格，而中東出口至亞洲的原油則參考迪拜/阿曼現貨價格。這些基準價格由紐約、倫敦等主要期貨交易所的交易活動形成。國際原油定價具體采用“基準+升貼水”模式，即在實際交易中，買賣雙方在選定的基準價格基礎上，根據原油品質（如密度、含硫量等）、交貨地點、運費及短期市場供需等因素，協商確定一個“升水”或“貼水”，從而形成原油最終成交價。

長期以來，國際石油市場通常被視為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市場。然而過去十余年，全球能源體系的運行方式正在發生明顯變化，不同產地原油之間的價格分化卻越來越明顯，形成了統一基準之下的多軌價格結構。

這一變化在俄烏沖突之后尤為突出。2022年西方國家對俄羅斯能源出口實施制裁后，俄羅斯原油逐漸與傳統國際定價體系脫鉤。以烏拉爾原油為例，在2023年至2024年期間，其價格長期較布倫特基準低20至30美元/桶。在部分時期，當布倫特價格維持在85至90美元區間時，烏拉爾原油價格僅為60至65美元。類似的折價現象也出現在受制裁國家，伊朗原油在亞洲市場通常以比布倫特低10至15美元的價格銷售，而委內瑞拉重質原油的折價在部分時期甚至超過30美元。

與此同時，美國頁巖革命改變了北美能源格局。美國原油產量從2008年的約500萬桶/日增長至近年來超過1200萬桶/日，使北美逐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應地區之一。歐洲則在俄烏沖突后大幅減少俄羅斯能源進口，轉而依賴全球液化天然氣（LNG）市場。亞洲方面，中國、日本和韓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區域之一，對中東海運能源供應高度依賴。

在這些結構性變化的推動下，全球能源體系逐漸呈現出一種新的格局：北美、歐洲與亞洲三大區域市場并存，而價格體系則在布倫特基準之下出現明顯分化。北美依托本土資源與管網體系，能源價格相對穩定；歐洲能源轉型與供應安全問題使價格中包含更高風險溢價；亞洲則由于制造業規模巨大與海運依賴度高，對中東地緣政治變化尤為敏感。

因此，當中東局勢出現緊張時，全球油價也會在統一基準之下呈現出更加明顯的區域化波動。而當一條狹窄海峽可以牽動全球金融市場時，油價就不僅是能源價格，更是世界風險的即時信號。

（作者系倫敦大學亞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員）

作者：薛子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