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子重啟了，但我睡不著，還剩八萬塊能撐多久？

十一月下旬，錢見底了。

賬本攤在桌上，我算了三遍，越算心越涼。建廠花了六十七萬，設備三十八萬，疏通關系雜七雜八又砸進去二十多萬。加上之前跑關系花的，這幾年攢的一百多萬，就剩下不到八萬塊。

八萬塊，要付工人工資，要買料子，要交電費，要應付那些隔三差五來“點撥”我的人。

撐不了多久。

那天晚上，我躺在板房里，盯著天花板，一夜沒合眼。

腦子里一直轉著賬本上的數字。五千、一萬、三萬、五萬——像走馬燈似的，轉得人發暈。

凌晨三點，我爬起來，站在窗邊抽煙。外面黑漆漆的，只有廠門口那盞燈亮著，昏黃的光照著空蕩蕩的路。

手機響了。是國內打來的。

老張的聲音帶著睡意：“兄弟，你那邊幾點了？怎么還不睡？”

“睡不著。”

他沉默了一下：“錢的事兒？”

我沒說話。

“差多少？”

“不知道。反正賬上就剩幾萬塊，撐不了多久。”

他嘆了口氣：“我就說別那么急。慢慢來不行嗎？非要一下子全砸進去。”

“慢慢來？”我看著窗外那盞燈，“那些工人等得了嗎？”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你那些老工人，找到了幾個？”

“十七個。”

“就十七個？原來一百多個呢？”

“找不到。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有的不知道去哪兒了。”

他沒說話。

我又說：“崔姑娘沒找到。金明子大娘也沒找到。那些給我織襪子的人，大部分都找不到了。”

“所以你就睡不著？”

我沒回答。

“兄弟，”他的聲音沉下來，“你聽我一句勸。那些老工人，找得到就找，找不到就算了。你現在最重要的是把廠子穩住，把生意做起來。錢緊張，就想辦法省錢、賺錢。別把心思都花在找人上。找人能找到錢嗎？找人能讓廠子撐下去嗎？”

我看著窗外，沒說話。

“還有，”他頓了頓，“你忘了廠子是怎么封的了？有人舉報。誰舉報的？你想過沒有？萬一是你那些老工人里的某一個呢？你在這兒天天惦記她們，她們呢？說不定早就把你賣了。”

“不是她們。”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那些把包子帶回家的人，那些給我織襪子的人，那些說“好人有好報”的人，不會舉報我。

可我沒說。

掛了電話，我站在窗邊，站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