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借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協助做中國通史陳列設計時,我還是個剛出校門的二十多歲的學生,知識淺薄,在前輩學者面前采取多聽少說的態度。唐長孺先生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好像也是指導和協助工作的專家,但是不常駐(是否如此,因年深日久,我已記不準了)。總之,有一天,他到明清這一段參觀,然后在辦公室小憩就與王毓銓先生討論起問題來。不多一會兒,兩人就發生了意見分歧。我一聽,原來是討論《金瓶梅》,如何評價,能不能作為優秀古典小說,代表明代小說的成就,在通史陳列中擺出來?
《金瓶梅》,我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就讀過了的。那是中國古代史專門化明清史導師袁良義先生開列的參考書;只有明清史組學生何齡修、張仁忠、饒良倫、薛宗正可以在第二閱覽室借閱,不能帶出室外。我讀了后覺得此書刻畫人物、敘述事情十分傳神,如見其人。但書中大量的色情描寫太過污穢,對人的感官是很大的刺激。我們參考此書的目的是了解明代社會的經濟活動,但似乎不能氣定神閑地遵循這一目的讀下去,必須靠高度的理智把握自己,才能多少集中精力完成導師的要求。我不知道作家為什么要把濃墨重彩著力于此。因此很注意唐、王兩先生辯論。
王毓銓先生完全從藝術性著眼,認為《金瓶梅》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真正稱得上小說的第一部書。他主張陳列,如此書不陳列,明代通俗文學中便沒有別的作品可供推薦。唐長孺先生堅決反對王先生的觀點,說《金瓶梅》不代表明代小說的成就,不能擺出來。他的理由有三點:一是《金瓶梅》沒有反映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在書中一點也不涉及。我聽了頗不以為然,因為文藝作品不一定全都要反映社會主要矛盾,社會次要矛盾、某個問題、側面、甚至某一事件都可以成為描寫對象,在這里沒有限制。接著,他又說,二是書中沒有正面人物,即使社會底層人物、被壓迫者、勞動者中也沒有正面人物,而是猥瑣的下流坯子。一個社會總有正、反兩方面人物,沒有正面人物或沒有反面人物的社會是不存在的。那樣描寫社會是不真實的、站不住腳的。我聽他說到這里,不由得站了起來,覺得他說得太對了。只聽唐先生又說,三是色情描寫過濫。因此,國家規定圖書館限制外借,新書限定范圍發行。如果在國家歷史博物館作為優秀小說介紹,圖書館又不讓借閱,怎么向讀者解釋?這個理由也是充分有力的。王先生沒有反駁,他似乎感到單純從藝術標準立論的軟弱。
辯論匆匆忙忙就結束了。我有些不大滿足。我覺得兩位先生都沒有深入研究過這個問題,也沒有系統考慮過自己的觀點。雖然立論能給人啟發,但都顯得有些粗糙。我的感覺是兩人進行了一場遭遇戰,被迫用平時讀書時的一些感想當作武器來交鋒。所以辯論也不可能延續,來往一合,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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