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火未熄，古巴危機已至（下）

接上篇：

古巴的國家危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國特別是美國因素（1991年之前還有蘇聯），1959年至今皆不例外。

本屆美國政府以”特朗普推論“（唐羅主義）為戰略目標，回歸“西半球優先”，加之古巴裔美國人（特別是國務卿魯比奧）對古巴現政權的深度怨念，無不決定該國難逃美國視線。

相比于本地區其它國家，“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的效應在古巴身上尤為放大——最近不過90英里的地理距離，客觀上和理論上都賦予美國更靈活的手段選項。

顯然，對古巴下手已經不是問題。問題是美國會怎么做，古巴的命運又將走向何方——所謂歷史性“變天”，是否將降臨到哈瓦那。

美國對古巴的戰略目標

歷史上美國對古巴采取過各種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軍事登陸、經濟制裁、全面封鎖、緩和接觸、文攻武嚇、滲透策反。具體采取何種手段，要看美國當時的政策目標。

結合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分析，在口頭上高喊“解放古巴”背后，特朗普對古巴的主要關切在于以下幾點：

1 扭轉古巴“反美”外交路線，削弱域外對手在古巴的影響力，消除地區“反美網絡”，確保美國在西半球特別是家門口無可匹敵的主導性和影響力（核心關切）；

2 迫使古巴對美開放本國經濟、完全“市場化”和“自由化”，削弱古巴現政權掌控的經濟基礎，便于美國在當地投資、經營，客觀上建立對古巴經濟的話語權乃至主導權；

3 遏制移民危機和有組織犯罪，保護美國“邊界安全”；

4 爭取國內古巴裔選民的支持和選票（他們在特朗普的佛州大本營占比尤為突出，邁阿密超過三分之一是古巴裔），為中期選舉和2028年大選服務。

理論上看，實現上述目標（特別是前三個），并不必然需要對古巴“政權顛覆”、軍事打擊或者占領。對特朗普而言，這只是為了實現其目的而可能考慮的手段。

更可能將古巴政權顛覆、改旗易幟視為目標本身的，是古巴裔美國人群體。在美國政壇，其代表人物為國務卿魯比奧和6名國會議員，包括參議員特德·克魯茲和眾議院的3名“瘋狂古巴人”——卡洛斯·希門尼斯、馬里奧·迪亞斯-巴拉特、瑪利亞·埃爾薇拉·薩拉薩爾。

由于“歷史創傷”記憶，古巴裔美國人天然反感古巴乃至拉美其它國家左翼政權，甚至壓過了特朗普首要考量的外交、經濟、移民、反毒議題。隨著魯比奧代表共和黨競逐2028的呼聲日漸高過萬斯，引起近300萬古巴裔選民的共情、支持顯然符合選舉邏輯。

此前在美國擄走馬杜羅后，魯比奧就比特朗普更多談及委內瑞拉舉行選舉（變更政權）的話題，體現了二人對該議題看法的細微差別。不過總統的意愿壓過國務卿，隨著白宮與委現政府保持溝通、相互配合，魯比奧也在兩周前表示美國不就委重新選舉人為設置時間表。

古巴的情況與委內瑞拉不同，特朗普采取何種模式行動，自然要考慮可行性，以及能否達到其西半球戰略目標。

美國的“古巴模式”可能選項

首先，全新的“委內瑞拉”模式很難復制于古巴。

美國之所以僅憑“139分鐘帶走馬杜羅”就能令委現政府改弦更張，從而無需顛覆政府、駐軍治理，是因為經過26年的“查韋斯主義+民粹左翼”經營，委內瑞拉已經形成高度個人化（或者說個人崇拜色彩濃厚）的領導模式。

這種模式非常依賴克里斯瑪型領導人自身的存在，一旦領導人本人被拿下（特別美國出乎意料且近乎羞辱般的方式），對整個權力架構的打擊是致命的。領導層“不打自垮”、士氣已散，配合美國、“收拾殘局”自然是本能反應。

古巴革命已經67年，歷經三代領導人，已經從最初高度依賴卡斯特羅個人魅力和“卡斯特羅主義”（Fidelismo）轉向了制度依托——古共領導下的一整套權力架構和治理體系，其運轉機制不為某一個領導人的去留所左右。

這套體制下，古巴領導人迪亞斯-卡內爾的權力基礎和影響力并不源自民粹動員，就連古巴體制外的批評者和分析人士都認為這位最高領導人并非真正的權力中心，而更像是被整個體制（包括老一輩革命精英和軍方建制派）選擇、推向前臺的“負責人”。

即便美國再組織一個“特別司法行動”，“帶走”古巴領導人，古巴黨政軍建制派和精英群體可以很快按照現行制度選出繼任者，維持國家政權的運轉。古巴現行體制并不源自、也不依賴迪亞斯-卡內爾，反而是后者的權力源自前者。

至于“特別軍事行動”或其它軍事干預模式，更是性價比不高且沒有必要。

美國在歷史上就做過軍事顛覆古巴的努力，即1961年4月的“豬灣事件”。當時美國培訓、組織的1400多名流亡古巴人武裝從豬灣登陸，意圖在美軍不直接介入的情況下以“武裝入侵+國內反政府力量”里應外合，推翻卡斯特羅政府。

只是肯尼迪和中情局輕信了古巴反政府人士的信息，高估了古巴國內的反政府力量，結果行動僅3天就以失敗告終（1000多人被古政府俘虜）。至此肯尼迪政府明顯失分，卡斯特羅和革命政權得到鞏固，古巴為了自身安全與蘇聯進一步靠攏，次年釀成的古巴導彈危機。

如若出動美軍、登島作戰，古巴固然無法阻止（畢竟雙方實力差距巨大），但特朗普“友好接管”說已經排除了直接軍事干預的選項，美國也尚未像1月對委內瑞拉、2月底對伊朗那般進行地區軍事部署。

更不用說反對海外用兵、犧牲美國軍人既是特朗普和共和黨的選舉承諾，也是如今美國社會的多數共識（對于打擊伊朗的模式，都有約10%的共和黨選民反對）。冷戰時期的肯尼迪在古巴國內外反對派勢力更為活躍時都不能下這個決心，特朗普亦難例外。

美國國會眾議長邁克·約翰遜近日稱美軍登陸古巴“沒有必要”，暗含了另一層意思：美國對古巴的極限施壓正在奏效，古巴已然陷入經濟、社會、安全、民生等領域全面的生存危機，因此華盛頓認定有機會在不動武的情況下迫使古巴改弦更張、跟隨美國路線。

這種方式大概率不會是直接代管（所謂“友好接管”）。一方面此舉和軍事行動一樣，赤裸裸違反國際法，在國內外吃相都有太難看；另一方面美國管理意味著白宮要為一個海外國家負責、投入管理資源和成本，美國民眾從情感上都難以接受。

據Axios新聞網的消息，魯比奧已經與勞爾·卡斯特羅的外孫、41歲的勞爾·吉列爾莫·羅德里格斯·卡斯特羅進行了對話。

這位小卡斯特羅是其外公親自任命的個人安全總局局長，是勞爾安保的總負責人，深受勞爾信任。他的權力和影響力并不在于其名義職級（內務部中校），而是他的卡斯特羅血統。如Axios報道屬實，他顯然得到了勞爾、迪亞斯-卡內爾的默許，印證了美古高層正在間接溝通。

華盛頓能不動武就不動武，古巴被逼到絕境不得不對話，這是當前美古雙方的博弈狀態。在此情況下，能否以和平方式渡過危機、避免爆雷，關系到整個地區的穩定。

“政權更迭”的前景

每當美古關系尤為緊張之時，總有人本能般地冒出“古巴是否會政權更迭”這一疑問。作為拉美地區唯一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古巴離美國這么近又那么敵對，其生存前景始終引發外界猜測。

需要注意的是，愿望和目的不等同于事實。海外古巴人（特別是古巴裔美國人）等群體中不少人希望母國“政權顛覆”，并不代表古巴將要“改旗易幟”。

如果一定要分析一國政權更迭的可能性與前景，歸根結底要判斷兩個問題：

1 該國現政權能否保持對國家及當前局勢足夠的掌控力？

2 該國反對派或者其它所謂“體制外”力量是否有能力替代現政權、領導國家？

具體到當前特朗普虎視眈眈下的古巴，還可以補充第3個問題：

你認為2026年1月3日后的委內瑞拉，或者哈梅內伊身亡后的伊朗，算是完成“政權更迭”了嗎？

如前文所述，古巴政權的穩定并不系于某一位領導人，不可能像委內瑞拉那樣，定點清除1個或幾個領導人就“失魂落魄”。

即便被美以批量清除領導層成員的伊朗，最近也被美國情報部門認為。

革命67年來，古巴業已建立了成熟、具有延續性的黨政機制和官僚體系，基于1959年革命的合法性敘事也深入社會各個角落。這些構成了古巴政權和制度韌性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古巴軍方和安全部門不僅是維護政權的核心力量，而且還深度參與國家經濟活動，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

例如與軍方關聯密切的控股企業GAESA（商業管理集團有限公司）獨家壟斷國內酒店服務業，控制全國90%的零售貿易，貢獻全國30%到40%的GDP，關于該企業實際資產總額的報道從10億到180億美元不等。

在此情況下，古巴體制及其依附者形成了龐大而廣泛的經濟與安全利益共同體。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在近期的分析文章中也坦承，古巴體制內有太多人忠誠者，而且“古巴的安全部隊顯然比委內瑞拉的更忠于本國政權”。

當然，這并不等于古巴政權毫無風險、可高枕無憂。畢竟在幾乎令人窒息的經濟封鎖下，普通人不可能在缺水、缺電、缺燃料的情況下忍耐太久。一旦美國無意松手，民間抗議和人口外逃的浪潮極有可能再起，屆時長期忠誠的軍方是否會動搖乃至出現嘩變，其風險亦不能完全排除。

不過另一方面，古即便巴內部真出現了可能推動顛覆的縫隙，該國體制外或反對派之中也很難找到有力的替代者來動員民眾、領導治國。

畢竟經過革命67年的時間，古巴幾乎不存在什么有組織、成氣候的反對力量。而類似古巴、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所謂“反對派”的兩難困境始終存在：在國內面臨直接打壓，流亡海外會被淡忘乃至失去信任。

目前古巴國內僅存的“反對派”組織包括美國稱為“最大反對力量”的古巴愛國 聯盟（ UNPACU ），以及由一批藝術家、記者、學者組成的“圣伊西德羅運動”（MSI）。可以想象，它們難逃古巴政府的監控和司法行動，影響力非常有限，只能時而反對聲音，無力提供國家領導和建設力量。

所以《外交事務》也對“改朝換代”沒有過高預期，反而認為古巴現政權未來的走向不外乎3種可能性：

現政權與美國達成協議，主動推動實質性改革，如深化經濟自由化改革，外交上轉向更加親美（至少是友美），領導層內部更替，推出勞爾·卡斯特羅和特朗普共同接受的人選；

現政權從“革命政權”轉型為“后革命政權”，這并不必然意味著現行黨政結構的顛覆，但古巴很難找到能替代“革命”敘事的國家身份符號（革命敘事本就以反帝反美為基礎，“親美”和“社會主義古巴”能否兼容？）；

即便從形式上社會主義制度做切割，但政界（官僚系統）、軍方、學界、新聞界等精英階層仍會維系原有地位和影響力——在可預見的未來內，古巴仍然需要傳統政治和軍方的骨干力量來維系國家穩定和治理。

簡言之，即便美國人也不認為古巴將很快實現西方敘事中的”政治多元化”。特朗普政府更要在施壓古巴的力度上尋求平衡：

壓力太小，古巴政府感受不到生存危機，不會主動放下身段跟特朗普談判、讓步；

壓力太大，古巴政權真分崩離析，可能意味著古巴經濟社會全面崩盤，屆時美國很難親自下場收拾局面，特別是特朗普最不樂見的難民潮。

幾十年來，美國對古巴的政策如同坐蹺蹺板一般，在整體強硬的框架下有時更敵對、有時又尋求對話。克林頓的禁運沒有奏效，奧巴馬的放松與恢復外交不到2年就被特朗普廢除。唯一不變的，是古巴這個國家及其民眾的生存環境。

今天古巴又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往昔回不去，現狀難維系，前路充滿風險和變數。危機的走向和結局是什么，2026年內或許就能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