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 | 兩日內為百件八大山人書畫鈐印

王方宇與白謙慎，1992年在紐約華美協(xié)進社出席中國篆刻研討會

來源 l 中華書局1912

作者 l 白謙慎

一

我最初和印章發(fā)生關聯(lián)，在1973年。那倒不是因為書畫，而是工作需要用名章。1972年中學畢業(yè)，還在“文革”后半期，那年上海沒有招收高中生，中學畢業(yè)生面臨分配。我的哥哥在1969年到黑龍江插隊落戶，根據政策，我可以留城工作。我選擇了到上海財貿學校金融班學習，學制兩年，但第二年我們便開始在銀行里實習了。在儲蓄所上柜臺，為顧客的存取款項服務。算完賬后，要在顧客的存折上和銀行的賬本上蓋上我的名章。章子是銀行給實習生們統(tǒng)一刻的，是刻在牛角上扁橫的楷書印。從1973年冬銀行實習到1978年秋考上大學，我在銀行工作五年，可以想象，我曾多少次用這枚印章。只不過，它和書畫無緣。

上世紀七十年代白謙慎在銀行工作時用的印章

1973年，我在蕭鐵先生的指導下開始學書法。那時娛樂少，喜歡書法后，它成為我業(yè)余生活的重要內容。平時除了臨習《多寶塔》，便是買一些今天看來相當簡陋的書法出版物作為參考，看展覽，學習他人的作品。看到人們寫完字作完畫都蓋上印章，我也請蕭鐵先生的一位王姓友人為我刻了兩方印，開始模仿著古人和師友們，在自己稚嫩的習作上蓋上名章。五十多年過去了，在自己寫的字后蓋印的習慣一直沒有改變過。

使用印章，在有些文明中比中國要早。在兩河流域的早期文明，有滾筒印。與我們鄰近的印度河流域，現在的巴基斯坦，古代也有帶文字和圖像的印章。印章在中國最早使用的時間，學界尚無定論。有的學者認為，商代晚期以前就已出現并使用印章。作為憑信的印章，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比較普遍。從此，印章的使用在中國就再沒有停止過，成為中國文化具有恒久的持續(xù)性的又一例證。在書圣王羲之的時代，善書者寫完字不鈐名章。在書畫作品上鈐以印章，最初可能始于收藏活動。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就記錄了鑒藏印。到了宋代，也有為數不多的文人開始在自己的作品上落款后蓋印，是謂“款印”。到了元代，用款印逐漸成為一種后人習以為常的慣例，雖然依然有少數書畫家有時并不蓋印。

1990年，我進入藝術史領域。從此，接觸古代文物的機會多了，常能在古書畫上見到古今收藏家的印章。我接觸過的中國前輩收藏家，如王季遷、王方宇、翁萬戈諸位先生，都會在他們的藏品上鈐蓋印章，以示這些書畫 他們 曾經收藏。這種蓋收藏印的風氣也影響了收藏中國書畫的西方人，在顧洛阜（John Crawford）收藏的中國古書畫上，能見到印文為“顧洛阜”和“漢光閣”（顧氏的齋號）的印章。安思遠（Robert Ellsworth）在他收藏的中國書畫和善本碑帖上，也常常蓋著“安思遠”的印章。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艾略特（John Elliott）收藏中國古代書法在西方最為宏富，有唐摹本王羲之的《行穰帖》、黃庭堅的《贈張大同卷》等赫赫名跡。他的好友劉先女士（羅寄梅夫人）曾囑我為其刻一方朱文名章。不過，艾略特直至去世，都不曾在所藏古書畫上鈐蓋印章。他去世后，所藏書畫都按遺囑由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收藏，這批書畫永遠不會有他的收藏印。

在古書畫上寫題跋，鈐蓋收藏章，對于后世的藝術史學者來說，提供了不少研究線索。我第一次成批地近距離上手觀看并整理古書畫上的題跋和印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1992年，我的老師班宗華教授受耶魯大學美術館委托，策劃王南屏家族收藏明清書畫精品展，我和我的同學們參與了展覽的籌備工作。班老師帶著他的學生們到王南屏先生的兒子王樸仁教授家挑選作品，作品選定后，運到耶魯大學美術館，我們便開始研究這些藏品。班老師邀請一些資深學者撰寫論文，我們撰寫展品詞條和做著錄。所謂著錄，就是將每件作品的尺寸、材質、簽條、引首、題跋、印章等，都用文字記錄下來，刊登在圖錄之中。由于我會刻印并辨識草書和篆書，著錄工作主要由我來負責。我們編寫的詞條和著錄后來都刊登在1994年出版的《玉齋珍藏明清書畫精選》這本展覽圖錄中了。那次整理工作，對我以后的研究大有幫助。我當了教授后，也常常給學生這方面的訓練。如今的高校，傳授這方面知識的課程并不多，年輕的學子中，能夠熟練地使用題跋和印章資料的并不多。

研究古代書畫藝術的學者們，大多不是收藏家，平素雖能在各種展覽、庫房、圖錄、網絡上見到不少古書畫，卻很少有人能有機會在古書畫上寫題跋和打印章。我卻因為一個特殊的機緣，在兩天之內為一批珍貴的古書畫打印章。此事發(fā)生在1998年，和王方宇先生（1912—1997）的收藏有關。

二

王方宇先生是北京人，祖上經商，家境殷實。他自幼喜愛藝術，收藏的興趣很可能在四十年代就培養(yǎng)起來了，因為在他的印章中，有一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二戰(zhàn)后，他留學美國，畢業(yè)后先后在耶魯大學和西東大學任教，是著名的漢語教學專家。和一般的教授不同，王先生很有經營意識，除了教書外，他還做善本書的生意。他和張大千交誼甚深，五十年代從張大千手中分期付款購得一些八大山人的收藏后，縮衣節(jié)食，利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在拍賣會購買書畫，逐漸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八大山人書畫的私人收藏。除了八大山人，他還收藏齊白石、傅抱石等近現代書畫家的作品。

八大山人行草書耿湋立軸，王方宇舊藏

1985年，我還沒有出國留學，經袁行霈老師的妻子楊賀松老師的介紹，和王方宇先生建立了通信聯(lián)系。1986年，我到美國新澤西的羅格斯大學政治學系攻讀比較政治，抵美后，發(fā)現王先生的家離我們學校不遠。學會開車后，不時到他的府上請教，慢慢地和他熟了，也認識了他的兒子王少方先生。1990年，我改行到耶魯大學藝術史系攻讀藝術史博士學位，王先生是推薦人之一。

九十年代以后，王先生的心臟出現一些問題，做了手術。王先生的身體總的來說是不錯的，思維很敏捷，心臟手術在美國也很成熟，所以大家（包括王先生本人）都以為做這樣的手術沒什么問題。出乎意料的是，手術幾天后他在病房和兒子談話時，突然心律失常，猝死。王先生在做手術之前，對術后的預判很樂觀，沒有留下和自己收藏相關的遺囑，而夫人也在數年前去世了，怎么樣處置父親留下的遺產，成為王少方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好在王先生在生前已經把他最好的繪畫作品做了整理，交代兒子，在他去世后將這部分藏品捐給博物館，嘉惠學界藝林。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耶魯大學美術館、弗利爾美術館都想得到王先生的捐贈。時任弗利爾美術館中國書畫部主任的張子寧先生，為人穩(wěn)重可靠，學術水平高，王少方信任他，經過再三思考，決定把這批東西捐給弗利爾美術館。弗利爾美術館在美國的首府華盛頓特區(qū)，是公立的亞洲藝術博物館。

王少方在和弗利爾美術館接洽捐贈事宜時，做了一個決定：在這些作品上蓋上他父母的印章，讓后人知道這批東西曾經由他的家族收藏。他也保留了一部分父親的收藏，他希望這部分作品也蓋上印章，以后的研究者可以通過印章知道一個完整的王方宇夫婦的八大山人收藏。王方宇先生在去世前，曾在部分書畫上蓋過印章，但大部分只蓋了王先生自己的印章。王少方認為，既然是父母的共同收藏，應該把母親的印章也補蓋上去。

白謙慎為王方宇刻印章

由誰在這些古書畫上蓋印章呢？王少方想到了我，因為我會刻印，曾給王先生刻過印。我平時寫字，常蓋印章，但在古書畫上蓋印，在此之前僅有一次。九十年代初，張充和老師曾命我在她收藏的一個文徵明的行草長卷上題跋，我在這個長卷拖尾部分寫完題跋后蓋過印，但并沒有在本幅上面蓋過印。而這次受王少方囑托蓋印就不一樣了，那是直接蓋在畫面上。雖然壓力頗大，但王先生于我有提攜之恩，責無旁貸。

三

王少方為我買了一張機票，5月4日我飛到了新澤西州，在王少方的家中住下。蓋印要有好的印泥，張子寧先生托篆刻名家吳子健先生在上海西泠印泥廠買了上等印泥，快遞寄到美國。當我抵達新澤西時，印泥已經先幾日到了。

王先生是書法家，印章比較多。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挑選適合打在古書畫上的印章。由于有的作品很大，有的只是小的冊頁，必須根據畫幅的大小來選擇印章。研究書畫史的學者都知道，乾隆皇帝收藏了很多書畫，喜歡在上面蓋印，有時在很小的畫上面蓋上一個巨大的印，昭示他至高無上的皇權，但卻破壞了畫面的和諧，極大地影響了觀賞，被后世詬病。私人收藏家一般不會這么做。我先把王先生的印章選出一部分比較適合蓋收藏印的，一般說來，選那些比較工整的印章。喬大壯先生、董作賓先生、渡海旅臺的河北籍篆刻家王壯為先生、寓居紐約的上海篆刻家徐云叔先生，都曾為王先生刻過印。在古書畫上打收藏印，不宜大，忌粗獷奔放，所以，近世的收藏印多以印風工穩(wěn)為主。王先生雖有一方齊白石的印，但是不宜作為收藏印蓋在書畫上。王先生的妻子沈慧女士，有一方朱文小印，蓋在小幅作品上甚是相宜。但蓋在大作品上，就會顯得太小。好在王先生生前曾請人刻了一方比較大的“方慧共賞”的圓朱文收藏印，蓋在大條幅上正合適。

印章選好后，便是清洗。很多書法家并不經常清洗他們的印章，油質印泥會黏在印章凹進去的部分，隨著時間推移，越積越多，蓋出來的印章，邊緣會不清晰。在古書畫上蓋收藏印，應該打得干凈清晰，讓精美的篆刻藝術和書畫相得益彰。我把印章放在溫水里泡一陣，然后用牙刷沾著肥皂，輕輕地清洗，用力重則會損害印面。清洗完后，擦干，再晾一會，便可以用來鈐印了。平時我寫字蓋章，其實并沒有這么仔細。這次受人之托，總要盡力做好，這樣才對得起三百年前的八大山人，對得起一直提攜我的王方宇先生，對得起一個公立博物館。

古書畫歷盡無數兵燹浩劫，能夠流傳至今，是幸中之幸，面對之已有敬畏心。在上面打印，不容有錯，是個挑戰(zhàn)。在古書畫上打印，有四個方面要特別注意：第一是印章的位置。一般說來，收藏印都在角落里找一個空間來蓋。由于是古書畫，常有過往收藏家的印鑒，可以選擇鈐于舊印之上。如果上面已經蓋了好幾個印，只能選擇先前收藏印的旁側。這時，印章大小，朱文還是白文，和先前收藏印之間的協(xié)調，都在考慮之內。第二，要絕對保證印章的方向正確。王先生本人曾在自己的一件藏品加蓋印章時，蓋顛倒了。我們在古書畫上，偶爾也能見到這樣的例子。這是蓋印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要改正這樣的錯誤，只有重新裝裱時挖補，但這又增加了作偽嫌疑。第三，蓋印章時，手要特別穩(wěn)。因為印泥本身是油質的，在紙面光潔的書畫上，容易打滑。手稍微猶豫顫抖，印痕的邊緣就會出現重合或者變寬，影響美觀。第四，要防止不當心把印泥蹭到畫面的其他地方。印泥粘上畫面之后，是不容易把它去掉的。

王方宇、沈慧舊藏八大山人山水冊頁

我在每一個印章的頂部或側面，標好哪一面是正面，保證打印章時，印面方向是正確的。

在為每一件書畫蓋印前，王少方和我都會把作品打開，仔細選擇合適的位置。為了防止印泥蹭到畫面上，王少方事先買了一些防水的透明紙，我們用這種紙把整個畫面遮得嚴嚴實實的，只留下蓋印章的位置，有時整個露出的地方不超過五平方厘米，甚至只有二三平方厘米。這樣就很保險，萬一印章不當心掉下來，也是掉在遮蓋的紙上，不會觸及畫面。

準備就緒后，終于開始打印章了，心里不免有些緊張。我想，如果藏品是我自己的，壓力或許會小些。可受人之托，情形就不同了。我拿起選好的印章，輕輕地蘸著印泥，反復查看印泥是否已經均勻地覆蓋了整個印面。王少方坐在我的左側，與我反復核對我手中的印章方向是否正確。然后，我的手慢慢移向那個位置，將印蓋上紙面。稍停片刻，然后緩緩提起，避免紙上的印泥被拉帶得不均勻。一張接著一張，一個接著一個，就這樣，我一共打了一百多次印章。在一百多個印痕當中，只有一個因手稍微抖了一下，邊緣略粗了一點，其他的都位置端正，用力均勻，字跡清晰，堪稱成功。

由于整個過程非常緩慢耗時，我們工作了兩天。完成最后一次打印后，如釋重負。但精神高度集中，使人相當疲勞。一件本來看起來頗為輕松的風雅之事，居然成了累人的活兒。我有寫日記的習慣，5月5日那天的日記這樣寫道：“在少方家蓋印章。張子寧和他們館長一起來簽合同。完成了（蓋）印章。一切還算順利，沒有大問題。”5月6日，我飛回波士頓。

四

不久，王方宇先生舊藏的部分八大山人書畫，順利入藏弗利爾美術館。2003年，經過五年籌備的“天倪：王方宇與沈慧藏八大山人書畫”展在弗利爾美術館舉辦，由張子寧、白謙慎、安明遠合著的同名展覽圖錄同時出版，這是對王方宇先生在八大山人書畫收藏與研究方面所作貢獻的致敬。

張子寧、白謙慎、安明遠《天倪：王方宇與沈慧藏八大山人書畫》圖錄，弗利爾美術館2003年

前面說過，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就講到收藏印。五代、宋代，都有收藏印，以后這個傳統(tǒng)就沒有斷過。但在1949年以后，這個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由于當時的情勢，私人收藏古書畫，在中國大陸基本不是一個很公開的活動，雖然文物商店還在公開賣古董，收藏家之間也有私下的轉讓，但似乎并不活躍。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上海見過一些老先生在自己的收藏上蓋印章。比如，1985年，我的老師金元章先生曾帶我在上海拜訪收藏家鄭梅清先生，看他收藏的傅山《哭子詩卷》，上面就有鄭先生的收藏印。給古畫打印章這種事情，在小部分人當中依然存在。

王少方請我在他父親的舊藏進入博物館之前蓋印，是考慮到文物進了博物館后，就不能再在上面鈐印了。不過，這是現在的規(guī)矩。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些古代繪畫上面，還能看到1949年以后上海文管會打的一些印章，無論是打印的位置、印章的藝術水平，還是所用印泥，都非常講究。可見，在五十年代，還是可以在公藏文物上鈐蓋印章的。我們的前輩們還講究這個。我所見過的古書畫上的收藏印，張大千的算是很講究的。他用的印章好，印色雅，打在古畫上，很精神。

現在有這方面修養(yǎng)的人少了。我們不時可以看到，有些收藏家打印章的位置不很妥當。我曾在一個著名大學圖書館的線裝書上，見到新近鈐蓋的印章，效果不太理想，有損書的美感。中國古書是美而高雅的，為書打印章，底下要墊一塊薄而硬的塑料板，這樣紙面的受力才能均勻，印痕看上去清晰。

千禧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私人收藏、拍賣市場都非常活躍，藝術品的交易活動日益頻繁，很多書畫進入私人收藏。這些新藏家也開始在自己的藏品上蓋印章。譬如，近墨堂主人林霄先生，收藏古代書法名跡馳名海內外，他就常常在自己的藏品上蓋印。不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拍賣市場剛剛開始，私人收 藏活動還不那么活躍，我在兩天之內，在中國藝術史上一位偉大畫家的一批作品上打了收藏印，這段經歷對我來說，既新奇也令人興奮，至今難忘。

來源 l 中華書局1912

作者 l 白謙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