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前，就是一段難熬的苦日子

作平按：本文節自我的《1644：帝國的疼痛》。該書有三個版本，即2008年中華書局版，2009年臺灣靈活文化版，2019年長江文藝版。目前，第四個版本正在制作中，不久將面市。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

吃齋念佛的活活餓死，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

——崇禎年間民謠

1、

崇禎年間的這首民謠，憤怒而絕望。像一條垂死的漢子，在破口大罵狗日的世道。其時，享國兩百多年的大帝國病入膏肓，而億萬百姓，正掙扎在死亡線上——或者說，他們正在艱難地熬著屬于他們的苦日子。

大明的苦日子得從土地兼并說起。所謂土地兼并，簡單地說，就是本來分屬億萬兆民的土地，越來越加速度地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中。

與此相伴的，必然就是絕大多數人失去土地。

在幾乎完全依賴農業為生的傳統社會，無工可打，無商可經，失去土地也就相當于失去了生存的先決條件。

土地兼并的一個最直接后果就是人民流離失所，社會失去支撐，越來越多原本安分守己的農民被逼上絕路，由民變演變為農民起義。

打個通俗的比方，土地集中到極少數權貴手里，相當于社會財富被極少數權貴和資本家壟斷，它帶來的后果就是社會矛盾激化，階級嚴重對立與仇視。

擁有土地最多的，首推朱元璋的后裔們，如萬歷想立為太子卻因群臣堅決反對而未遂的朱常洵，后來被封為福王，之國河南。

大約想給最心愛的兒子一個補償，福王大婚時花費三十萬銀兩不算，萬歷還“賜莊田四萬頃”。又是由于群臣的勸告和抗議，這一數字才得以減半。河南的好田好土劃不出這么多，就從相鄰的山東和湖廣劃。

皇室的天璜貴胄以外，各級官員和縉紳也成為少數大土地擁有者。《豫變紀略》講述的是崇禎年間河南的民變，對土地兼并下的河南，作者說“田之多者千余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

河南南陽的曹家、睢州的禇家、寧陵的苗家和虞城的范家，乃皇親之外最有勢力的豪門，人稱“四兇”。

此四家“各畜健仆數千人，橫行州府，嬉戲之間恒殺人。其平居奪人田宅，掠人婦女，不可勝數。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問也”。

2、

豺狼當道，俊杰之士難免避諸山野；豪強橫行，平頭百姓自然苦痛不堪。土地兼并、三餉疊加的人禍下，還有崇禎年間連綿不斷的天災。談遷稱其時的窘迫乃是“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鼓馮夷之波”。

顧炎武冷靜地為明末農民算了一筆經濟帳：江蘇的蘇州一帶，自耕其田的農民約占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是租種地主土地的佃戶。

田畝都被分割得很窄小，往來于田畝之間的道路和溝渠，政府也照樣征稅，地主也照樣收租。

由于耕作技術落后，那時的莊稼只能一年一熟，一畝收成多的三石，少的只有一石。地主的租，一畝要一石二三斗，最少也要八九斗。

也就是說，農民辛苦勞作一年，天道好的年辰，也不過一畝地收入幾斗而已；若天道不好，土地所出，甚至還不夠交租。以至于今天交了租，明天就不得不靠借高利貸為生了。

3、

正當崇禎的哥哥天啟在九重飛檐的深宮里興致勃勃地干木匠活時，陜西發生了一場致使莊稼顆粒無收的大旱。陜西原本就地薄民窮，這樣的大旱無疑讓老百姓雪上加霜。

更要命的是，地方官根本不顧農民死活，各種苛捐雜稅統統照收不誤。這是天啟七年（1627）的事情。這一年的上半年，大明帝國由天啟統治；這一年的下半年，大明帝國轉移到了崇禎手里。

陜西澄城知縣叫張耀采，他所管轄的澄城，是全陜災情最嚴重的地區。然而張縣令不僅不對饑民進行賑濟，反而“催科甚酷”。于是導致了“民不堪其毒”，終于被逼上梁山的后果。

澄城一個叫王二的人悄悄糾集了數百個再也看不到當順民希望何在的農民，他們聚集山上，以墨涂面。

王二高呼：誰敢殺張知縣？眾人齊聲大喊：我敢殺！如是者三，像出師前的宣誓。接著，王二就帶著這數百人闖進縣城，殺死了張知縣，從此嘯聚山林。

這就是陜西民變的開始。

崇禎二年（1629），禮部一個小官員馬懋才回了一趟他的老家陜西延安。這里是當時中國災荒最嚴重、世道最悲慘，因而也是民變最激烈的地方。

馬懋才無限悲痛地在他的奏章里描繪了延安的慘況：

我的家鄉延安府，自從去年以來一年沒有下過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無糧可食的民眾只能采摘山間的蓬草果腹。蓬草吃完后，又剝樹皮為食。樹皮也剝完之后，只好挖山中的石塊填肚子。

石性冷而味腥，吃一點就感到飽了，但幾天后就因無法排泄而腹脹身死。民眾有不甘心吃石塊而死的，就相聚為盜，稍微有點積蓄的人家就會被搶個一干二凈，而官府不能禁止。

最可憐的當數安寨城西的一個糞坑，每天必有無計可施的父母把他們的小孩扔進坑里。這些可憐的孩子有的在號哭，有的喊叫其父母，有的抓糞便吃。到了第二天早晨，孩子們全都死掉了，又有新的孩子被拋進去。

更讓人奇怪的是，小孩子和獨行人一出城外，往往就再也不見人影。后來見到城外的饑民，以人骨為柴煮食人肉，才知道那些失蹤的人都被饑民們殺死吃掉了。

吃人肉的人只能多活幾天，因為幾天后他們就會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于是，到處死尸狼藉，惡臭熏天。

政府在縣城外挖了幾個大坑用來埋葬這些死尸，每個坑可以容納幾百具尸體，我回故鄉時已經裝滿了三個大坑。縣城如此，離縣城遠點的鄉下沒有掩埋的尸體還不知道有多少。

馬懋才痛心疾首地總結說：“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百姓們為了免死，只有流亡一途，然而奔來走去，遍地流民，“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4、

必須承認，中國農民也許是世界上最馴服最善于忍耐的動物。大思想家孟子曾經替他們說出過他們的人生理想，這理想簡單得令人傷感：

豐收之年，全家人一年到頭能混飽肚皮；災荒之年，不致于餓死在溝壑之間——孟子把它總結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

就是說，如果不是到了無路可走，只能眼睜睜餓死的地步，中國農民都心甘情愿地當朝廷的順民。一年到頭起早貪黑忙碌不停，哪怕把收獲的絕大部分都上交官府，但只要余下的糧食能夠以吃糠咽菜的最低標準維持一家人的生命，他們就會覺得很快樂，就已經是王道樂土的盛世了。

然而，很多時候，他們這一點可憐的維持生命的最低要求也得不到滿足。這時候，他們就只好鋌而走險了——反正餓死也是死，造反也是死，畢竟造反還有幾頓飽飯吃，還可以多活幾天，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兩千多年前，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在動員民眾造反時，說出了最質樸又最深刻的道理：遵紀守法是死，起來造反也是死，同樣是死，為什么不換一種思路試試？

崇禎年間的民變分子們未必知道陳勝、吳廣，但他們以其樸素的直覺，感同身受了陳勝、吳廣揭示過的真理。于是乎，前文所說過的王二以墨涂臉殺死張知縣的事件發生了。

對王二來說，那只不過是一時義憤之下的鋌而走險，對中國歷史來說，卻意味著明末農民戰爭自此拉開了帷幕。大明王朝也就此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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