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殘忍烹食8名美軍，唯一漏掉的那條“大魚”，后來成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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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20歲的小飛行員，落到敵占島附近大概率是兇多吉少，結果此人運氣好到離譜，漂在海上吐得臉色發白，等來的不是日軍小艇，而是自己人的潛艇。

那一刻，他卻完全想不到，島上那幾個沒逃掉的戰友，已經被日軍拖走烹食。

這個幸運的年輕人后來成了美國第41任總統，間接影響了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這些世界大事。

父島的肉鍋，殘忍的一幕

1944年9月，西太平洋的海面上，年輕的美軍飛行員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駕駛轟炸機執行任務，被高射炮打中后跳傘逃生，最后落在了父島附近的海上。

他抓著救生筏在海上漂，暈得厲害，一邊吐一邊等救援。

幾小時后，美軍潛艇趕到，把他撈上了船。這一切在當時看來，只是一名飛行員被及時救回，算不上多罕見的插曲。

真正可怕的是同一時刻發生在島上的事。

那天一共9名美軍跳傘，布什落海，距離稍遠，被潛艇撿走；剩下的8人落到父島附近，被日軍抓獲。

按國際公約，已經失去戰斗力的戰俘應該得到人道對待，不得虐殺，更別說折磨和侮辱。

上到海牙公約、日內瓦公約，下到一線老飛行員的行規，基本共識都很清楚：跳傘落地，槍炮就該停手，繼續補刀那是殺人，不是作戰。

偏偏父島上那支日本駐軍，無視了這些國際規則。

到了1945年2月，父島已經被美軍封鎖，海上補給受限，但島上并沒有鬧饑荒。日軍每天有240克大米配給，還有漁獲、有蔬菜，甚至還有清酒。

按這個標準，普通士兵可能吃得不算豐盛，但絕談不上餓得發瘋。他們完全有能力按照戰俘待遇來處理被俘美軍，卻選擇走向了最極端的路。

駐島最高指揮官立花芳夫中將，在這種環境下表現出的，不是緊張，不是焦慮，而是一種徹底扭曲的興奮。

為了所謂提振士氣，他干脆把俘虜當成“補品”，下令把美軍飛行員殺掉，甚至親自參與“品嘗”。

無線電員馬弗被拖到坑邊斬首，尸體剛剛倒地，軍醫寺木就端著手術刀沖上去，迅速剖腹取肝。按他們迷信的說法，吃敵人的肝能壯膽，能把對方的“勇氣”吞下去。

這種說法放在原始部落里聽著都滲人，卻真實地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現代軍隊當中。

取肝之后，日軍又把大腿上的肉一塊塊剔下來，切成片，送到廚房。

那天晚上，立花芳夫和的場少佐坐在桌邊，鍋里煮著加了醬油的人肉火鍋，烤架上烤著美軍的肌肉，旁邊擺著清酒。

他們邊吃邊聊，評價肉質如何，甚至討論口感、脂肪分布，好像眼前的不是從人身上切下來的肉，只是一盤尋常的炙烤料理。

8人進了魔窟，只有布什落海位置稍遠，被美軍先一步救起。

當時的日本駐軍如果多派一條小艇，多燒一桶油，很可能人在海上就被他們撈走了。

后來的老布什當選后，主導了海灣戰爭，親手敲定了不少冷戰后期和冷戰結束初期的關鍵決策；再往后，他的兒子小布什上臺又發動伊拉克戰爭，整個中東格局因此大變。

對布什本人而言，父島并沒有隨著潛艇離開就畫上句號。他知道自己的戰友霍爾等人沒能回來，卻很長時間并不清楚那些人究竟發生了什么。

戰后相關審判材料公開后，那些細節擺在他眼前：斬首、肢解、烹食。這些內容，成了他一生最沉重的陰影之一。

對于美日關系來說，這也成了一塊難以直接觸碰的疤痕——盟友可以握手，可以談合作，但檔案柜里那幾份關于父島的卷宗，永遠在那里。

同樣是美軍飛行員，中日底線完全不同

兩年前的1942年，另一批美軍飛行員也被打了下來，只不過他們大多落到的是中國境內。

這是著名的杜立特空襲，日本本土第一次被美軍轟炸。

任務結束后，因為油量、航線等原因，很多轟炸機飛不到預定降落點，只能讓機組人員在中國上空跳傘。

夜里風大雨急，有人掛在樹上，有人摔在山坡上，渾身是傷。

這批人的處境說不上好。那時候的中國，正處在抗戰的最艱難階段，東南沿海和華中大面積淪陷，日軍在各地燒殺搶掠，老百姓過的壓根談不上什么安穩日子。

江西、浙江一帶很多農村，家里連飯都吃不飽，青壯年被拉去當苦力，有的被抓去做軍伕，家里剩下老人婦孺撐著田地。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些完全說不通話的美國飛行員從天上摔下來。

老百姓完全有理由避之不及。誰要是被日軍發現窩藏美國兵，輕則挨打坐牢，重則滿村清算。

事實也確實如此，后來的浙贛戰役和報復行動，已經把日軍的性格寫得很明白。

但當地農民的選擇是，先救人，再想后果。有飛行員摔斷了腿，村民抬著人走山路，找偏僻的地窖、祠堂、山洞，硬是把人藏起來。

那些地窖，本來是放糧食的，或者是躲避轟炸的，結果成了救外國兵的臨時落腳點。

醫療條件同樣簡陋得可憐。哪有什么正規醫院，更別提專業戰地醫療隊。能用的，就是村里老人留下的草藥方子，還有姑娘媳婦們平時給自家人包扎傷口的經驗。

有人用燒開的鹽水給傷口清洗，有人用草藥搗碎敷在傷口上，再用破布條纏住。

不僅是治傷，中國老百姓還得想辦法把這些飛行員送走。那時候的路，說是路，其實就是泥巴、山石、田埂，車子很難走，于是轎子就派上用場。

有人借、有人抬，把這些個子高、體重不輕的美國人，從一個村子轉移到另一個村子，再交給更安全的接應點。

有的村民幾天幾夜不睡，帶著人從小道繞開日軍據點，翻山越嶺，就為了多走一段遠路少遇一隊巡邏兵。

救人的結果是什么，后來大家都知道。

日軍發現飛行員沒抓到多少，卻查出是沿途中國人幫忙藏匿、轉移，于是發動了浙贛戰役，從江西到浙江大面積“清鄉”“掃蕩”。

他們帶著細菌彈，把鼠疫、霍亂等致命病菌撒進村莊，在水井里投毒，在河流、田地里散播帶菌物質。

加上常規屠殺、焚燒村莊，最終導致約二十五萬中國軍民死亡。

當時站在江西、浙江那些農戶院子里的老鄉，他們看到的是眼前這些渾身是血、說著怪話的年輕人，其中不少人跟自己家里孩子差不多年紀。

父島和江西、浙江給出的答案，站在兩個極端。

從今天回頭看，中國付出的代價沒有被湮沒。

那些參與救助杜立特行動飛行員的普通人，有的后來被記錄在案，有的名字失傳，只剩下鄉志里的寥寥幾行字。

但無論記不記得名字，他們做出的選擇，早就寫進了這段歷史的評價當中。中國不是用嘴說“人道主義”。

法庭上的一條絞索

戰爭結束后，父島上發生的事并沒有立刻曝光，很多細節是通過戰后審判才被整理出來。

1946年，關島的美軍軍事法庭對父島相關案件進行審理，吃人、殺俘的細節一條條在法庭上呈現出來。

對于那些常年處理戰爭案件的法官來說，死傷已經不是新鮮事，從前線回來的人對血腥也不陌生，但當聽到有軍醫主動剖開俘虜的腹部挖肝，把人肉切成片煮鍋時，仍有法官當庭反胃。

這已經不只是戰爭罪的問題，而是赤裸裸的反人類行為。

父島案最后的判決，是把立花芳夫等5名主要責任人判處絞刑。行刑那天，美軍沒有給他留下任何軍人的體面，直接把軍服剝掉，只留一條內褲，然后才押上絞刑架。

絞刑執行完，法律上算是有個了結，但父島案的意義遠不止于懲處幾個軍官。它撕開了日本軍國主義文化中最陰暗的一角，讓全世界看到了，什么叫“披著現代軍裝的原始殘酷”。

在很多日本戰后美化自己的敘述里，經常會強調前線士兵“也是戰爭受害者”“也很辛苦”，甚至把一部分暴行歸結為極端環境下的精神崩潰。

父島的情況卻很難被這類說法洗白：物資沒有絕對斷供，指揮官精神狀態看不出“完全失控”，吃戰俘是有計劃的，而不是餓瘋了抓到什么吃什么。

這就牽出一個更難堪的問題：日本軍隊在軍國主義洗腦下，對敵方士兵的看法到底把人放在了什么位置。

日本軍隊自詡紀律嚴明、講究武士道，結果在父島這種地方卻演出了一出食人鬧劇，把所謂的“榮譽”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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