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城故事 | 我的小學時光

作者：張萬杰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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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圖由AI生成。

我上小學一年級，是1968年的3月，那年我六歲多。那時候的學校不是跨年開學，這份早春里的入學記憶，便格外清晰，一晃就記了大半輩子。

上學之前，我的腳步從沒有踏出木梓樹張家那個小村子。村子坐落在廬山西麓，離蘇東坡題下“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晉建西林古寺，直線不過兩公里遠。全村三十來戶人家，分東西兩段，背靠山丘，面朝巍峨廬山，日子過得安靜又緩慢。

我家在村子西段，是兩間不足四十平米的土坯瓦房，東邊開門的是堂屋，屋里砌著土灶臺，擺著一張四方飯桌，是一家人吃飯落腳的地方；左邊廂房被隔成兩間小房，我和父母、兩個姐姐還有弟弟，六口人便擠在這方寸天地里過日子。記憶里，母親的身影總圍著灶臺轉，柴米油鹽的煙火氣裹著她；父親閑暇時，最愛坐在門口矮凳上抽旱煙，煙霧慢悠悠地飄，伴著日子緩緩流淌。

入學前一天，父親依舊坐在門前的矮凳上，卻沒像往常那樣點起旱煙。他輕輕招呼我到身邊，眉眼間帶著幾分鄭重，說要教我數數。他先問我：“你想上學嗎？”我想都沒想，脆生生答：“我想上學！”父親笑著點頭，又說：“老師說了，你要是能從一數到一百，就收你上學。”那一天，父親耐心陪著我數，從一到十，從十到百，每一個數字，都成了我奔向學堂的鋪路石。

我家離學校直線距離不遠，中間卻隔了一條小河，河洲上滿是大小不一的菜地，穿過菜地便是連綿的農田，踩著曲折的田埂走一公里路，才能走到學校去。開學第一天，是鄰居家的金萍姐領著我和另一個鄰居趙龍生去的。金萍姐比我大五六歲，那時已經讀小學五年級了，一路上，她絮絮叨叨跟我們講了好多學校里的規矩，叮囑我們上課要聽話，要好好聽老師講課。她的聲音溫和，跟著她走在田埂上，風里飄著泥土和青草的香，我心里對上學的期待，又多了幾分。

打那以后，我成了金萍姐身后的小尾巴。每天天不亮就催著母親做飯，飯一吃完，便一溜煙跑到金萍姐家，巴巴地等著和她一同上學。有一回，我和龍生跟著金萍姐趕路，在田埂邊撞見了兩種狗尾草，我們仨蹲在地上爭辯不休，非要分出個好壞高低。如今想來，那樣的爭辯幼稚又可笑，可那份孩童獨有的較真與歡喜，卻鮮活地留在記憶里，成了上學路上最難忘的小插曲。

我的書包是母親親手縫的，用的是一塊普通藍布，針腳細密，裹著母親的心意。那個年代，大多數學孩子的書包都是家里人手工縫制的，家境稍好的，才能背上城里買來的書包；若是誰能背上一個綠帆布軍用背包，上面印著紅五角星和毛體“為人民服務”的字樣，定會引來滿街同學羨慕的目光，那樣的風光，是當時我們心底最真切的向往。

我們上學的地方在維崗湯家村，校舍不過是幾間背靠山丘的簡陋民房，沒有像樣的操場，教室里連水泥地面都沒有，唯有屋檐東邊掛著的一個電鈴，昭示著這里與尋常民房的不同。一年級一學期，統共就兩本書，一本語文，一本算術，再配上兩本練習冊，便是全部的課業。鉛筆和橡皮我都直接塞在書包里，從沒用過專門的鉛筆盒。我至今記得我的同桌湯金云，她有一個漂亮的鐵皮鉛筆盒，盒面上印著孫悟空、唐僧和豬八戒西天取經的模樣，那樣的精致，讓我羨慕了許久，想來她或許早已淡忘，可于我而言，卻是童年里一抹亮眼的印記。

剛入學時，學校只有三位老師，俞仕寶老師、湯為鈞老師，還有教我們的湯淼菊老師。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擠在一間教室里，左邊是我們一年級，右邊是二年級，老師給一邊授課時，另一邊的學生便安安靜靜在座位上復習，秩序井然。

湯淼菊老師是個剪著短發的年輕姑娘，人長得好看，性子更是溫和可親，待我們格外好。有一個下午放學，天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我和趙龍生都沒帶傘，回家的路又必須過那條河，湯老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遞給我一把略有些破損的傘，自己則牽著趙龍生的手，和他共撐一把傘，一步步把我們送回了家。雨水打濕了她的衣角，可她掌心的溫度，卻暖了我許多年。

那時候的小學學費，一學期不過一兩塊錢，可于家境清貧的我們而言，卻常常湊不齊，遲遲交不上。有一回上課，老師把我們村里三個沒交學費的同學都叫了起來，挨個詢問。老師先問涂承貴：“你的學費何時能交？”他答道：“等我爹15號發工資我就交。”老師又問趙龍生，他說：“等我哥發了工資以后就可以交。”輪到我的時候，我紅著臉站起來，聲音都有些發顫：“我……我要等我媽媽賣了笤帚才有錢。”

放學回家，我耷拉著腦袋跟母親說起交學費的事，母親嘆了口氣，一臉無奈：“家里是真的沒有閑錢，要不，等過幾天讓你大姐把攢的雞蛋拿到沙河街去賣了，看看能不能湊齊。”我急著追問：“那還要等幾天？你得告訴我，我好跟老師回話。”母親忽然抬眼看我，思忖片刻說：“要不這樣，你們學校不是也要掃地嗎？你問問老師，學校要不要買笤帚？”我一聽，眼淚瞬間就涌滿了眼眶，只覺得又委屈又難堪，幾乎是哀求著說：“哪有同學給學校賣笤帚抵學費的呀？”母親見我這般模樣，連忙軟了語氣安慰：“好了好了，別哭了。”說著，她掀開衣襟，側身從褲兜里摸出一個布包，是一塊皺巴巴的舊手帕，她小心翼翼地打開，里面是幾張毛票，反復數了兩遍，才鄭重地塞到我手里：“把錢收好，到學校就交給老師，可千萬別弄丟了。”

后來我聽大姐說，前一個星期天，她陪著母親去了一趟沙河街，而原本堆在門后的那一大捆高粱穗做的笤帚，也早已不見了蹤影。原來母親嘴上說著讓我賣笤帚，背地里早已悄悄為我的學費奔波，那份藏在窘迫里的母愛，沉甸甸的，刻在了我心底。

說起笤帚，便想起了學校的值日。全班同學輪流打掃教室，我格外喜歡掃地，每次輪到我值日，都恨不得把教室的每個角落都清掃得干干凈凈，一點灰塵都不留。而掃地于我而言，還有一份小小的驚喜，總能撿到同學們削鉛筆時斷掉的筆芯。這些筆芯在別人眼里一文不值，于我卻是寶貝。我會小心翼翼地收好，帶回家后，去山上砍一根細細的小竹子，削成鉛筆的模樣，把筆芯插進去，一支自制的鉛筆就成了。握著這樣的鉛筆寫字，心里滿是歡喜，一點也不覺得寒酸。

沒過多久，我們便從維崗的舊校舍，搬到了紅燈糧站前方的新校舍。青磚紅瓦的房子，比舊校舍規整了許多，設施也好了不少，最起碼，一年級和二年級不用再擠在一間教室里了，學生多了，老師也多了起來。課余時間，我們能在教室外自由玩耍，學校還修了操場，兩側各立著一個籃球架。只是操場和校舍之間，隔了一條公路和一片菜地，我身形瘦弱，從來不敢湊到籃球架旁，只能遠遠當個看客。

平日里，我最愛玩滾鐵環、打三角，偶爾也跟著女生們一起踢毽子、抓石子、跳房子，簡單的游戲，就足以裝滿課余的快樂。唯有學校的廁所建在東側馬路對面，每次如廁都要橫穿馬路，那時國道上的車輛雖少，卻也總覺得有些不安全，有些不方便，這小小的缺憾，也成了新校舍記憶里的一部分。

還有一件事，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讓我從此與繪畫結下了不解之緣。那時大概是二年級或是三年級，學校每周只有一節美術課，教美術的是夏永生老師，他總愛認真點評我們的每一幅作品。

有一回上課，我們起立問好后，夏老師笑著問大家：“上一周我們畫的向日葵，你們猜猜誰畫得最好？”同學們七嘴八舌地猜著，夏老師卻笑著搖了搖頭，當眾說道：“你們都猜錯了，畫得最好的，是張萬杰。”那一刻，我的臉瞬間漲得通紅，心跳都快了幾分，心里卻涌滿了難以言喻的喜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到老師的公開表揚，這份肯定，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心底的熱愛。從那以后，我愈發癡迷繪畫，筆不離手，一畫便是一輩子，夏老師的那句夸贊，成了我追逐熱愛路上最堅實的底氣。

那個年代，沒有電腦，沒有網絡，沒有課外書籍，就連蠟燭、手電筒、電燈，都算得上是奢侈品。我們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讀書、寫作業，火苗忽明忽暗，映著一張張求知若渴的臉龐，一點點積攢著零星的知識。農村的孩子，從來都不是只讀書就夠了，放學回家后，還要幫著家里做家務、干農活，挑水、喂豬、割草，樣樣都得學著做。日子雖苦，條件雖簡陋，可我們對知識的渴望，對外面世界的向往，卻從未有過半分減退。

時光匆匆，歲月荏苒，那段在紅燈小學度過的時光，單純又質樸，清貧卻滿是溫暖，早已深深鐫刻在我的生命里。如今每當聽到《讀書郎》那熟悉的旋律，總覺得歌里唱的那個背著書包上學堂的小兒郎，就是當年的自己。

小呀小兒郎呀，背著個書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不怕風雨狂，只怕先生罵我懶呀，沒有學問無顏見爹娘。啷里格啷里格啷個里個啷……那歌聲里，藏著我的童年，藏著那段清貧卻滾燙的歲月，藏著一生難忘的溫暖與光亮。

【作者簡介】

張萬杰，1962年10生，江西九江人，現客海南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