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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網(wǎng)上常有人用一句“世修降表”來嘲諷孔子后人,說他們每逢改朝換代就向新王朝表示臣服,仿佛這是天大的恥辱。說這話的人往往擺出一副義正詞嚴的姿態(tài),好像他們站在道德制高點俯視歷史。在他們看來,似乎只要遇到改朝換代,就應(yīng)該寧死不屈,舍生殉國,否則便是不忠不義,人格破產(chǎn)。
然而問題是:你們真的準備好把這把道德標尺也用到自己祖宗身上了嗎?
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頻繁,早期有夏商周,再從秦漢到隋唐,宋元到明清,再到近代的政權(quán)更迭,幾千年間不知道換了多少統(tǒng)治者。若真按照“絕不臣服新朝”的標準來衡量,那么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祖先,恐怕都要被判定為“世修降表”的一員。畢竟每一次新王朝建立之后,大多數(shù)臣民都要在新朝的統(tǒng)治下繼續(xù)過日子,不可能像商朝滅亡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那樣,集體走上絕食殉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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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你們的祖宗在秦滅六國時就全部以死抗秦?
難道你們的祖宗在漢代取代秦朝時,又集體為秦朝守節(jié)?
到了三國歸晉、隋滅陳、唐滅隋、宋取后周、元滅宋、明滅元、清滅明……難道你們的祖宗每一次都義無反顧地殉國,一代接一代前赴后繼?
如果真是如此,那你今天恐怕很難有機會在網(wǎng)上發(fā)帖怒噴孔家“世修降表”,因為你的家族早就斷在某一次改朝換代時死絕了。
事實上,人類社會絕大多數(shù)人在政權(quán)更替時都會選擇繼續(xù)生活,而不是殉葬舊朝。普通百姓如此,士大夫如此,連許多歷史上被尊為忠臣的人也如此。隋亡之后,隋朝忠臣屈突通在唐朝繼續(xù)得到重用;宋亡之后,文天祥的弟弟在元朝做官;明亡之后,清朝的官僚體系里也有大量前明士大夫。歷史從來不是一部人人殉節(jié)的烈士傳,而是一部無數(shù)人在巨變中求生存的現(xiàn)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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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孔子后人之所以顯得格外“顯眼”,不過是因為他們有一個世襲的身份——衍圣公。這個頭銜本身就是歷代王朝出于尊崇儒學而賜予的象征性榮銜。王朝更替之后,新政權(quán)往往延續(xù)這一封號,以表示對儒家傳統(tǒng)的繼承。與其說孔子后人世修降表,不如說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需要利用孔子和儒學來維護統(tǒng)治。
換句話說,這并不是什么“世修降表”,而是一種文化延續(xù)。
更何況,如果真的有人堅持認為“向新朝臣服就是恥辱”,那最應(yīng)該嘲笑的恐怕不是孔子后人,而是整個中國歷史。因為歷代王朝更替之后,大多數(shù)官員、百姓乃至前朝皇室都會繼續(xù)在新政權(quán)下生活。按照這種邏輯,幾乎所有人的祖先都逃不過“世修降表”的指控。
于是問題就變得十分有趣了:當你嘲笑孔子后人“世修降表”的時候,你是否認真想過——你的祖宗在歷史上究竟做過什么?
他們是誓死不降、家族絕嗣的烈士,還是在改朝換代之后繼續(xù)種田讀書、娶妻生子的普通人?如果是后者,那么你今天站在鍵盤前義憤填膺的姿態(tài),其實多少有點像一個靠祖宗“投降”活下來的后人,在嘲笑另一個同樣活下來的家族。
這就像一群坐在船上的乘客,忽然開始嘲笑別人沒有和沉船同歸于盡。
當然,歷史上確實有許多令人敬佩的殉國之士。從屈原到文天祥,從史可法到張煌言,他們在極端情境中選擇了以生命表達立場,這種精神值得尊敬。但正因為這種選擇極為艱難,所以才顯得珍貴。如果把這種極端行為當成普遍義務(wù),反而是在消解它本來的意義。
更何況,那些真正殉節(jié)的人,往往并不需要在網(wǎng)上嘲諷別人來證明自己的氣節(jié)。
所以,當有人再用“世修降表”來嘲笑孔子后人時,不妨先想一想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你的祖先真的在每一次改朝換代時都堅貞不屈,那你今天究竟是從哪一代繼續(xù)繁衍下來的?
如果答案是沉默,那或許也說明了一件事——歷史從來不是由鍵盤上的氣節(jié)構(gòu)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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