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為何要采取超常規措施

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是保障國家發展安全、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根本支撐，其攻關進程直接關系科技強國建設目標的實現、大國博弈的主動權掌握。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采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等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

這一重要部署絕非偶然，其中超常規措施作為關鍵抓手，并非簡單的資源加碼，而是應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特殊挑戰、破解發展瓶頸的必然選擇。這一全新表述，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旨在將制度優勢與市場活力、社會創造力、探索風險性、法治確定性有機融合，是我國在關鍵發展節點，對復雜技術攻關難題進行戰略性干預、推進治理現代化的獨特探索。

實現建設科技強國戰略目標的迫切需要

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大國博弈復雜交織，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總體上可概括為4個方面。

一是國際政治進入變革期，基于規則和自由貿易準則的世界秩序受到嚴峻挑戰，傳統國際協調機制逐漸失效，民粹與民族主義抬頭，世界主要大國間的競爭博弈愈演愈烈，圍繞技術體系、規則標準、創新生態等全面競爭。

二是全球經濟進入重構期，世界經濟復蘇進展曲折緩慢，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加速多元化、數字化、綠色化轉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區域化本土化發展成為經濟全球化新特征。

三是全球科技進入產業化加速期，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和新能源、合成生物等新興技術孕育出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群體性重大技術和產業變革，跨界融合創新愈發頻密，涌現顛覆性技術的可能性增大，不斷改造傳統產業、形成產業新業態。

四是國際安全進入動蕩期，人類社會和國際關系處在和平與動蕩、緩和與緊張、接觸與遏制、對話與對抗、沖突與戰爭并存的復雜局面，科技發展引發的數字與網絡安全、生物與基因安全等新安全問題日益顯現，現代社會治理、科技倫理治理亟待提升。

“十五五”時期，將是我國實現建設科技強國戰略目標承前啟后的五年，創新驅動發展進入活躍期、科研成果轉化進入爆發期、新舊動能轉換進入關鍵期、結構優化升級進入攻堅期、數字綠色轉型進入增長期，我國發展要做到需求牽引、夯實基礎、全面發力。需求牽引，就是要找準牽一發動全身的關鍵問題；夯實基礎，就是要補短板、鍛長板、搶先機；全面發力就是要聚焦實現建設科技強國的目標任務協同發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培育形成新質生產力。

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重點領域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構成，是主要國家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制高點的戰略領域，也是近年來西方國家一直試圖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去中國化”的重點領域，更是我國科技強國建設的必爭領域。其中，既有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等，我國需要全力解決受制于人的卡點問題，也有生物制造等技術范式尚未完全固化、各國競相開辟新賽道的新興領域，為我國提供了可能實現彎道超車的新機遇。

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必須靠自己。全球科技競爭中，落后一步就可能長期失去主導權，甚至發展權。特別是在大國競爭博弈背景下，全球創新鏈、供應鏈正在加速調整和部分“脫鉤”，我國必須在此過程中夯實自主可控的關鍵節點，避免被鎖定在產業鏈中低端。取得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決定性突破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關系能否贏得未來的必答題，是我國統籌發展和安全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必須。過去這些年，我國出臺了一系列關鍵政策文件，從頂層設計、體制機制到具體產業發展路徑進行了系統性部署，重點領域攻關取得實質性突破，先進材料、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等領域一批“卡脖子”技術不斷被攻克。同時，也要認識到，現代核心技術（如光刻機、航空發動機）是龐大技術生態的結晶，涉及材料科學、精密制造、軟件控制等多學科深度交叉，需要扎實的基礎研究、完整的產業鏈配套、持續的資源投入和長期的技術迭代。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這些關鍵領域形成的發展優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長期技術演進、市場選擇、產業生態協同和大量耐心資本投入的復合結果。例如，硅谷的半導體生態、德國的精密機械傳統，都是這些國家在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中率先起步，定義了技術標準和產業架構，并逐漸形成了對全球價值鏈的掌控力；光刻機從干式到浸潤式再到極紫外光（EUV），不斷通過試錯持續改進、代際傳承，已經形成了龐大的隱性知識庫和專利網絡。

未來5到10年，是我國能否成功跨越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關鍵窗口期，這對實現科技現代化、以科技現代化支撐中國式現代化非常關鍵。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戰略性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面臨的時間窗口約束、系統性壁壘和復雜性挑戰，依靠市場自發演進或常規的科研管理、產業政策節奏，難以在戰略窗口期內取得突破，必須以超越常規思維、常規節奏、常規投入力度的方式，聚焦發展目標或問題短板啃硬骨頭進行集中突破，力爭在比較短的時間走完別人幾十年走過的路，以保障國家安全、科技安全、產業安全。

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挑戰與機遇的創新之舉

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學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其本質是一次基于數字智能、覆蓋經濟社會全局的系統性重構，對一體化持續推進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工程實現和產業發展帶來新的顛覆性要求。一是迭代速度指數級增長。技術迭代速度遠超傳統產業周期，窗口期短暫，按部就班必將錯失良機。二是跨界融合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等深度融合，不斷催生合成生物、智能網聯汽車、無人自主系統等新賽道，迫切需要打破傳統部門壁壘。三是全方位滲透性。這場變革往往不是對現有技術的線性改進，而是開辟全新價值網絡，不僅創造新產業，更全面重塑所有傳統產業的研發、生產、管理和商業模式。四是發展高度不確定性。技術路徑、商業模式和最終形態乃至社會影響都存在巨大不確定性，需要高風險的探索和試錯。五是贏家通吃效應。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正處在從技術突破到產業爆發的臨界點，誰率先形成技術標準、產業生態和市場規模，誰就能占據難以撼動的優勢地位。因此，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不僅涉及激烈的技術競賽，更是涵蓋國家創新體系、產業生態、治理模式乃至全球規則的全方位競爭。

采取超常規措施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主動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挑戰與機遇、實現趕超或引領的必然戰略選擇。這絕非簡單的集聚資源、加大投入力度，而是一場涉及思維模式、組織方式和政策工具的全面創新。從全球看，美國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創世紀計劃”，歐盟的《歐洲芯片法案》等，都是通過立法、巨額補貼、本土化要求等超常規手段，爭奪未來產業主導權。從我國看，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重點領域的選擇有極強的針對性，都是涉及全局性的、牽一發動全身的關鍵問題，既解決燃眉之急的“卡脖子”受制于人問題，也抓住了新技術革命可能帶來的新機遇，并且這些領域構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技術能力體系主要骨架。例如，集成電路是數字化時代的“糧食”和“大腦”，其發展極端依賴先進材料（如硅片、光刻膠）、高端儀器（如光刻機、量測設備）和工業母機（超精密機床），并由電子設計自動化軟件（EDA）設計出來；生物制造代表了“融合性未來產業”的方向，其研發和生產過程高度依賴專用的高端儀器（基因測序儀）、先進材料（生物反應器膜材）和自動化裝備（工業母機），并由復雜的算法與軟件（基礎軟件）進行控制和優化。

我國科技發展范式正在發生從跟隨模仿到自立自強的根本性轉變，這就要求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必須實現“從0到1”的質變，并完成“從1到N”的跨越。其間包含3個核心躍遷：

一要自主可控，即建立起不依賴外部、不受制于人的技術體系和供應鏈，這也是安全的底線與發展的基石。

二要性能達標，即國產關鍵核心技術的性能、可靠性和成本能夠滿足主流市場需求，這也是檢驗技術攻關成功與否的試金石。

三要生態繁榮，即圍繞突破的核心技術，形成上下游銜接、各類主體協同的產業集群和生態系統，這也是實現從技術自立到產業引領的跨越。

其中，“從0到1”的突破主要依靠國家戰略主導，“從1到N”的跨越則更多依靠市場機制和產業規律。因此，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已經超越了單一的技術研發，其目標是構建一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創新生態系統。

這就必然要求堅持系統思維、全鏈條推進，即在攻關的過程中，從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到產業落地，確保各環節環環相扣，不能讓任何一環掉鏈子。我們既要著力推進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資金鏈的深度融合，也要著力保障供應鏈的韌性、提升政策鏈的效能，推動“六鏈”動態協同、循環強化，切實形成“技術——產業——市場”的良性循環，不斷提升國家競爭力。

其中，創新鏈是源頭，覆蓋從基礎研究到市場產品的全過程，融合關鍵在于建立“需求牽引研發、研發圍繞需求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讓市場難題成為科研命題。

產業鏈是載體，核心在于實現技術價值與商業回報，融合關鍵在于龍頭企業發揮出題者、投資者和首用者作用，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

供應鏈是基石，重點是保障安全與韌性，關鍵是通過國產化替代和多元化布局，將供應鏈的薄弱環節轉化為創新鏈的攻關方向。

人才鏈是根本，主要任務是提供核心智力支持，融合關鍵是推動“科學家——工程師——工匠”貫通培養，并建立市場化、國際化的激勵與評價機制。

資金鏈是血液，主要功能是承擔風險與提供耐心，融合關鍵是政策性金融與市場化資本協同，對基礎研究和長周期項目給予耐心資本支持。

政策鏈是保障，作用是提供制度支撐與方向引導，提升的關鍵是政策的敏捷性，政策適配需求，允許特事特辦，破除部門壁壘，創新攻關組織模式，形成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攻克關鍵核心技術的必然選擇

未來5到10年是關鍵的窗口期，也是國家創新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競賽。我國過去這些年的政策部署，以及大飛機、北斗系統、特高壓輸電等系統集成攻關實踐，既贏得了寶貴的發展時間、戰略空間和能力基礎，也充分驗證了新型舉國體制在攻克關鍵核心技術上的有效性。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面臨技術壁壘高、投資風險巨大、研發周期漫長、國際封鎖嚴密等非常規挑戰，從突破到領先仍有長路要走，基礎研究根基仍需加固，同時全球競爭與合作格局復雜化，技術“脫鉤”風險與全球創新合作需求并存，必須在自主可控與開放合作間尋求更高水平的平衡。

超常規措施與新型舉國體制的融合，是新時代背景下對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模式的戰略升級和操作化實踐。其中，新型舉國體制提供組織框架和制度基礎，其強調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通過跨部門、跨地區、跨軍民的系統性組織，形成協同合力，確保攻關不因短期市場波動而中斷。其“新”體現在尊重科學規律和經濟規律，注重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引導多元主體參與。而超常規措施提供戰術工具和執行彈性，其在新型舉國體制框架下，為實現特定目標而采取突破性、靈活性政策工具，是對常規行政流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必要補充和突破。例如，通過特事特辦、機制創新、彈性監管等方式，敏捷響應應對技術路線的無人區和市場的不確定性。

二者的融合協同，關鍵在于建立一個“戰略牽引——市場驅動——政府協調”的動態運行體系，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其中，由國家基于長遠發展與安全需求，定義重大戰略領域和必須攻克的關鍵核心技術清單，解決“為何而戰”的問題，超常規通過“使命導向型”創新計劃等，引導社會資源向戰略領域匯聚。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企業、風險資本、人才在競爭與合作中篩選技術路線、優化產品、創造價值，解決“如何取勝”的問題，超常規廣泛采用“揭榜掛帥”“創新聯合體”等市場化機制，形成強大的市場拉力。政府發揮系統集成者、規則創新者、風險分擔者等協調作用，彌補市場失靈，解決“障礙何在”的問題，超常規搭建公共研發平臺和中試驗證平臺、實施“監管沙盒”“創新采購”等政策。

在基礎研究環節，側重營造“靜水深流”的探索環境。可在國家戰略必爭的基礎科學領域進行超前部署，制定非對稱趕超策略。設立首席科學家負責制的穩定支持項目，實行預算包干制和里程碑式管理。在特定科研機構設立“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實行國際通行的科研管理體制。培育寬容失敗的文化與評價機制，對探索性強、風險高的基礎研究項目，建立盡職免責機制。

在技術開發環節，側重跨部門跨領域協同與場景驅動。可針對明確的技術難題，公開發榜，不限團隊背景“揭榜掛帥”，同時支持3——5個不同技術路線的團隊并行攻關，在競爭中優選最優解。要求或鼓勵軍工、能源、交通等關鍵部門開放真實應用場景，作為新技術的試驗場。在自動駕駛、基因治療等前沿領域，劃定特定區域或范圍，允許企業在真實場景中測試創新產品，同時暫時豁免部分現行監管條款。

在工程化環節，側重打通無縫銜接的轉化鏈條。可針對特定工程目標，組建由整機企業牽頭，核心部件、材料、軟件、檢測單位共同參股的“獨立法人實體”。以股權為紐帶，明確知識產權歸屬和利益分配，形成產業化共同體。建立“并行工程”審批通道，在符合基本安全規范的前提下，允許研發、測試、標準制定、生產許可申請同步進行，大幅縮短工程化周期。探索成立“工程化推進專班”，針對工程所需特定“卡脖子”材料、零部件或工藝問題，調動全國資源進行點對點突破。

在產業化環節，側重創造敢用愿用的市場生態。可在關系國家安全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黨政機關、重點國企等領域，制定“自主可控產品替代目錄”和明確的時間表，為國產技術提供“強制性初始市場”。政府作為“領先用戶”，直接采購尚未完全成熟但戰略意義重大的產品和服務，幫助產品快速迭代完善。建立國家主導的“關鍵核心技術專利池”，對創新聯合體內形成的知識產權進行集中管理、交叉許可和打包運營，降低產業鏈整體創新成本。

總之，采取超常規措施的最終目的，并非永遠特事特辦，而是通過一段時間的集中突破和制度創新，實現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決定性突破，最終將成功的超常規經驗，轉化和固化為能夠持續引領創新的新常規體系。

文章來源于《學習時報》2026年3月4日第7版。潘教峰，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院長。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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