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首長回歸，大家避之不及，開國少將卻主動去接，后來他被授上將

1969年的特殊時期，王近山雖然獲得復出，被安排到南京軍區(qū)當副參謀長，但是他曾經挨過處分，前景會是什么情況，誰也說不準。

王近山這次復出情況有些特殊：一是職務比他過去低了不少（以前是大軍區(qū)副司令），這個安排是過渡還是到底，誰心里都沒底。

二是當時的大環(huán)境變化快，今天起用了，說不定明天又有什么變動。

三是他過去犯過錯誤，雖說重新工作，但會不會被翻舊賬，誰也說不準。

而開國少將尤太忠得知老首長王近山要回歸的消息，非常高興。第一時間就是挨個打電話給軍區(qū)的老戰(zhàn)友，這些老戰(zhàn)友，都是當年在王近山的部下或者老相識。

而電話那頭，回應卻令人心寒。有人說臨時有事，有人說身體不適，有的人在電話里吞吞吐吐，還表示:現在去接合不合適？到最后，反正就是去不了。

尤太忠聽著聽著，怒火中燒，猛地把電話聽筒摔在桌上，吼出一句話：“當年老首長帶我們沖鋒的時候，你們怎么不避嫌，你們不敢去，我去。”

尤太忠是一個非常講情義的人，王近山可是曾經帶他打仗、教他打仗的“老首長”，還打了一路勝仗，他打心底里敬重。

如1937年秋，在山西娘子關，八路軍129師386旅開赴抗日前線。副團長王近山奉命在七亙村設伏，這是尤太忠第一次以連級干部身份獨立指揮戰(zhàn)斗。

戰(zhàn)前，王近山給尤太忠加油打氣，出謀劃策，戰(zhàn)斗打響后，尤太忠率部截斷日軍退路。兩人配合的非常好，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還繳獲了不少物資。但尤太忠手掌受傷，王近山親自為他包扎，說了一句讓尤太忠記了一輩子的話：“太忠，以后你就是我王近山的親兄弟！”

如果說七亙村是結拜，那么解放戰(zhàn)爭就是真正的生死與共。

1946年，王近山出任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第六縱隊司令員，麾下三員大將，有16旅旅長尤太忠、17旅旅長李德生、18旅旅長肖永銀，被譽為六縱三劍客。在王近山"瘋勁"的感染下，這支部隊成為二野最敢打硬仗的主力。

定陶戰(zhàn)役，王近山下令三劍客各率一部從三個方向突破敵人整編3師防線。尤太忠旅夜襲大黃集，最終全殲敵軍，活捉中將師長趙錫田。劉伯承贊嘆：“王近山的六縱，真是一把鋒利的刀！”

挺進大別山，尤太忠率16旅擔負保衛(wèi)大軍渡汝河的重任。面對敵軍精銳一個軍的追擊，他堅持阻擊到凌晨，確保大部隊安全過河。他在戰(zhàn)斗中的表現也獲得了鄧公的高度的贊美。

同時，尤太忠對王近山的指揮才十分欽佩和認同。他知道，這位老首長或許性格有缺陷，但論打仗，是百年難遇的將才。

1964年，王近山因個人生活問題被作為典型處理（鐵了心要和妻子離婚），被一擼到底，黨籍也沒了、撤銷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職務，軍銜從中將降為大校，還被下放到河南黃泛區(qū)農場當副場長。

消息傳來，許多人選擇了沉默。但尤太忠沒有。

他專程驅車數百公里，趕到河南農場探望。看到曾經叱咤風云的老首長，如今身體抱恙、生活艱苦，尤太忠心如刀絞。

回南京后，他立即找到南京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直言：“王近山還能為黨工作，應該讓他回來。”

許世友問：“這事不太好辦，組織是拿他當典型警示干部的，你有什么辦法沒？”

尤太忠分析道：“現在邊境緊張，正需要能打仗的將軍。您可以在合適的時候跟組織提提。”

許世友想了想，覺得是個機會。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許世友借著與毛主席散步的機會，表示現在是用人之際，王近山年輕又能打，建議讓他復出。并表示南京軍區(qū)愿意接納王近山。

毛主席笑了笑，同意了。就這樣，在尤太忠和許世友的奔走推動下，王近山得以復出。

但尤太忠沒想到，政治的風向標如此微妙。老首長真的要來了，老戰(zhàn)友們卻退縮了。王近山下放農場期間，多少人避之不及，唯獨他敢去探望。

所以，當電話里傳來一個個推脫的聲音時，尤太忠的憤怒里，更多的是一種心寒，這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老首長。他轉身叫上肖永銀和吳仕宏，三人驅車直奔南京站。

凌晨一點的月臺上，王近山走出車廂，看到三個筆直的身影。尤太忠率先上前，莊重敬禮：“報告司令員，尤太忠前來迎接！”

王近山愣了片刻，眼眶微紅，顫巍巍回禮。這一禮，敬的是老部下的這份情。

1978年，王近山病逝，當時已調任內蒙古軍區(qū)司令員的尤太忠，聞噩耗后獨自面向南京方向，三鞠躬，淚流滿面。他沒有去追悼會現場，因為職務變動后的規(guī)矩限制，但他用這種方式，送老首長最后一程。

往后的歲月，尤太忠一直在崗位上兢兢業(yè)業(yè)，為國家默默的付出。1988年9月14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17位高級軍官被授予上將軍銜，這是解放軍恢復軍銜制后的首次授銜。這17人中就有尤太忠。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將軍銜；1988年，直接晉升上將，中間跳過了中將。這種跨越，在17位上將中極為罕見。

因為尤太忠的資歷、品格和戰(zhàn)功，在那個特殊的歷史節(jié)點上，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義。

1988年的授銜，不是簡單的論功行賞，而是一次歷史與現實的復雜平衡。

當時，中央軍委決定和平時期軍銜設到上將為止，取消元帥、大將，最高軍銜就是上將，但是高層定調，上將的評定非常嚴格的。

17位上將中，洪學智是1955年的上將，這次再次授銜，成為六星上將；秦基偉、向守志、李德生等，都是紅軍時期入伍、歷經長征、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的老資格。尤太忠能躋身其中，他有這么兩個閃亮的履歷：

第一個是戰(zhàn)功。從紅四方面軍的小戰(zhàn)士，到八路軍129旅的連長，再到二野六縱的旅長、志愿軍師長，他參加了百團大戰(zhàn)、中原突圍、挺進大別山、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抗美援朝，戰(zhàn)功赫赫。

第二個是任職。1980年起，他連續(xù)擔任成都軍區(qū)、廣州軍區(qū)兩大軍區(qū)司令員，是正大軍區(qū)職的完整履歷。1985年百萬大裁軍，11個大軍區(qū)合并為7個，多數司令員被更換，唯獨他和秦基偉、向守志三位二野出身的開國將軍暫時留任，以老資格坐鎮(zhèn)的方式穩(wěn)定軍心。

所以綜合這些，他是滿足授予上將條件的。1998年，尤太忠在廣州病逝，享年80歲。

他一生經歷的兩次授銜，跨越了33年。這33年，是中國軍隊從革命戰(zhàn)爭年代向現代化正規(guī)化建設轉型的關鍵時期。他的晉升軌跡，既是個人的奮斗史，也是一部微觀的軍史。

但人們記住的，不僅是他的軍銜，更是那個南京火車站的深夜，那個只有三個人接老首長的站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