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許世友病重，醫(yī)護不敢送醫(yī)院，向守志拍板：其他事以后再說

1985年10月1日清晨，南京城還籠著一層薄霧，街頭已經掛起了慶祝國慶的紅旗。就在這一天，舉國歡慶的氣氛之外，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的一間病房里，卻在與時間賽跑。昏迷不醒的許世友，被緊急推上搶救床；而就在幾小時前，圍在他身邊的一圈醫(yī)護人員，卻一度不敢做出“送醫(yī)院”這個看上去理所當然的決定。

如果時間往前撥幾個月，這一切并非毫無征兆。1985年的春天，許世友已經80歲，自認“身子骨比不少年輕人還硬實”，可身體給他的信號，比他嘴上的硬氣要誠實得多。

一、從“紅頭文件”到一聲“我不上北京”

1985年3月的一天，南京下著小雨。許世友被安排去上海華東醫(yī)院做例行體檢，他一早沒吃飯，邊走邊嘟囔：“檢查就檢查，別大驚小怪。”在場工作人員都知道，他這算是“難得配合”了。

檢查結果出來時，醫(yī)院內外的空氣一下子緊繃起來。化驗單上，“甲胎蛋白大于1000納克/毫升”的數字格外扎眼，這個指標遠超正常值，按當時醫(yī)學認識，大多和原發(fā)性肝癌有密切關系。醫(yī)生們立刻成立專家小組，商量對策：一邊密切觀察，一邊定期復查，爭取再多找一些證據。

兩個月后復查，B超顯示有肝硬化，但暫時沒見到明確的腫塊。可血液里的甲胎蛋白，仍然牢牢“釘”在1000以上。這個矛盾的結果，讓專家們如坐針氈——從醫(yī)學指標看，肝癌的可能性極大，但要在這么一位久經沙場的上將身上，寫下“肝癌”兩個字，誰也不敢輕易簽字。一紙診斷，關系太大。

有意思的是，最不清楚實情的人，偏偏就是當事人許世友。對他而言，一次檢查只是個“小插曲”，轉身又投入到繁忙的會議和工作之中。而另一邊，上海方面已經將情況上報，南京軍區(qū)接到報告后，很快形成一份紅頭文件，印發(fā)十份，核心意見只有一句：建議盡快到解放軍總醫(yī)院進一步檢查。

軍區(qū)黨委成員相繼簽字，其中就包括時任南京軍區(qū)司令員向守志。大家統一看法：盡快安排住院、系統治療，不能再拖下去。此時，許世友正在青島參加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會議，南京軍區(qū)的電話，一路打到了青島。

聶鳳智接到情況匯報，心里清楚事情的分量。他安排秘書向南京軍區(qū)和中顧委相關負責同志通報情況，又叮囑身邊工作人員做好一個準備——會議一結束，就送許世友去北京301醫(yī)院，徹底查清楚。

當晚，聶鳳智在住處找到了許世友，兩人坐下沒多久，話題就繞到了身體上。“會一結束，還是去趟北京，檢查細一點。”聶鳳智說得不快，語氣很慎重。許世友擺擺手，幾乎沒猶豫：“不去北京，我不上301醫(yī)院。”

這句硬邦邦的話，把后面一連串勸說全部堵了回來。之后幾天，杜平、唐亮、蕭望東等幾位老部下、老戰(zhàn)友輪番登門，苦口婆心，勸他顧全大局、配合治療。許世友的回答，卻始終沒變：“我不去北京。”

8月6日晚上，他們又見了一面。屋里有些悶，誰都不先開口。許世友低聲說了句什么，旁邊的工作人員聽清后，轉給聶鳳智：“首長說要回南京。”當晚，他干脆下了逐客令：“我要休息了。”

這股子脾氣，大家并不陌生。后來在南京治療期間，301醫(yī)院政治委員劉軒庭專程來探望，忍不住問了一句：“首長，轉到北京治療多方便啊，北京條件好。”許世友慢吞吞地回了一句：“北京的路太窄，人太多……”話說得模糊，卻看得出，他從心底里，對“上北京看病”這件事，始終有抵觸。

不難理解他的固執(zhí)。這一生，傷病沒少有：長征路上七次負傷，最嚴重的幾回，都是靠簡陋條件、土辦法硬熬過去。和平年代，他對醫(yī)院的態(tài)度愈發(fā)簡單——能不去就不去。醫(yī)生建議，他聽一半丟一半，還總結出一套“理論”：“我自己啥情況，自己最清楚。要是全聽醫(yī)生的，人都活不成。”

有一次，出訪阿爾巴尼亞回國，他覺得身體不舒服，被工作人員“半哄半拉”送進醫(yī)院。做口腔檢查時，醫(yī)生拿著壓舌板，讓他張嘴。他一看那玩意兒伸進來，猛地一驚，條件反射就往后躲，轉身拂袖而去，臉上寫滿不信任。這一出，旁邊人都嚇了一跳。后來眾人再三解釋，才勉強把他“請”回檢查室。

這樣的人，偏偏又是軍中出了名的“剛烈將軍”。醫(yī)護人員越清楚他的性格，在關鍵時候就越不敢輕易做主。這一點，在1985年9月30日的那個晚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二、病情惡化，誰敢下“送醫(yī)院”的決心

1985年9月30日，南京中山陵8號院內，氣氛壓抑得有些反常。許世友已經多次出現昏迷，清醒時間越來越短，大小便失禁，下肢皮膚上布滿淤斑和斑點。這些癥狀，結合之前的指標，在專家眼里幾乎已經畫上等號——典型的肝癌晚期表現，肝功能極度受損。

當天，軍區(qū)總醫(yī)院的專家緊急會診，一致認為他已經進入三級肝昏迷狀態(tài)，很危險，必須立刻下“病危通知書”。紙面上的幾個字，不僅是對家屬負責，也是對組織負責。醫(yī)護人員緊張起來：一邊準備搶救，一邊反復討論下一步的處置方案。

照常理說，這時候把人直接送進醫(yī)院搶救，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可屋里圍了一圈人，卻遲遲沒有人邁出那一步。護士對視一眼，年輕醫(yī)生看看年長的老軍醫(yī)，誰也沒有把“現在抬上救護車”掛在嘴邊。不是不清楚拖延的后果，而是了解得太清楚——首長生前一再公開講過“不上醫(yī)院”“不去住院”，真要在他昏迷時把人“抬”走，萬一醒來大發(fā)脾氣，誰擔得起這個責任？

有人悄聲建議：“要不要先征求家屬的意見？”于是，一行人急匆匆去找許世友的兒子許援朝，把病情說了，問能不能做主送醫(yī)院。許援朝沉默了，他比誰都懂父親的脾氣，最后只說了一句：“讓我跟大家再商量商量。”

時間一點點過去，昏迷中的病人呼吸急促，病房里的空氣幾乎凝固。在這種猶豫不決之中，南京軍區(qū)司令員向守志得到了消息。他聽完匯報，語氣很重：“現在什么情況？”身邊工作人員簡單復述：“三級肝昏迷，醫(yī)院建議馬上送軍區(qū)總醫(yī)院集中搶救，可大家怕首長醒來以后怪罪，一直沒敢下決心。”

“這還有什么好商量的？”向守志的回答，幾乎不加思索，“立刻送軍區(qū)總醫(yī)院！其他的事以后再說。”

這句話，像一記重錘把大家敲醒。有了軍區(qū)司令員的明確命令，誰也不再遲疑。很快，擔架車推到床邊，醫(yī)護人員熟練地固定好各類設備，小心翼翼把已經有氣管插管的許世友抬上車。警衛(wèi)員一路隨行，護送他離開了中山陵8號——這一走，就再也沒能回到這里。

到了軍區(qū)總醫(yī)院，搶救立即展開。輸液、藥物、監(jiān)護設備一一就位，醫(yī)護人員連軸轉。半夜時分，原本深度昏迷的許世友，突然有了反應。等他慢慢睜開眼睛，看到天花板，看到周圍林立的儀器，愣了好一會兒。

在場的醫(yī)生、護士幾乎同時屏住呼吸，心里都做好了挨訓的準備。本以為會聽到一聲怒喝，卻只見他緩緩轉頭，打量了一圈陌生的環(huán)境，又慢慢閉上眼睛，再沒說什么。大家下意識地松了口氣，有人悄悄擦了把汗。

這一刻，有經驗的人大概能體會到他心里在想什么。許世友不是不知道事情走到了哪一步，只是到了這個階段，他也明白了一個道理：身體撐不住了，硬扛也沒有意義。很多年養(yǎng)成的倔脾氣，在病痛面前，悄悄收了回去。

1985年10月1日，南京人民大會堂內，軍民聯歡會正在進行，前排黨政軍領導席位上，特意空出一個位置，留給“今天沒來”的許世友。會場上掌聲一陣高過一陣，而此時在醫(yī)院里，這位戰(zhàn)功赫赫的上將，正靠著藥物和儀器維持著生命。

期間，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專程到南京看望。問題是，病人一直處在昏迷狀態(tài)，怎么才能讓他在這短短時間里醒過來？醫(yī)生一時也想不出合適的藥物，身邊工作人員突然想到一個辦法：把病床搖高，讓他處在半坐位置，然后在耳邊大聲呼喚。

楊尚昆剛走進病房，護士就俯在許世友耳邊大聲喊：“楊尚昆副主席來看你了！是代表鄧小平主席來的！”喊了幾遍，沒有回應。又過了一會兒，他的喉嚨突然發(fā)出一陣含混不清的聲音。眾人屏住氣，死盯著他。

許世友的眼睛終于慢慢睜開，目光在病房內停了一圈，又落到床前的楊尚昆身上。他努力挪了挪腦袋，似乎想看得更清楚一點，然后憋出幾個含糊的音節(jié)。楊尚昆俯下身去，貼近他的嘴，才聽清這幾個字：“我完蛋了。”

這句話，不長，卻異常沉重。從幾十年沖鋒陷陣，到此刻坦然承認“完蛋”，許世友第一次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周圍的人聽到這幾個字，心里仿佛突然被拽了一下，有人眼眶當場紅了。

三、強心針之下的“最后請求”

許世友的病情接下來一路下滑。高燒不退，說胡話的時間越來越多，經常在半昏迷中喃喃自語。軍區(qū)黨委天天關注他的情況，向守志在聽完新的病情匯報后，沉默片刻，說了一句：“老首長怕是不行了。要抓緊時間搶救！重新制定方案，想盡辦法，讓他再清醒一回，聽聽他還有什么要求。”

這個意思很明確：盡最大努力，把人從昏迷狀態(tài)里再拉回來一次，讓他有機會把心里最重要的事說清楚。田普立即把指示轉告醫(yī)院。醫(yī)生權衡再三，決定給他使用強心藥物，試圖讓心功能稍稍恢復一些，從而帶動意識短暫清醒。

藥物推入靜脈后，監(jiān)護儀的數字稍微穩(wěn)定了一些。大概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緩緩睜開眼睛，呼吸仍然很虛弱，但比前幾天的“人事不省”要好得多。醫(yī)護人員沒有多說，只是示意家屬和身邊同志靠上前去。

在這一段短暫而清醒的時間里，他提到的事情不多，也沒有交代什么龐雜的“后事安排”。反復掛在嘴邊的，只有一件心事：自己死后，希望不要火化，而是運回老家，和母親合葬。他憂慮的，不是能不能下葬，而是上級組織會不會同意。

“人生自古忠孝難兩全。我一生自幼參加武裝斗爭，報效老母不足。活著盡忠，死后盡孝。愿與老母合葬。”這番話，既不像戰(zhàn)場上的命令，也不像會議上的發(fā)言，更像一個普通兒子，對母親的愧疚與眷戀。不得不說，在生命的末端，他心底最在意的，還是那個“欠母親的情”。

他的顧慮并非多余。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黨和國家就大力倡導火葬。毛澤東在世時，帶頭在倡議書上簽字表態(tài)，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也都支持并履行了這一制度。很多將領去世后，都按照火葬方式安置骨灰，要么放入骨灰盒，要么撒向江河山川。

許世友清楚，自己生前沒有在火葬倡議書上簽名，因此嚴格意義上說，并未在制度上作出過“自愿火葬”的書面承諾，但這并不意味著后續(xù)問題就完全簡單。他提出“土葬”的請求，在當時無疑是個比較特殊的要求。

關于他的遺愿，很快上報中央。鄧小平看到有關喪事安排的報告，不由想起當年簽署火葬倡議時的情景。那以后，許多老同志相繼去世，大多按照火化方式安葬。如今，有人提出與母親合葬，還是一位功勛卓著的上將，態(tài)度如何拿捏，確實不容易。

如果同意，是否會引起一些議論？如果不同意，又顯得過于冷硬。思前想后，鄧小平想起一個關鍵點：火葬本身就是“倡導自愿”，并非強制性命令，而許世友本人當年確實沒有簽字。站在這個事實基礎上，再結合他的特殊經歷和貢獻，鄧小平最終作出決定——同意他的請求，可以土葬，準許與老母親合葬。

之后，王震在一次內部傳達中，轉述了鄧小平的意見，也對許世友的特殊情況做了一個概括：“許世友同志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經歷、特殊貢獻的特殊人物。許世友這次土葬，是毛澤東同志留下的、鄧小平同志簽發(fā)的特殊通行證，這是特殊的特殊！”這一說法流傳開來，使得許世友的“身后事”，在政策框架內有了清晰的定位。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通行證”，既體現了組織對一位老將軍畢生貢獻的尊重，也體現了在原則與個案之間那種謹慎的平衡。制度是制度，人也是活生生的人，許世友把“與母合葬”看得那么重，組織最終給出的回應，也顯得格外鄭重。

1985年10月中旬，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不斷趕到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參加搶救會診。大家都清楚，現代醫(yī)學能做的，是盡最大可能延長生命、減輕痛苦，卻無法逆轉“生老病死”的規(guī)律。會診意見一份份形成，治療方案一版版調整，許世友的生命體征，卻仍然穩(wěn)步向低谷滑去。

10月20日以后，他幾乎一直處在深度昏迷狀態(tài)。監(jiān)護儀偶爾出現的波動，也只是短暫的回光。10月22日下午，這位出生于1905年、走過戰(zhàn)火和風云的上將，在南京安靜離世，享年80歲。

四、從中山陵8號到許家洼：一段回鄉(xiāng)路

1985年10月31日，南京軍區(qū)禮堂里，氣氛肅穆。許世友遺體告別儀式在這里舉行，上千人排隊默默走過靈柩前，目光停在那張已經定格的面容上，眼神里有悲痛，也有敬意。這個場景，與他生前的風風火火形成鮮明對比。

告別儀式結束后，一個新的問題擺在南京軍區(qū)領導面前：如何把這位老首長送回故鄉(xiāng)，完成他“與母合葬”的遺愿？運輸路線、時間安排、安全保衛(wèi)，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需要周密考慮。軍區(qū)領導和相關部門開了多次協調會，反復推演方案。

不得不說，這趟“回鄉(xiāng)路”，讀起來只是一段行程，對組織而言，卻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既要體現對烈士、對老將軍的尊重，又要兼顧現實條件和保密要求，處理不好，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最終確定的方案，是以軍區(qū)為主，組織專門車隊護送遺體回河南新縣田鋪鄉(xiāng)許家洼。車隊從南京出發(fā)，沿途保持低調，不搞任何形式的“造勢”。一路行程大約三個小時，車輛壓著秋天的公路緩緩前行，山川田野從車窗外掠過，仿佛在默默迎接一位久別重返故土的老鄉(xiāng)。

抵達田鋪鄉(xiāng)時，已經是傍晚。許家洼四周青山環(huán)抱，村莊不大，卻是許世友記掛一生的地方。當地群眾得知消息后，自發(fā)在山路兩邊駐足，不喧嘩、不圍觀，只是安靜地遠遠望著。對他們而言，這不僅是一位上將回鄉(xiāng)，也是一個走出大山的“自家人”回來。

1985年11月9日凌晨6點，天邊剛透出一絲魚肚白，山間的寒氣還很重。安葬儀式在青山腰間進行。墓地選在一片背山面陽的坡地上，視野開闊，可以看到田鋪鄉(xiāng)的山水輪廓。按照批準方案，墓葬形式嚴格控制規(guī)模，不搞超規(guī)格，不搞大型建筑，只求莊重、樸素。

隨著最后一鍬土覆上棺木，禮兵整齊敬禮，現場的安葬程序宣告結束。太陽漸漸從山背后升起來，光線照在墓碑上，也落在旁邊那片埋葬著他母親的土丘上。許世友“與母合葬”的愿望，就此真正落地。

有一件小事，后來被不少人提起。在安葬儀式接近尾聲時，田普在心里輕聲念了一句：“娘，我把世友交還給您了。”這句話聽上去很樸素，卻道出了許多人共同的心情——一個把一生交給了國家和軍隊的人，最后還是要回到最初出發(fā)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許世友的一生，從出身到成名，起點并不高。1905年生于河南新縣一個普通農家，少年時就卷入武裝斗爭，靠著血戰(zhàn)和膽氣，從戰(zhàn)火與泥濘中一步步走上高位。在很多戰(zhàn)役中，他都是沖在最前面的人之一。也正因為早年這種拼命的打法，落下了一身傷病，可他自己對這些傷，并沒過多放在心上。

到了晚年，他依舊延續(xù)著這種“拼命不要緊”的思路。身體不舒服，咬咬牙扛過去；受過的傷，他當成“老伙計”；醫(yī)生的叮囑，聽聽就算。他以為自己的“硬朗”，可以撐過大部分問題。可肝部的病變，與以往的彈片、槍眼不同，這一次，他碰到的是一個靠意志力很難戰(zhàn)勝的敵人。

回頭看，他對醫(yī)院的抵觸，對“上北京看病”的排斥，從性格和經歷上，都有跡可循。長期在戰(zhàn)場上摸爬滾打，習慣于靠自己判斷生死，久而久之，對“白大褂”和儀器，自然不會那么親近。加上早年醫(yī)療條件有限，留下的印象未必太好，這種心理偏差，在很多老一輩指戰(zhàn)員身上并不罕見。

從南京中山陵8號到河南許家洼，這段回鄉(xiāng)路連接起了他生命中的兩個端點。一頭，是戰(zhàn)功赫赫、性格剛烈的開國上將；另一頭，是大別山深處那個“孝子”的角色。一生在“忠”與“孝”之間拉扯，臨到最后，他用“合葬”的方式，給自己畫上一個相對完整的句號。

許世友去世之后，墓地靜靜地躺在青山半腰。大別山的風從樹梢掠過，吹過墓碑，也吹過不遠處那塊母親的墳塋。對外界來說，這里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對許世友來說，這里卻是他一生牽掛最多的地方，也是最后回到的地方。